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群体对基本农田保护的认知及意愿分析——以武汉市为例

对武汉市武昌区、洪山区、青山区、江汉区、汉阳区和江岸区6个城区,以及江夏区、蔡甸区、东西湖区3个城郊区6个乡镇的10个村庄进行实地调研,分析了农民和市民两类不同的群体对基本农田保护意义、保护制度、规划知情权的认识及其经济补偿意愿。研究表明：（1）基本农田保护制度虽实施已有10多年,但在执行过程中仍多停留在政策层面上,公众对基本农田保护的知情权及规划的参与程度仍不够,尤其农民作为农田的直接保护主体对于基本农田保护的认识仍较薄弱,存在一定偏差。（2）构建模拟基本农田保护的经济补偿市场,考查农民和市民对基本农田保护的最低经济补偿意愿得知,农民认为规划管制下基本农田保护的经济补偿额度为3 942.30元/公顷,市民认为基本农田的经济补偿额度应为8 942.85元/公顷。并据此提出了基本农田保护的政策建议。     

基于博弈论的基本农田保护机制研究

基于博弈论的纳什均衡分析,认为在现有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博弈的结果为地方政府会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中央政府保护基本农田的目标难以实现。中央政府在制度创新时,应注重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建立良好的违法查处机制。对于地方政府保护基本农田的敷衍行为,中央政府应设法降低检查考核的成本,采用遥感等先进技术对土地进行动态监测。     

浅谈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的关系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实行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两种政策的收益和成本,可以看出贸易自由化是必然趋势;从理论及现实的角度分析自由化趋势和保护又是矛盾的统一。因此我国应顺应贸易的发展趋势,从现实国情出发,选择开放型的适度贸易保护政策。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政策对粮食产能的影响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既是国家制度安排,也是一种技术革新,体现在要素上的技术进步是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本质。构建“制度+技术——粮食产能”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连续型DID模型分析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政策实施对粮食产能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其一,实施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政策显著提升了粮食产能,并且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显著。其二,异质性分析表明,相对于粮食主产区和平原地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政策实施对非粮食主产区和山地地区的粮食产能提升具有更高的边际贡献;政策实施对粮食数量和粮食质量均有提升作用,对粮食质量促进效果更明显;政策实施促进粮食主产区的粮食数量增加和非粮食主产区的粮食质量提升以及促进平原地区的粮食数量增加和山地地区的粮食数量、粮食质量双提升。其三,机制分析表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政策实施通过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和促进农业规模经营从而提升粮食产能。     

基于农用地分等成果的大庆市基本农田保护规划研究

以大庆市为例,探讨将农用地分等成果应用于基本农田建设规划设计,为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提供依据。本文结合大庆市区农用地分等自然等指数、农用地的区位条件和农用地的连片程度,建立逼近于“理想点”的加权排序模型对耕地进行综合排序,按耕地的综合排序顺序应用末级淘汰制遴选基本农田。充分考虑到大庆市区石油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特点,结合市区城市发展趋势对初步确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进行了两次调整,最终确定基本农田保护率为80．14％,保护规模为112642．2hm2,并应用GIS软件绘制最终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图。     

泸州市耕地与基本农田保护研究

土地是粮食生产的载体,是重要的农业资源。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耕地被占用,其中包括很多优质良田。文中分析了泸州市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现状,泸州在耕地与基本农田保护中存在有舆论宣传不够,随着经济发展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大幅增加,生态退耕引起耕地减少以及现行基本农田监测手段难以满足土地利用变更要求等问题,根据泸州具体的土地利用特点提出了相应的保护新思路。     

论永久基本农田的概念阐释与法制完善

永久基本农田法律制度的完善是“藏粮于地”目标与“十四五规划”实现的重要依托，目前制度规范中仍存在永久基本农田与基本农田的混用表述。围绕文义解释、论理解释和社会学解释对永久基本农田进行阐述，分析表明永久基本农田与基本农田并无迥异，且前者的表述更契合现有实践。研究认为，上下位阶条文不统一、新旧政策性术语不匹配、法律制度体系不完备等问题均源自永久基本农田概念的含糊，以及规范性文件对永久基本农田与基本农田的混用。基于此，建议统一规范性文件中永久基本农田的表述，从宏观与微观层面对既有制度进行完善，其中宏观构造包括三方面：一是更新和完善法律与条例之间的良性互动，二是相关法律的系统性衔接，三是政策规范的及时性回应；微观设想表现在客体明晰下的范围划定与耕地补偿整合，责任主体明确下的监测监管治理力度的加强，以及价值衡平下保持粮食安全用途不变的生态发展型道路。     

制度底线:确保中国国土生态安全的控制线

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其中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基线既是承载国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空间载体,又是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更是确保国土生态安全的重点控制底线.生态保护红线遵循生态优先、分类管控、统筹实施的原则,实现重点生态区域永久保护,留给自然休养生息的时间空间,实现确保国土生态安全的制度底线.永久基本农田坚持最严格的保护制度,遏制"非农化",防止"非粮化",严守永久基本农田控制底线,实现确保国土粮食生产能力和粮食安全的制度底线.城镇开发边界坚持合理规划城镇开发边界,确保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与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空间协同,实现国土空间治理的制度底线.     

中国贸易保护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分别通过"实证"和"规范"这两个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不同方面,从政策的制定者--政府和利益的追逐者--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博弈的角度,全面分析中国现阶段贸易保护政策的产生和发展.结论是虽然保护政策能形成大量的租金造成大量社会财富的流失,但其对弱势产业的培养和扶植会形成社会福利的净获得,因此我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继续实行贸易保护政策.     

基于产能稳定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区选址实证研究

建设具有稳定产能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对于确保粮食安全、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江汉平原粮食主产区潜江市为例,在考察高标准基本农田耕地潜力的基础上,重点评估其产能稳定性,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理想解逼近法对研究区耕地资源质量进行综合评价,以确定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选址区。研究表明:潜江市耕地质量总体较好,潜力水平整体较高、局部较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潜力区可分为高、低潜力两区,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61.19 %和38.81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稳定区可分为高稳定区、中稳定区和低稳定区,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20.78 %、54.80 %和24.42 %;将潜力区和稳定区进行空间叠加,得到高稳定高潜力区、中稳定高潜力区、高稳定低潜力区、中稳定低潜力区、低稳定高潜力区和低稳定低潜力区6个建设分区,选定高稳定高潜力区和中稳定高潜力区作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选址区,面积为579.98 km2,占区域总面积的47.22 %。这为完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评价体系、真正落实保护耕地、确保粮食安全的基本国策,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     

浅析新疆兵团耕地保护与土地开发整理问题

根据国家耕地保护政策的要求,分析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耕地保护与土地开发整理工作的现状以及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提出加强耕地保护与深化土地开发整理的思路与对策。     

农户耕地保护行为激励因素分析——以郑州市1 034户微观调查数据为例

根据对1 03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在对农户耕地保护意愿模型验证的基础上,应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多群组分析,得出地力等级使得耕地保护的激励因素存在差异。通过在TPB模型中加入道德责任变量以期更准确地反映我国农户耕地保护行为意向的实际情况,结果表明,所有农户的道德责任变量为主要激励因子;其次优等地组受到了主观规范的影响,而中等地组受到了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的影响,劣等地组受到了行为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的影响。提出了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制定鼓励性政策、树立耕地保护榜样先锋、制定有关耕地保护风险地保障机制和赔偿措施、根据不同地力等级制定个性化、差异化的耕地保护激励机制等优化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政策建议。     

美国的农地保护及其对我国耕地保护的借鉴意义

本文在介绍农地减少给美国带来的社会经济和生态问题的基础上 ,阐述了美国保护农地政策依据和主要措施及其特点。同时 ,对当今我国耕地保护面临的难题进行了客观分析 ,文中最后阐述美国农业保护对我国耕地保护的启示和应采取的对策     

我国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及区域补偿研究进展

通过文献研究,对我国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及区域补偿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发现存在以下趋势:耕地保护目标由区域内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研究逐渐转向区域间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研究;由以数量保护为主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研究逐渐转向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对耕地生产力的影响研究;耕地保护补偿研究由耕地征用补偿转向基于耕地保护外部性内在化的耕地补偿进而逐步开展耕地保护区际补偿机制研究。由此从3个方面提出了我国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及区域补偿未来的研究重点:从空间效率均衡的角度确定耕地保护目标责任研究;从生产力总量平衡的角度开展耕地区域协调保护研究;从经济发展和资源禀赋的区域差异开展耕地区域保护目标责任研究以及从帕累托优化的角度研究耕地区域保护补偿价值标准,并据此开展耕地布局优化的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研究。     

我国农村土地管理中两个“严格”政策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是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我国农村土地管理的主要目标,为我国建设节约集约型社会、推动农村土地改革指明了方向.耕地保护和城乡建设用地毕竟都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要真正使两个"严格"政策得到贯彻实施,还存在较大的困境,对其中的两个主要困境:耕地保护责任主体的缺位和有效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集约节约利用制度的缺失进行了剖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实现两个"严格"的对策措施,以期为我国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提供参考.     

农地大规模流转中的风险分担机制研究

文章以实地调查经验材料为基础分析了农地大规模流转的风险分担机制.研究发现,在农地大规模流转过程中,当事各方从担保人制度、承包人选择、地租和租期的确定等方面设计了一整套风险分担机制.但由于农村既有的政治社会环境和权力关系格局未能得到相应的重置和优化,农地大规模流转往往演变为优势阶层谋求自身利益的一个平台.再加上市场行情、管理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农地大规模流转的绩效大大降低.众多大户纷纷将土地转手的事实使得农地大规模流转的风险急剧增加.为使农地大规模流转平稳有序地推行,不仅需要设计周密的风险分担机制,而且应该着力改善和优化乡村社会政治环境,调整国家的土地流转政策,禁止激进的农地大规模流转行为.     

国外农地保护的政策措施探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耕地仍呈现减少的趋势，制定合理的农地保护政策变得越来越重要。文章介绍了几个西方农业现代化的国家农地保护的政策措施主要形式和成功经验，并分析了其对我国农地保护的政策措施启示。     

京郊农村土地开发方式的利弊分析

文章针对京郊农村土地开发与农民权益保护之间存在的矛盾,对当前北京郊区几种主要的土地开发方式进行比较,分析了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优越性,提出了土地股份合作制所应具备的条件和在实际操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环保税收政策选择

可持续发展理论已经被世界各国所认同，因此，世界各国陆续制定和调整了以可持续发展为主线的税收政策，构建以生态税制为主要内容的税收新体系。介绍了税收政策对环境保护行为的调节作用以及国内外环保税收政策研究的概况，并分析了建立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环保税制途径，最后提出应制定一套具有中国特色并与世界接轨的生态税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