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谈美国当代的主要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日趋密切,许多自然科学家对于社会科学所研究的问题也十分关注.前不久,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为庆祝匹茨堡市新的"戴维斯·L.劳伦斯会议中心"落成并交付使用,邀请了美国十六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这是自1962年以来美国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规模最大的一次聚会.《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采访了这些知识界     

关于“科学与人”的论争——记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一次讨论会

本文作者是美国加斯塔瓦阿道弗斯学院心理学系主任,他在1977年出版的《科学的未来》一书中介绍了1975年10月在该院诺贝尔大厅举行的第十一届诺贝尔年会的情况.出席这次年会的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和科学家、神学家等共约四千人.大会主题是:《科学的未来》.发表讲演的有美国化学家格伦·西博格博士等.每次讲演后由二十七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六位著名神学家当众举行讨论会.这里介绍的是西博格博士讲演后的一次讨论发言.西博格的讲题是:《科学发展的新路标》,他分析了近年来影响科学发展的思想因素和可能出现的科研动向;指出人口过剩、资源枯竭和贫富悬殊等问题对人类的生存有着极大的威胁;并提出要立即设法补充科学的"知识资本",为了在全球范围内解决这些问题,还必须降低我们的生活水平.但他的态度是乐观的,认为科学技术对于上述问题的解决会起主要作用.他的讲演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针锋相对的论争.了解这次论争的焦点和讨论中提出的问题,有助于探索今后科研发展的方向和进一步确立科研政策的指导思想.     

论科学情报的未来

我们生活在科学知识体系和社会文化现象正在发生根本变化的时代。在进行科学技术革命的近300年来,今天,关于科学的目的和可能性的认识以及科学发挥作用的条件都正在首次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个过程,人们称之为科学范式的更迭。可是,通常在     

三位诺贝尔奖得主论经济学现状——访罗伯特·索洛、肯尼思·阿罗和阿玛塔·森

在新世界暨新千年伊始,向三位最杰出的诺贝尔奖得主探询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现状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我们采访了罗伯特·索洛、肯尼思·阿罗和阿玛塔·森,请他们谈谈他们及其他经济学家在过去的20—30年中在治学上的成败得失,...     

现象学如何进行儒学研究?——论双方方法论的亲和性

现象学在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之外开辟了一种原发的思想方式,即回到主客未分前具有时间性构造的生命经验,这种活体经验是一切存在理解与价值的源头。此一回到基源性活体经验的思路对我们重新阐发儒家哲理具有根本性的启发,儒家的仁爱思想源于时间性的、非客体化的亲亲经验,从这一基源经验出发生长出仁民爱物的终极视域。现象学还原与意向构成等方法、视野与儒家"亲亲为大"的仁学基源经验具有亲和性,是现象学儒学研究的深层理据所在。     

个人行动如何推动正义?——论科恩的平等主义风尚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主要关注制度正义,力图为个人的选择发展留下空间。但科恩发现差别原则所蕴含的平等主义思想与其容许的极大不平等存在矛盾,并忽略了个人选择对正义的影响。科恩认为正义评判的对象应当包含个人选择与结构,并提倡将“平等主义风尚”贯穿于人们的日常选择中。从小规模社群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平等主义风尚并不需要满足公共性、精确性与可检测性的要求。科恩的平等主义风尚理论缺乏对社会事实的关注,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为我们理解道德观与规范性原则以及社会制度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新视角。     

科学是一种浪费的竞争吗?

1.概述 科学家,尤其是经济学家容易将引文的使用和对科学工作的评价相混淆.在学术界不断专业化和精英化的时代,引文和出版物提供了快捷的学术测量尺度,它可以避免裙带关系的影响.然而,当学者被雇用、受奖励和择业时,文章的引用率低就成为一种障碍.计量学家试图通过引文来测量科学的进步.     

经济学是科学吗?——经济学的科学性质初探

众所周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其研究对象上至天文(如宇宙学),下至地理,几乎无所不包,这也反映出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整合及分化的特点。在为数众多的学科领域当中,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等格外引人注目。在大多数国内外学者看来,经济学的科学性质似乎是无可争议的,然而,一些国外的著     

康德是如何解决"科学的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的问题的?

“科学的形而上学如何可能”这个问题是康德哲学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康德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思路是:“科学的形而上学”主要是对一切科学知识及其对象的最终根据的必然性、综合性说明;只能从“建立知识与对象的活动”中寻求知识与对象的最终根据,去建立关于一切知识及其对象的最终根据的科学——形而上学;科学知识及其对象的最终根据就是认识活动的先天形式以及作为认识活动的先天形式合理运用的最根本条件的自在之物。     

哲学作为科学研究之母的几个理由——一种基于东西方科学思想发展史实的考察

哲学对科学研究的作用是一个看似简单而实际却十分复杂的问题.学界以往的分析由于太过笼统不免流于空泛,因此从科学发展的史实出发.以科学研究中哲学在思想、观念和方法上给予的全面支撑为分析切入点,有助于我们较为具体地把握哲学的基础作用.     

关于社会的研究是一门科学吗?

一、引言关于社会科学,一个主要的方法论问题是,究竟它们是不是科学.不能说这个问题已经完全清楚,也不能说对此可以作出直接、简单的回答.我认为,社会科学的成功与失败、社会科学知识的性质及其作用,这些问题的解决最终取决于对认识自然的模式和认识社会的模式之比较.而那些想把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和历史学置于"科学"基础之上的人,却总以为自己在研究社会事件的过程中应用了与研究自然事件相     

科学与哲学的汇合——论爱因斯坦科学创造的特色

爱因斯坦在创立相对论过程中,既吸取科学的营养,又得到哲学的滋润,把科学和哲学有机地、和谐地统一起来。这种科学与哲学的汇合,是爱因斯坦科学创造的鲜明特色。它通过发现问题、深入本质、思想实验等途径和手段,达到科学创新之目的。它有说服力地表明了科学和哲学的相互需要、相互作用是本质性的。科学与哲学的汇合当然要重视哲学的指导作用,但必须扎根于科学的土壤。     

社会工作能否标准化和指标化?——兼论社会工作的功能定位与科学属性

社会工作能否标准化和指标化?为此需要澄清更深层次的问题:社会工作功能定位是什么?社会工作的科学属性是什么?社会工作"助人与监督"的双重职能、社会工作既是反思性职业又是职业化反思科学的属性,显示出社会工作的互动性、动态性特征及其学科与职业之间的辩证性和反思性特征,这使得社会工作过程很难被百分之百地标准化和指标化.社会工作的量化趋势映射出:社会工作的最基本问题尚未澄清,探讨和发展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势在必行.     

社会科学研究论文数量与质量的例证分析——以2001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George A．Akerlof为例

创新性研究成果是科研人员追求的目标,也是提高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决定性因素。文章以2001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GeorgeA．Akerlof发表在SSCI上的论文为例探讨了社会科学论文的数量与质量关系,指出科研人员在进行创新性研究的时候,一方面要进行艰苦的积累;另一方面在取得进展后要及时发表,以便进行进一步的学术交流。     

一位当代思想家的忧虑——读科布:《太迟了吗?》

此书第一版写于 196 9年 ,发表于 1972年。 30年前 ,当我们时代的大多数人仍沉湎在理性、进步的神话的时候 ,科布教授便以一个思想家的远见卓识看到了生态危机问题的严重性 ,并向人们及时发出了警告 ,呼吁人们反思人自身与非人的环境之间的关系 ,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科布清楚地知道 ,这种反思将既是令人不舒服的 ,也是不容易的。因为现代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占据人们的头脑太久太深了。可谓积重难返。人们总是为短期的或局部的利益牺牲长远的和更大的利益便是一例。然而 ,为人类操心 ,这一思想家的天职 ,使科布并没有沉默 ,更没有知难而退 ,…     

列宁论科学政策——历史的经验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为苏联制定了科学计划,详细论述了科学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新作用,规定了党组织领导科学工作的政策,并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中广泛利用科学成果的问题.列宁制定的科学政策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至今仍具有重大意义.     

信息学:如何定名?——学术中的一词多义现象

本文以俄罗斯信息学的三个分支为例,对学术术语中的一词多义现象进行了研究。信息学的三个分支包括:学术信息活动理论(信息学-1);计算机学及其运用(信息学-2);关于自然、社会和技术体系中的基础学科(信息学-3)。文中提出一个思想,即学术界要通过协商达成共识,以杜绝信息学的多义现象。对各方如何达成协议,文章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建议。     

一位浪漫主义将领的悲剧——析李广难封

李广难封，这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着的一种历史现象。历史是一面镜子，通过李广的悲剧，可以认识不同时代同类人的共同命运     

社会学——一门多范式的科学

此文的作者乔治·锐查(George Ritrer)是美国马里兰大学社会学教授。1975年在《美国社会学家》刊物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当时这篇文章曾在美国社会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回响。锐查本人也因此名声鹊起。这篇文章虽然发表于十多年前,但他运用范式的概念对杂乱无章的社会学理论起了归类作用,不能不说是匠心独运。这篇文章的意义还在于告诫社会学家不要死抱自己的理论,要善于研究他人理论的长处来共同建设这门学科。他同时还澄清了对各种社会学方法滥用于社会学理论的现象。本文原长20,000字,现节为7,000字     

悲剧人生:论布哈林是如何沦为阶下囚的?

20世纪20、30年代,布哈林政治生涯渐行终结,最终沦为阶下囚。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政治立场不够坚定,在布列斯特合约时期和工会论战时期,与列宁为首的党中央对立,搞派别活动,组织并领导了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扮演缓冲派角色;二是政治策略不够娴熟,既没有将列宁的政治遗嘱公之于众,也没有将党内的意见分歧告之于世;三是软弱的性格成为其失利的暗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