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时间”是“接近”“事物本身”的唯一方式

“事物自身”“在”“时间”的“绵延”中,“文学艺术”和“哲学”要想不使“时间”“缩水”,就要“参与”“时间”进程,“进入”“时间”。“进入”“时间”是“接近”“事物本身”的唯一方式,而不是在“时间—空间”之“外”把各种已被“分裂”了的“表象”“再”重新“组合—拼凑”起来,以为那才是“事物”的“本质”。殊不知,这种“本质”是“概念”的、“抽象”的。     

封建制、封建主义质疑

几十年来,“封建”这个词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社会中常用,文章里常见,口头上常说——例如“封建主义”“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封建头脑”“封建道德”“封建残余”“封建势力”“封建习惯”“封建文化”“封建本位”“封建意识”“封建割据”“封建政治”“封建地主”“封建文人”“封建官僚”“封建家庭”“封建传统”“封建士大夫”     

“思无邪”与“诗”之“体”“用”——再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春秋时代“诗”之兴盛与“礼坏乐崩”相伴相随。孔子对“诗”进行了哲学变革,“思无邪”与“仁”相互发明,是对道德生命的安顿,此为“诗”之“体”。“雅言”“礼后”“乐正”是孔子诗学的思想展开,此为“诗”之“用”。其中,“修辞立其诚”为“雅言”之确解;“礼后”指向“人而不仁如礼何”;“乐正”即“尽善尽美”、“乐”中涵“仁”。孔子诗学之“体”“用”,是从诗学理路对“仁”的体证与推阐,此即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文明进程：“轴心”“连续”“突破”问题何以成立

“轴心”问题是雅斯贝斯提出的,“连续”“突破”问题是由马克斯·韦伯和张光直充分意识并提出的。考察“轴心”“连续”“突破”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与提出的理据,大体可在以下十个方面进行展开：雅斯贝斯“轴心说”的提出及其动机,雅斯贝斯有关“轴心说”的论证,雅斯贝斯“轴心说”所存在的问题,跨越精神或哲学樊篱的必然性,“轴心说”问题得以深入的可能向度,引入马克斯·韦伯与张光直“连续”“突破”视角的意义,马克斯·韦伯对于“连续”“突破”问题的研究,张光直对于“连续”“突破”问题的思考,“轴心”“连续”“突破”问题相互交集的再概括,“轴心”“连续”“突破”问题交集视野下的研究图景。     

列维纳斯面对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当代哲学关于“存在论”的争论

列维纳斯是当代法国急进的“异”类哲学的精神之父,向“存在伦”提出挑战的代表性哲学家。他颠覆了传统的“存在论-知识论”,“开创”了一个“异域”,即“价值”、“伦理”和“宗教”的“领域”,强调伦理学才是形而上学。不是“存在”“包容”了“他者”,而是“他者”“包容”了“存在”,“存在”“包容不下”-“包容不了”“他者”,“他者”“不在”“存在”之内,而在“存在”之外。“他者”“大于-强于”“存在”。伦理学问题得到了哲学上大幅度的提升。他不是完全否定“存在论”,而是把“存在论-真理论”和“价值论-伦理学”的“关系”“颠倒”了过来,将“存在论-真理论”置于“价值论-伦理学”的“制约”之下。“哲学”研究、思考的“问题”,不同于一般的经验科学,它不以日常经验之物为“对象”,但绝不是没有“对象”;“哲学”的“问题”常常不能完全“概念化”为一个“论题”,但绝非毫无“主题”。“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仍以“存在”为研究“主题”,仍以“存在”为思考“对象”,只是这个“存在”作为“对象”,并非完全在“客体”意义上来理解,而仍是一个“主题-主体”,该存在不仅展示为一物,展示为一“属性”,而且展示为一种“意义”,一句话,作为哲学“主题-对象”的不是“诸存在者”,而是“时间性的-历史性的-自由的”“存在”。     

甲骨文“鸟”字释读辨析——兼释《尚书·尧典》的“星鸟”等语

商代甲骨文中被释读为“鸟”的字,一般画为大鸟之形,按卜辞文意及商人的凤图腾崇拜之俗,本应读作“凤”.在“鸟星”及“不其鸟”等辞中,所谓“鸟”字应读作“凤”,借为“风”;“(辅)星”与“鸟星”同义,“(辅)”亦为“凤”字之别构,借为“风”.“帝鸟”多半应读作“帝风”,而“帝史风”或可读作“帝史凤”.“鸣鸟”亦当读作“鸣风”或“鸣凤”;“取鸟”、“获鸟”则大抵应读作“取凤”、“获凤”.卜辞指称鸟类习用“隹”字,有无个别辞例中被释为“鸟”的字可读“鸟”之本字,目前还不能确定.《尚书·尧典》中的“日中星鸟”等语,“星”字当读作“禜”,“鸟”字等亦本非星宿名,皆当别作解释.     

中和:刘歆哲学思想的核心

刘歆的“中和”思想主要表现为:“和”、“谐”、“中”,认为“中”能使万物“生”、“成”,不“中”则不能“生”。强调“中”与“生”的必然联系,是刘歆在哲学上的独特贡献。     

《五侯鲭字海》与《汉语大字典》义项比照纠谬六则

将古今两部有代表性的字书《五侯鲭字海》与《汉语大字典》义项比照,可以得知:“婴”、“孾”和“孆”指“女孩也”,这是保留了它们的假借义或本义;“婴”、“孾”和“孆”指“初生的小孩”,这是它们的后起义;现在,“婴”取代了“孾”和“孆”,专指“初生的小孩”.“(石八)”,石破声;“玐”,玉声;二者不是异体关系,但二者音近,可以通假.“(莎)”,义项“藥名”中的“藥”应是“樂”传抄之讹.“(簧)”,义项“只也”中的“只”应是“貝”之讹:“琐”为“(黄)”的后起字.“臼”的本义为叉手,“匊”的本义为两手捧物,二者音近,可以通假.“臾”的造义为捆绑时抓住头发拖拉、会意字,“臾”的造义为一带着提梁的器具、象形字;“蒉”为“臾”的异体.     

《周易》“元亨利贞”歧解辨正

“元亨利贞”四字,在《周易》卦爻辞中出现频率最高,然而易学界对这四个字的解释分歧也最大。明其义,一是应从文字学的角度考察,找准与《周易》所用的相关意义;一是应从卦爻辞用法上考察,锁定其在特定语境中的基本意义。“元”为“大”义,“亨”为“亨通”,“利”为“利于”,“贞”为“占卜”、“占问”。四字联用,“元亨”为句,“元”为副词,作“亨”的修饰语,表示“大通顺”、“很亨通”;“利贞”为句,“利”修饰“贞”,表示“利于占卜”。     

孙悟空“籍贯”、“故里”考论——兼说泰山为《西游记》写“三界”的地理背景

《西游记》“四大部洲”之“东胜神洲”拟山东古齐地,与“西牛贺洲”相照应,以“东胜(圣)”“西……贺”,寓道、释一家,道为佛阶之意;写“傲来国”、“花果山”拟自泰山主峰西南之傲来山,泰山有“水帘洞”;孙悟空“齐天大圣”名义为与泰山“东岳天齐”相反相成,而远祖古齐之“天主神”;泰山有“玉皇顶”、“一天门”、“南天门”、“三天门”、“王母池”、地狱等等,为《西游记》虚拟“三界”之地域背景。《西游记》写孙悟空“籍贯”、“故里”及其所大闹的“三界”,有现实地理环境的参照即背景,这一背景是“五岳独尊”的东岳泰山;西游故事最后形成的“齐天大圣”是一只“泰山猴”。     

字有道“礼”,言之有“物”

“礼”和“物”的本源,人人都喜欢收到礼物,但你知道“礼物”这个词的来源吗?其实,在《汉语大词典》里,“礼物”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典礼文物”的意思,这是“礼物”一词最早的用法。要想弄明白“典礼文物”是什么,需要从“礼”和“物”这两个汉字的本源入手。汉字“礼”的左边是“示”字旁,它原本是“一个祭台”。“示”在汉字里可以表示“神灵、祭祀”等意思。瞧,“神”“祭”“祀”里面是不是都有“示”?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出,其实“礼”字最早跟祭祀相关。     

论“善”及古代“美”之功利观成型——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系列之一

中国古代与“美”与“真”相关的“善” ,道家是以“道”的内在能量并具有“生万物”的能动作用为“善” ;儒家则以“仁”为“善” ,更具有实践作用与“仁”的行为特征。“善”在道家那里与“美”有间接的关系 ,而儒家在孟子那里 ,则将“善”作为“美”的起点和必备的条件 ,“美”的最高境界是“大而化”、“圣而神”。荀子从“人性恶”观念出发 ,又将赤裸的政教功利输入“善”与“美” ,提出“以道制欲” ,“化性起伪” ,使中国古代主流意识形态的美学思想之功利观从此成型。     

试论清华简《五纪》的德目

清华简《五纪》呈现了一份新的德目表,包括“文德”“惠德”“武德”三大类,每类分别有五德,它们被统称为“行之律”。其中“文德”五项,分别指“礼”“义”“爱”“■”“忠”。整理者将“■”读作“仁”,通过辨析可知,“■”以读作“信”为宜。属于“惠德”的“■”或“■”,则当读作“仁”。“礼”“义”“爱”“信”“忠”五德贯穿《五纪》全篇,之所以“忠”与“中”“心”相对应,并选入不见于其他德目表的“爱”,主要是为了与五方、五色等五行元素相配,并运用了声训与双关的手法。《五纪》将数算与五行相结合,通篇依照“五算”所设定的架构展开,涉及从自然现象到社会人伦的各方面。五“文德”被纳入其中,当受到《五行》的影响。《五纪》虽涉及五“文德”,但出发点还是让世人依顺天道与鬼神,服从天帝所创制的以“五算”为基础的根本法则。     

哲学作为哲学——对哲学学科性质的思考

“哲学是什么?”是一个基础性问题,“哲学作为哲学”这一重言判断,要从关系中去理解。“哲学”与“科学”都运用概念;但“哲学的概念”是“辩证的概念”,它自身变化发展。“辩证的概念”为“自由的概念”,以“自由概念”建构起来的“哲学大厦”,是“可移动—可变化”的“自由大厦”。概念是“自由”的,亦即概念为“创造”的。“哲学”为创造性的学问。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中,某种意义上,“哲学”是一种“没有常规工作”的“科学”,“哲学”只是严格意义上“范式”的科学。在某种“哲学原则—范式”指导下进行的对具体问题的“解题”工作,主要是“科学性”的,而科学家在进行“范式转换—科学革命”工作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做“哲学性”工作。     

魏晋玄学及之前的哲学家关于有无关系论述中的整体统一论思想

在存在论的意义上,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有”和“无”曾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有形”、“有名”,“无形”、“无名”;另一种是“实有”、“存在”,“虚无”、“不存在”。在《老子》中“有”或“无”到底在哪种意义上成立并不很清晰,但其基本倾向是“有形”、“无形”。之后的《庄子》一书明确用“无形”、“无名”来解读“无”。早期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何晏和王弼将“无”虚无化,以“无”释“道”,主张“贵无”、“贱有”。之后的裴頠、郭象等人提出“无不生有”。再后来,北宋张载、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等人则从气一元论的学说出发,将有或无都看作是气的不同状态。无论在怎样的意义上对“有”或“无”进行阐释,中国古代的哲人们都试图要说明世界的统一性、整体性和系统性。其区别仅仅在于是“无”统一于“有”,还是“有”统一于“无”。     

《论语》中的“勇”与子路“好勇”

君子“三达德”中的“知”、“仁”、“勇”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知”即理智,“仁”属于情感,两者都需要通过一定的意志品格(“勇”)来实现.“勇”不同于“好勇”.君子之“勇”,以“义”为质,以“礼”为节,统摄于“仁”,行已有“耻”,是一种以道德理性为内涵的意志品格.     

王阳明"知行合一"说之特质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基于自我生命体验提出的命题。在这个命题中,“知行合一”被定义为“知行关系”的“本体”,试图确立解决“知行关系”的基本范式,并表现出形上性;“行”之为“知行合一”基础的确认,提出了把握“知行轻重”的参考答案,并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知行合一”中的价值诉求,反映了阳明对“知行合一”应用意义的期待,体现了超越性和理想性;“知行合一”的多重性表明“知”“行”不是静止的合一、抽象的合一,而是动态的合一、具体的合一,凸显“知行合一”的最佳模式是“知行相适”。不过,“知行合一”之所以为“知行本体”,之所以“以行为本”,之所以蕴含“价值诉求”,之所以表现为“多重合一”,乃是“心体”使然。因此,王阳明“知行合一”是由“心体”主宰、孕育的“知”“行”运行系统,是“心体”这一道德智慧的深切投射。质言之,王阳明“知行合一”是以“心体如此”为核心,以“知行本体”“以行为本”“价值诉求”“多重合一”为基本元素构成的有机理论体系,因而成为中国哲学史上处理“知”“行”关系的典范,并在理论和实践上表现出丰富且积极的启示。     

论《尚书》之“慎”德

“慎”是精神始终处于紧张、诚悫、专一的状态。在《尚书》中,“慎”表现为一种德,如“慎徽五典”“慎乃在位”“慎乃司”“慎乃事”“慎厥身”“慎乃俭德”“慎乃宪”“慎明德”“慎财赋”“慎出乃令”“慎终于始”“慎厥初”等。作为德的“慎”,不是对普通老百姓的要求,而是对国家治理者的要求,要求其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严肃而谨慎地对待和处理一切政事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活动。     

从句法语义和语气词系统特点看"无"取代"不"

汉语史上“无”取代“不”,并最终演变为疑问语气词“吗”,与它们的句法语义特点及当时的疑问语气词系统有关。“不”的否定语义强度明显大于“无”,“不VP”远多于“VP不”,而“无”一般不能与“VP”组合成“无VP”。南北朝时期,“乎”、“耶（邪）”等疑问语气词还有较强的生命力,限制了“不”向语气词演变;而入唐以来“乎”“耶（邪）”等明显萎缩,给“无”的演变提供了契机。     

中国文言小说的“纪闻”特点及“新奇”之美

中国古代小说生发于“道听涂说”“街谈巷语”,天生具有“纪闻”性,兼与记录口传耳闻之事理的子书、史传同源异派、同宗异脉,从而形成文本创构中的“纪闻”传统。历史地看,以笔记体与传奇体为主的文言小说常常经由民间“传说”“传闻”等口头传播,最终落实到文人“纪异”“纪闻”等笔头载录;同时,又常经由强调传播者的“说”“语”等体式,最终落实为强化创作者“闻”“传”等体性,“纪闻”性的血脉贯通其间,且愈演愈强。相对于常常拘泥于“实录”“传信”的史传而言,小说大多在“贵耳”“遵闻”观念影响下,凭着“妄言妄听”底蕴,风行于“纪异”“传奇”等观念之上,并形成较为鲜明的“纪闻”特点和“新奇”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