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战争中的普通人——读阎连科的战争小说

阎连科可以称为军旅作家,多数写和平时期的军旅,探讨中国的农民性、国民性,纯写战争的作品并不多,但他的作品侧重关注战争中的普通人,描写他们的心理,代表了中国战争文学的另一种思考.     

转型期军旅文学的又一新的生长点———特区军旅文学漫谈

当战争的硝烟逐渐远去，历史进入相对和平的九十年代，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军区作家们依据自身处在特区这一优势，从时代的高度认真审视军队这一历史的独特现象，提出了“特区军旅文学”的口号，并且在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中认真地完善它。“特区军旅文学”的出现，是九十年代军旅文学进一步地域化、多元化的标志，从此，军旅文学又多了一个生长点。     

浅析《历史的天空》——军旅小说新时期的审美创新

文章探讨新时期氛围下的军旅文学的审美创新,以《历史的天空》为主要评论对象,从人物、启蒙意识、人格美三方面阐述了作品在内容和形式的审美理念上具有的创新意义,并说明了作品以客观的立场表现历史,用人性的笔触表现敌人,更深刻地阐释了现实主义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世俗化、军营化和模式化——反思跨世纪军旅文学

60年风雨兼程的新中国军旅文学,既与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总体合拍,又因其独特的军旅属性和严格的政治规约,而迵然不同于其他文学门类.上世纪90年代以来,商业环境强化和政治环境淡化的双重夹击,使军旅文学的组织形态和意识形态显现出同时松动的趋势.从辉煌中跌落的军旅文学,开始在个人风格、军旅属性以及市场规则之间找寻着新的平衡.遗憾的是,这种找寻刚刚开始,就表现出审美风格的世俗化、题材选择的军营化和人物塑造的模式化等局限.     

市场化年代文学的历史表现

市场化年代文学对历史的表现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与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表现不同,历史不再是作品的叙事依据和精神内蕴,历史由国家政治走向个人,出现了文学中强调个体存在与价值的个人化历史表现;个体的张扬又导致欲望和利益的普遍性和合理化,于是有了对个体欲望任情宣泄的欲望化历史的文学表现;对欲望与利益的极端享受必将导致人性美好品质的失落,所以对久远历史和民族人性的深刻思索,构成了市场现实的人性化历史反思;但文学始终与国家政治一体化的使命,使政治化历史的表现成为市场文学必不可少的内容.     

“九一八”文学旧体诗词初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在全国（及世界）范围内集中出现了一批以此为题材的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中形成了具有独立的文学内涵和价值的文学现象，“九一八”文学作为中国抗战文学的初声，成为中国及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出现了大量优秀的旧体诗词作品，由此，旧体诗词出现了20世纪以来第二个创作高峰。有的作品延续、发扬了中国古典文学中边塞诗传统，咏叹悲歌慷慨的军旅生活，有的作品在当时中国整体的社会情境中去体味这一事件，充满了家国之忧与救亡之切的尖锐沉痛的社会批判，还有作品对“九一八”事变作历史省思，透视研索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将其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探讨其中的规律与教训。“九一八”文学中的旧体诗词显现了20世纪文学与文学传统的脉系关联，是闪烁着现代中国文学精神的创作。它所显示的旧体诗词在新的社会、时代中的创作实绩，为我们打开了考察传统文化与时代文学关系的新视角。     

追寻历史学的价值——评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

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代表了20世纪下半叶西方历史哲学的重要成就.在书中,海登·怀特认为自己获得了两项理论成果,一是确立历史作品普遍存在着的诗学本质;二是展示了一种被称为"历史的"思想模式的一般性结构理论.史学有文学的特征;但史学不等同于文学.历史学是一个追求真实而又无法达到完全真实的过程.     

追寻历史学的价值——评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

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代表了20世纪下半叶西方历史哲学的重要成就。在书中,海登.怀特认为自己获得了两项理论成果,一是确立历史作品普遍存在着的诗学本质;二是展示了一种被称为"历史的"思想模式的一般性结构理论。史学有文学的特征;但史学不等同于文学。历史学是一个追求真实而又无法达到完全真实的过程。     

司马相如：汉初社会经济孕育的“赋圣”

在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的境况与文学的发展从来都有难解之缘.本文通过对司马相如一些重要作品的解读,展现了相如人生道路、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以及其作品内容和风格的特征,由此凸显了汉初社会经济所孕育的这一"赋圣"的若干特点,并进而揭示了汉初社会经济与文学发展的密切关系.     

历史与文学的辨证——以《血路》与《花腔》为例

海登·怀特的“历史若文学”的思想从叙事层面上消除了历史和文学之间的界限,使人们对历史与文学之关系有了新的认识,《血路》、《花腔》两部作品某种程度上可说是此思想的回应。这提示我们不要再把文学当作是虚构、历史著作当作真实这样一种眼光来看待文学和历史,而要以更开放的胸襟和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与文学之间的辨证关系,在新的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来寻求二者有效对话和结合的可能性。     

维吾尔族文学史上的丰碑--纳瓦依的《五卷诗》

纳瓦依是维吾尔族文学史上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是维吾尔族文学中的杰作,他的<五卷诗>是其文学创作上的一个巅峰,也是维吾尔文学史上一部划时代作品.其<五卷诗>是伊斯兰文学中"海米塞"(五卷诗)创作历史上最光辉的艺术典范,后来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把纳瓦依的<五卷诗>奉为宝书,他们把它抄录下来,加以保存.至今,新疆各地都找到了许多纳瓦依作品的手抄本.纳瓦依的作品在维吾尔族文学发展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     

张资平：在“历史情境”与“历史叙述”中

在现代文学的"历史情境"中,许多研究者都将张资平与郭沫若等并称"创造社"四大金刚",而在文学史叙述中,张氏却始终无法摘去"三角恋爱作家"、"汉奸文人"的帽子.这之间的巨大裂痕,原因主要有三1.权力叙事干扰了文学史家的独立判断;2.道德至上的历史伦理观,影响了文学史家的公正评价;3.文学史研究未能把作家-作品-读者"三位一体"的文学生产、消费系统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我们还应该有一部全面考察文学接受的文学史.     

英伽顿的现象学文论体系及其哲学基础

英伽顿的现象学文论体系包括文学本体论、文学认识论和文学价值论,其中文学认识论是重心.文学本体论讲作品本身的四层次结构形式;文学认识论讲读者对这种结构形式的具体化,亦即对作品的重构;文学价值论讲作品本身存在的艺术价值以及读者对作品本身重构后所形成的审美价值.文学本体论运用了现象学哲学的还原方法,文学认识论则基于现象学哲学的意向性建构原理.     

伤痕文学的历史胎记

伤痕文学有十分明显的时代特征,如作品中常常会出现一本富有寓意的书、重视科技及大学生等。这些不但充实了作品的内容,也反映了时代对作品的影响,是伤痕文学富有特征的历史胎记。     

京派文学的守成与式微——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个案分析

<文学杂志>是20世纪30、40年代活跃于中国文坛颇具特色的文学刊物,是后期京派的文艺阵地,它的发展变化与京派文学休戚相关.从<文学杂志>前后两个时期作品内容、作家阵容、版本编排的发展变化透视京派文学的艺术特征,展示京派文学的发展轨迹和历史命运.     

文学的雅与俗

文学的雅与俗,不仅有其社会价值方面的意义,主要对应于文学产品的社会功利性;也有其文学价值方面的意义,主要对应于文学作品的艺术创新性;更有其文化价值方面的意义,主要对应于文学物品的文化整合性。文学作为产品必须满足社会的需要,文学作为作品必定成为个体的创造,文学作为物品必然体现文化的综合。因此,文学的雅与俗的这些价值构成了一个系列性的价值集合体,并且在历史的进程中显现出由社会     

宋代妇女女性意识的觉醒——读《女性审美文化——宋代女性文学研究》

在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史上,宋代女性文学以女作家前所未有的女性意识觉醒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文学遗产.从作家人数上看,宋代女性作家中仅有作品流传的就有诗人200余、词人近90;从作品的体裁上看,宋代女性作家的创作扩展到了诗、词、散文、赋、评论等各种类型;从作品的题材上看,宋代女性作家冲破了女性文学爱情题材相思愁怨的单一的传统模式,或抒情写景、或送别思亲、或咏史怀古、或边塞军旅、或爱国忧情,无所不包;从诗词作品的质量看,宋代女性文学达到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最高峰.     

“中西合璧”的两个范例——施蛰存、白先勇创作比较论

“中西合璧”是中国文学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以施蛰存和白先勇为例 ,对比分析了两人的生活道路、理论背景与作品特色 ,认为曲折丰富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 ;新旧交替时代的文化冲撞使他们比较直接地受到了现代主义的影响 ;对公式化、概念化的不满使他们有了共同的理论自觉。表现在作品中 ,他们都能把传统技巧与现代手法有机结合 ,使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表现出“中西合璧”的色彩 ,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为文学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从理查德&#183;福特的作品管窥后现代思潮下的美国南方文学

理查德.福特的作品在历史意识、地域观念和家庭三个方面形成了对旧南方文学传统的颠覆,反映美国南方文学在后现代时期显现出来的断裂、反叛、离散等典型的后现代文学特征。这种变化是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必然。     

民族苦难与文学的空白——在剑桥大学东方系的讲演

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是一部苦难的史诗.关于苦难的文学书写.也因而所在多有.在俄罗斯,有<战争与和平>、<古拉格群岛>;在拉美有<百年孤独>;在美国有<根>;在欧洲有<悲惨世界>和<变形记>.可是,在中国,面对民族的苦难,我们却没有充满作家个人伤痛的深刻思考和更为疼痛的个人化写作,没有写出与这些苦难相匹配的作品来.这是我们中国作家的局限,也是中国作家和当代中国文学面对民族苦难历史的伤痛和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