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公约》新增犯罪行为所涉罪名探析

面对国际航空运输面临的新风险与新威胁的变化，《北京公约》对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及其机场议定书规定的航空犯罪行为类别进行了系统更新。为了推进《北京公约》在中国获批后与国内立法的有效衔接，有必要对新增犯罪行为所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罪名进行探讨。对此，就国际公约规定的犯罪行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衔接中存在的方式、适用理论和差异性等问题，以及《北京公约》对新型犯罪行为、威胁行为、参与犯罪的规范等进行分析。同时，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探讨每类行为可能涉及的罪名以及罪名认定的要点、难点。     

网络犯罪对刑事侦查的挑战与应对

网络犯罪不仅包括以网络为对象的犯罪,也包括以网络为工具的犯罪。由于网络犯罪具有犯罪主体、手段的专业化、犯罪客体的多样化、犯罪行为的隐蔽化的特点,导致犯罪行为扩散迅速、身份易藏、证据有限、毁证容易、适用法律困难等问题,对刑事侦查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体现在管辖权、证据制度和侦查措施三个方面。我国应对网络犯罪的侦查制度较为落后,应当从专门侦查机构、管辖制度、电子数据收集制度和技术侦查措施四个方面来加以完善。     

“套路贷”行为模式及其司法认定

"套路贷"披着合法民间借贷的外衣,而行违法犯罪之实。"套路贷"并非法律上的具体罪名,而是一系列新型侵财犯罪行为的总称,涉及诈骗、敲诈勒索、抢劫、非法拘禁、虚假诉讼、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多项罪名。"套路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民事、行政法律在规制"套路贷"违法犯罪行为时具有天然的不足,用刑法来刺破"民事面纱",是规制"套路贷"违法犯罪行为的必由之路和有效途径。用刑法规制"套路贷"需要在坚持报应优先、兼顾预防的原则基础上,全面收集刑事证据,准确认定罪名,综合评价其他情状等。     

大数据视域下网络APP滥用信息行为的解析与刑法规制——以侵犯个人信息罪为切入点

在大数据背景下,网络APP滥用信息活动带来了信息技术滥用风险、侵犯个人网络信息安全风险、破坏网络管理秩序与网络公共安全风险。当下应对侵犯个人信息犯罪进行立法重构,规制网络APP滥用信息犯罪行为。网络个人信息应当重新界定范畴,强调个人信息所形成的网络数据信息的网络秩序、网络安全价值。侵犯个人信息罪的客观行为类型也应重构,除信息转移过程的非法交易行为,还应包含信息使用环节的泄露、刺探等,从而将利用网络大数据进行的个人信息的不当挖掘、越权网络侧写及信息投放等滥用行为作为个人信息滥用犯罪的具体类型予以规制。     

略论刑法罪名概念的逻辑特征

逻辑与法学的关系极为密切。研究和探讨法学领域中的逻辑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也是逻辑工作者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试就我国刑法中罪名概念间的逻辑关系和罪名概念定义的逻辑结构、逻辑特性作一简要的论述。 (一) 从逻辑方面对刑法中的罪名概念进行研究和探讨,把握罪名概念间的逻辑关系,是人们在审判工作中进行正确推理的先决条件,也是准确理解罪名概念的关键。所谓刑法中的罪名概念,就是刑法规定的,反映着各种犯罪行为的基本特征,并在刑事审判工作中用以确定被告行为性质的概     

网络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合法性研究

网络消费的发展促使网上支付的产生,由此第三方支付平台成为网上支付的一个模式。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合法性却令人怀疑,第三方支付平台作为一个从事代理收付款等业务的网络消费支付中介机构,其经营主体资格、经营行为均缺乏充足的法律依据。可以从第三方支付平台经营主体资格、经营行为两方面探讨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合法性,并从准入机制、监管机制等方面完善第三方支付平台。     

论信息网络犯罪的适用——以《刑法修正案(九)》新增为例

刑法修正案(九)》针对信息网络新增设了3个罪名,信息网络犯罪相比较普通的犯罪有着自身的特殊性,网络 “虚拟空间”成为犯罪的对象。第286条中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限定为网络服务提供商(ISP)。 “拒不履行和拒不改正”应当要求有严重情节;第287条之一规定的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实行行为是预备型实行行为,不是帮助型实行行为;第287条之二中的 “明知”不需要以行为人之间具有意思联络为条件,具有独立性。“帮助”行为是有限的帮助犯的正犯化;虽然是新增设的罪名,新增 “三罪”的溯及力并非一律不可适用。     

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的刑法规制

“基因编辑婴儿”案件的发生表明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谬用行为刑法规制的必要性。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的人类临床应用存在安全风险、社会管理失序风险和伦理风险三大风险。面对这些风险,刑法应当禁止对生命健康法益造成侵害的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行为,有选择性地规制危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并慎重回应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所涉伦理问题。为应对基因编辑技术带来的挑战,刑法应当在兼顾谦抑性的同时,设计相关罪名,对犯罪行为进行打击。     

论定罪三段论的基本形式

定罪三段论是指以罪名定义为大前提,以对被告人在被控案中的行为事实的断定为小前提,并把小前提所断定的行为事实与罪名定义相对照,从而对被告人在被控案中的行为作出法律评断的推理形式。这个法律评断是定罪三段得的结论,其内容是认定被告人在被控案中的行为是否构成了某罪。由于定罪三段论的大前提是罪名定义,因此,根据罪名定义的种类及其分解,定罪三段论可分为简单定罪三段论、复杂定罪三段论和假言定罪三段论,前两种是定罪三段论的基本形式,本文仅就这两种形式进行探讨。     

单项罪名中排除非法证据的困境与出路——以“蟹妈案”和程镇捷案为视角

在"两个证据规定"的适用中,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件主要反映在共同犯罪、数个罪名的情况,而且不影响最终的定罪处理。在单项罪名下,因排除非法证据而导致无罪判决的案例极少。在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蟹妈案"与程镇捷案中,是否在单项罪名中排除非法证据成为争议焦点。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即将实施之际,依据程序正义,贯彻无罪推定理念和疑罪从无原则是解决单项罪名中排除非法证据问题的有效出路,也是实现刑事司法利益平衡的优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