中国史学的西“体”中用——新式历史教科书和中国近代历史观之改变

中国史学传统源远流长,其标志之一就是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的史书体裁,自汉代以来,延续了两千余年,成为"正史"的主要形式。但当今中国的史学,却又几乎不见纪传体史书的踪影。本文从历史观的改变为观察角度,讨论和分析了西方章节体史书如何在清末传入中国并取代纪传体和其他传统史学体裁的现象。作者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清末中国和日本史学的互动有着比较紧密的关系。日本汉学家在当时所著的新式历史教科书,采用了章节体的体裁,又落实了进化论的近代历史观念,为甲午战后的中国士人所接受并模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章节体的史书,较能综合各种史实,用进化的视角记录和考察历史的演变。     

章学诚对《宋史》的批评与改撰

在中国传统史书体裁中,由《史记》和《汉书》开创的纪传体占有重要地位。然而纪传体史书在二千多年的发展中渐渐产生了弊端,至《宋》《元》二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章学诚考察历代纪传体史书的流变与得失,选择《宋史》作为鹄的,对《宋史》诸表、诸志、列传等展开深入的史学批评,提出设置人表类例、明确修史义例、记事客观公允等编撰要旨,进而提出了改撰《宋史》的基本构想即传以纪事的新纪传体裁。他的史学批评具有极高的辩证性和公允性。     

新史书体裁创制探研

中国传统史书体裁丰富多样,其中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志体等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在西方史学理论冲击下,中国传统史书体裁也面临着改造和创新的问题。其中,"综合体"是大陆史家对旧纪传体的改造成果,"细说体"是旅美学者黎东方对旧纪事本末体的改造成果。而今,以《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二书为代表,以强调问题意识(史识)作为修史导向,希图穷尽史料的章节体新史书体裁:"钩玄体"史书,正逐步成形。     

实录体史学研究的力作——读谢贵安教授《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有感

中国史书浩如烟海,其外在的表述形式也多种多样,如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纲目体等,学人研究也大都侧重于从文献学角度予以评析,如王锦贵<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等.与史书体裁相对的则是史书的内部体例,主要指规定和构成史书内容基本秩序的条目、凡例和特殊处理方式等,目前史学界对此有很多的学术探讨.而对实录体能否成为一种史书体裁的研究,据笔者所识,未见有系统的论述.     

纪传体产生的原因问题

在我国古代史书的体例上有编年、纪传之分,前者以《春秋》、《左传》为代表,后者以《史记》为代表。《史记》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通常所谓的纪传体,主要指本纪、世家、列传,特别是纪、传。整个二十四史都有本纪和列传,体例上都属纪传体。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在历史编篡学上可以说划出了两个不同的时代,其文学价值也历     

中国古代纪传体研究综述

纪传体是中国古代史书的重要体裁,从古至今研究者众多。本文从其起源、《史记》纪传体、《汉书》纪传体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并对进一步研究提出了建议。     

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两个阶段

中国传统史学以孔子为界,可分前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孔子以前,史学发展主流以记录为主,可称为“记录史学”,史官是唯一的历史记录者,记录分记言、记事两种主要形式。在孔子以后,史学发展主流以编撰史书为主,可称之为“编撰史学”。“彰善瘅恶”、“取鉴资治”成为编撰史书的指导思想;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相继形成;史官之中出现了记注史官与编撰史官的分工。中国传统编撰史学有成熟早、著述多、历时久等优点;又有发展缓慢、长期停滞、难以自发地进入更高发展阶级等缺陷。     

论司马光的“删削冗长,举撮机要”

一部史书的优劣,首先要看它的取材、内容和历史观,这是毫无异议的。但是也要看到怎样取材,史书的内容和观点是如何地表达,这些也是影响史书优劣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司马光自幼喜读史书,他始终感觉到纪传体史书的冗繁是个大问题。为此他主编了一部与纪传体史书不同的简明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他在编写《资治通鉴》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编纂思想,那就是“删削冗长,举撮机要”。在这一编纂     

拟史:宋元讲史平话的叙事策略

因为题材的客观要求和创作者的有意仿效,讲史平话的叙事特征不同于一般的小说话本,带有明显的"拟史"倾向.讲史平话在叙事时间和叙事结构的处理上,存在对传统史书的借鉴.通过与小说话本和史书的双重比较,可以看出讲史平话的叙事手法在遵循说话艺术线索清晰、细节丰富的同时,也较多运用了史书纪传体和编年体的结构形式.     

论《唐鉴》的编纂特点及其历史评论特色

<唐鉴>的编纂特点是把传统的编年体记史格式与纪传体史书中的"论"、"赞"形式相结合,形成了以历史事实或人物为评论对象,阐发史家政治见解的历史评论体裁,并模仿<春秋>书法,表达其对于正统问题的看法.其内容特点为以伦理道德为本位展开历史批评,运用理论思维的方式提出一系列有关政权建设的见解.     

裴松之《三国志注》中的史学批评

裴松之的史学批评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关于史书叙事的批评.裴松之就史家作史失实的原因作了简要分析,大致归纳为“假为”、“专美”、“疏谬”等原因.第二,关于史书体例的批评.主要是就纪传体史书中的类传与合传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可视为一家之言.第三,关于史文表述的批评.裴松之主要是从史文的繁与简、烦与省以及文与质等方面对一些史著提出了批评.     

关于正史与实录的有关问题的概论

在日常的教学和研究中往往对正史与实录两部史书混淆不清,其实正史指"二十四史",是记录中国封建王朝一朝的历史史书,而"实录"则是记录封建王朝每一皇帝一生言行的记录本。二者的区别一个是纪传体史书,一个是编年体史书。两部史书在其体例、内容上截然不同,对研究历史和学习历史都有不同的优点和特点。     

从《藏书》看李贽的历史观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的李贽,是一个闪耀着叛逆火花和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他所编撰的《藏书》六十八卷,以纪传体形式摘录了从东周到元朝的八百多名历史人物的主要生平事迹,尽管大多是钞录史书,然而作者穿插其中的评论,却闪烁着进步历史观的光焰,给当时的人们以思想的启迪。     

《罪惟录》的编纂特色

《罪惟录》是一部纪传体明代史。其编纂作者查继佐除继承了传统的表现形式外,还有许多发展和创新。对此作一番总结探讨将有助于我们对纪传体这一史书形式和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发展的研究。一《罪惟录》的成书查继佐(公元1601年——1676年),浙江海宁人,字伊璜,号舆斋,东山钓史崇祯举人。1644年,明朝灭亡,清兵入关,查继佐积极地参加了抗清斗争,曾任南明鲁监国政权的     

晚清史家改造纪事本末体史书的成就

纪事本末体史书,是一种以历史事件为主的史书体裁。这种史书体裁因“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利于彰显历史发展的大势,受到史家的青睐,逐渐成为与编年体、纪传体、典志体相颉颃的四大史书体裁之一。晚清时期,由于西方入侵造成的严峻形势,要求史家因时变革,敢于创新体例,撰写符合时代需要的纪事本末体史书。鉴于此,晚清史家针对纪事本末体史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流弊,注意吸收其它史体的优点,形成以纪事本末体为主,多种体裁配合的新形式,逐渐形成具有近代色彩的纪事本末体史书编纂的新模式,其成就不容低估。     

《史记》与《三国志》考辩

《史记》是纪传体史书的开拓之作，《三国志》在断代史中别创一格。两书均属“前四史”。本文从体例、写作方式、著史思想三个方面对这两部史书作了一些初步的考辩，得出了部分历史比较学意义上的结论。     

从我国的地方志谈我省的地方志书

我们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幅员辽阔,其领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约略相等,已有近四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我们的先民在长期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典籍。从纵的方面即历史说来我们具有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多种体裁的史书。仅就纪传体而论,清代     

唐朝官修正史问题论析

中国传统史学的繁荣与兴盛,得益于官方史学的持续发展。其中唐朝官修正史,确立了中国古代官方组织纂修纪传体前代史的格局,官修正史制度从此确立。但这也对私家涉足此类史书,起到很大的排抑作用。唐朝对北齐、北周亦歌秀一部正史,体现了官方豁达的民族意识,对后代史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和借鉴意义。     

略论第一部传记体中国共产党史--读《中共党史人物传》丛书

<中共党史人物传>构建了第一部传记体中国共产党史,该丛书在占有详实资料的基础上,科学准确地反映真实历史.在继承和发扬我国纪传体史书的优良传统的同时有所开拓创新.     

从《太史公自序》看我国古代史书编撰思想的沿革

《史记》作为中国古籍编撰史上继"六经"之后的里程碑作品,体现了司马迁卓越的编撰才能和匠心独运的编撰思想。《太史公自序》所集中体现的编撰思想在目的方面表现为学究天人关注人伦日用,文通古今绍续《春秋》遗风,成一家言倡导发愤著述等;体例方面主要是以人为纲,本纪、世家等五体互补;编撰方法方面是人以群分比类合传,事以类聚专题叙录,详今略古重视考证等。司马迁确立了纪传体在史书编撰史上的主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