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共党内的“左”倾民粹主义

中共党内的＂左＂倾民粹主义,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对象,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抱有高度恐惧和敌视;二是对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革命性的过分强调,忽视了他们在革命高潮中体现出来的激进性、狂热性和绝对平均主义倾向;三是对土地平均问题的过分强调,在土地革命中表现出严重的绝对平均主义,在土改运动中体现出农业社会主义色彩。中共党内的＂左＂倾民粹主义,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它没有系统的组织化的民粹派,也没有系统的民粹主义政治思想,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不自觉的民粹主义思想倾向和情绪;相对于马克思主义主流来说,民粹主义居于思想的次要地位,只是表现为一种思想潜流,这种潜流往往是在革命的高潮中,尤其是在＂左＂倾思想泛滥时集中呈现出来。在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参加革命的过程中,民粹主义主要体现出正面的积极作用;当革命处于激进的高潮时,民粹主义便展现出负面的消极影响,严重地危害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阶级斗争、革命动员和“左”倾错误——论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三重奏

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中的一项基本原则,阶级斗争学说被中国及其他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广泛运用。这一方法与手段,有利于简化群众对革命的认识过程,更是满足了残酷战争环境下革命动员的需要。但在阶级斗争广泛开展的过程中,亦蕴涵了某些"左"倾的因子,以至在特定的环境下导致"左"倾错误的泛起。这样,阶级斗争、革命动员、"左"倾错误三者之间构成了整个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三重奏。     

共产国际、苏联与八七会议“左”倾错误的源起

一、八七会议“左”倾思想的萌芽体现“八七紧急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从根本上改正旧时机会主义的错误”,在汉口召开的一次会议。它是党的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成为中国革命新的开端。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会议却埋藏了“左”的种子,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明确     

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左”、右及其超越

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辩证的历史过程。客观来看,这中间也曾多次出现过左与右的不同程度的偏差。由于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具有彻底批判的理论和行为品格,因此能够本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不断进行自我纠错。正是在超越左与右的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逐渐走向成熟,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持续转型创新。     

任弼时对纠正解放战争时期土改“左”倾错误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党在领导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时曾出现过严重的“左”倾错误。任弼时从划分阶级标准、保护中农利益、保护私营工商业、区别对待地富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正确的理论和政策,努力纠正“左”倾错误,为土改的胜利完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任弼时百年诞辰到来之际,深入研究任弼时纠正土改中“左”倾错误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试析中东路事件对中共第二次"左"倾错误的影响

把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左"倾错误放到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整体框架中去考察,可以发现中东路事件和第二次"左"倾错误有着密切的联系.中东路事件的发生导致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政策的变化,其变化了的政策又直接影响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六大"的正确路线,形成了第二次"左"倾错误.     

重评陈独秀大革命中的纠“左”问题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三次纠“左”皆是无可厚非的。国共两党关系过早的破裂,主要是由于工农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激化了两党矛盾。而大革命的失败,关键在于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军队。陈独秀的右倾,不在于对“左”倾现象的纠正,而是不敢组建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中。只有以军队领导权、统一战线、群众运动为序处理好三者的关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的三次"左"倾错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连续发生了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危害.本文依据史实,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分析这三次"左"倾错误发生的背景和危害,重点研究其发生的共产国际原因和应吸取的经验及教训.     

“以建设为中心”思想的形成与歧变——中共“八大”与新中国建设的全面展开

"八大"标志着全面建设时代的开始与革命时代胜利结束的历史转向。以建设为主题的时代转换也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历史进程。从1957年开始,毛泽东重新思考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并逐步提出和强化"不断革命"的思想。进入60年代后,整个局势的演进更执着地趋向于"革命",以建设为主题的思想逐步趋于弱化。"全党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根本任务,不时受到"革命运动"的消解。"以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或时代的真正到来,还须假以时日。     

中共“八大”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开端。这次大会提出的对建国初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思想,对于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共第三次"左"倾领导集体分化过程述略

中共第三次"左"倾领导集体的分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以说推行"左"倾路线之初就有认识上的分歧差异,但真正在行动上分化则发生在长征开始后,而最终从思想上彻底分化则是在延安整风时期.     

试论中共“三大”的战略策略思想

本文阐析了中共“三大”提出的战略策略思想,简要论述国民革命的内涵和反帝反封建联合战线所体现的政党联合、阶级联合、阶层联合、内外联合等四个联合,并对“三大”的战略策略思想的重要意义从新的角度概括为针对性、实践性、长效性。     

大革命时期武汉劳资纠纷及工运“左”倾问题再论

对民众运动,尤其是城市工人运动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是深化大革命时期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以往的一些论著在提及大革命时期的武汉工人运动时,往往或渲染罢工的人数与次数,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图景,以赞扬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与丰功伟绩;或引用“无工不会,无会不罢”与工人“工资增到骇人程度”的言论,以论证工运中的“左”倾,从而把大革命的失败归因于对民众运动的政治领导失误或民众自发行为所致。为纠正以上两种倾向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本文拟对大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特别是武汉劳资纠纷及工运“左”倾问题作一再考察。大革命时期的武汉劳资纠纷,多因工人的经济斗争所致;当时风起云涌的罢工浪朝,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尼克尔斯基与中共“一大”

出席中共“一大”的人员中有一位是俄国人,多年来,这位俄国人始终困惑不少国内外的中共党史专家,他是作为哪个组织的代表被派来出席“一大”的？他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关系如何？     

论瞿秋白土地革命时期的新闻思想

瞿秋白从1927年到1935年英勇就义之前,对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和宣传工作提出了许多具有实践指导意义和理论创新价值的主张。他认为:党的报刊应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党的宣传要坚持脸向着群众的原则;党的机关报要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提高宣传水平。这些思想不仅有力地指导了当时党报党刊的新闻实践,而且成了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宝库中的重要内容。     

试评维经斯基对中共"四大"的贡献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于 1 92 4年 1 1月来华 ,主要任务是参与筹备和参加中共“四大”,指导中国大革命。中共“四大”在中共党史上有着重大历史功绩 ,它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有了重大进展 ,已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这是全党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 ,其中也有维经斯基的贡献。本文根据新公布的档案资料 ,对维经斯基与中共“四大”关系进行初步探讨 ,客观地评价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对中共“四大”的重要贡献 ,这对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红船精神”与“中国梦”论析

"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之源。在实现"中国梦"的新的历史征程中,我们需要呼唤"红船精神",将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饶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作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灵魂坚持走中国道路,以民族和区域文化为根基弘扬中国精神,以国家独立与进步为己任凝聚中国力量,作为"红船精神"的价值指向,为实现"中国梦"指明路径选择、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今天,进一步理解"红船精神"与"中国梦"的内在逻辑关系,依然是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条件。     

“左”的深层本质与思想根源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功绩在于纠“左”,但防“左”的任务仍然摆在我们面前。深刻认识“左”是有效防止“左”的前提。本文认为：“左”的深层本质是否认差别的一元主义,是排斥自由选择的权威主义;与小资产阶级狂热相比,“左”更接近封建专制;与其说它是理论脱离实际,不如说它是渗透于实际生活的所有领域以求打翻一切异己的理论。从这样的认识出发,防止“左”的真正有效的途径,就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所内涵的自由创造的思想旗帜,弘扬多样统一的基本价值,保护社会成员表达和选择的平等权利     

学习邓小平反右防“左”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本文从分析“左”和右的思想表现及危害谈起,肯定了邓小平“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重点是防止“左”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指出了保证我们党实现正确思想政治领导的途径。     

朱执信“细民”思想论析

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之一,朱执信热情赞颂救国运动中的阶级斗争方式。他从社会革命的主、客体角度,将社会成员划分为“细民”与“豪右”,并用接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细民”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对其寄予深切同情,他还强调了“细民”在社会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的“细民”思想,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形成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