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谓词性成分转指的形式分化

上古汉语中,产生了一些新的语法手段来表示谓词性成分的转指,从而使谓词性成分的转指呈现出分化的趋势,并从隐性走向显性.本文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1.用"者"和"所"指代转指对象.2.转指的对象用名词具体化.3.语音的分化.4.文字的衍形.     

上古汉语谓词性成分的无标记转指

上古汉语中谓词性成分存在无标记转指现象，有些转指是一种临时性的用法，有些转指则产生了新的名词。从转指和名词化的关系看，谓词性成分的无标记转指可以分为临时转指、彻底转指两类。通过对上古汉语中谓词性成分无标记转指现象的考察，可以深化我们对名词化的认识。     

形容词性成分与里、内、中、外的组合

由于隐喻的作用,容器方位词的意义范畴从空间逐渐向时间和性质状态发展演化,所以形容词逐渐可以与容器方位词组合。容器方位词的＂里＂、＂中＂可以与形容词组合,但是两种结构的偏重点不同。容器方位词＂内＂、＂外＂不能与形容词组合,解释这个现象需要从认知功能的角度去展开。     

配价、论元隐现与短语宾语的"必现性"

文章从配价的角度统一解释复杂宾语内论元的隐现规律,从而解释一些动宾结构中短语宾语的“必现性”的现象.具体而言,宾语内论元的隐现受以下因素影响：核心词的配价能力（必有论元和可有论元）和指称能力、论元与句子控制语是否同指、谓语动词是自指还是他指、宾语是单宾或双宾、论元是否具有遍指义等.     

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度测定——以陕西省为例

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采用2008年陕西省10市区资源、环境与经济的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价了陕西省十市区2008年资源、环境和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并通过隶属函数测算资源、环境和经济三个系统之间的协调度值,分析了陕西省各市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状况。结果表明：宝鸡、咸阳的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水平最高;西安、延安虽然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好,但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度最低;榆林经济发展水平较好,资源、环境和经济也在向协调方向发展;汉中、安康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比较低,但资源、环境和经济基本协调发展;铜川、渭南、商洛不仅经济发展水平低,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程度也比较低。陕西省的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待提高。     

现代性、后现代性与教育的使命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论域的形成与展开,无疑是当代国际学术界的一大重要事件。本文无意于较深地介入这一讨论,而只是想通过对现代性的历史根源,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社会结构和社会转型的初步梳理与分析,以阐明发展中国家所应秉持的文化态度,并由此进而彰显我们所应担当的教育使命。     

参与式治理的发生逻辑、功能价值与机制构建

民主化与开放化是当代政治的发展方向,参与式治理从学理上本质地揭示了平等、民主、协作、参与的时代呼唤。纵观过去几十年的政治理论发展和实践改革,一直制约在工业时代的思维范式中寻找改良方案的做法不但没有推动政治改革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反而陷入一个风险社会的牢笼之中,而主张多元主体直接参与国家治理的新范式--参与式治理,在厘定参与主体生态位、调整治理结构、完备国家治理体系、培育公民社会、促进政治社会化、维系动态平衡、巩固治理成效等方面是具有天然优势的,结合我国的治理实际,构建参与式治理机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特殊意义。     

维持型家庭与贫困再生产——基于对贵州石阡县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实证调查

集中连片地区的贫困问题在根本上是文化问题。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家庭和村庄是农民市场化的重要媒介,家庭、村庄与市场共同定义了转型时期的农民生活逻辑。贵州农村农民与家庭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降低了当地农民进入市场的动力,从而孕育了维持型家庭的形态。具体而言,维持性家庭的形成主要源于“半工”与“半耕”双弱的家庭资源积累方式和即时性消费主导的家庭资源分配方式。农民家庭在整体上呈现出“低收入、高消费、低积累”的状态,家庭积累能力不足,家庭发展能力较弱。维持型家庭是贫困文化的结构基础。维持型家庭观与无压力的村庄社会阻隔了农民家庭劳动力的市场化,它不仅消解了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动力,而且稀释了市场化的压力。基于此,破解贫困的根本之道,在于重塑家庭再生产的目标,激活和释放家庭发展能力,打破贫困再生产的家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