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互动关系及协调发展路径探析——以皖北地区为例

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以下简称"三化")协调发展直接影响到皖北地区经济快速崛起。基于皖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以"三化"协调发展内在关联作为切入点,分析皖北"三化"协调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制约因素,提出皖北地区"三化"协调发展要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入手,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现代化城镇体系,走新型城镇化道路。     

基于效率测度的安徽省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

以安徽省16地市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简称“三化”)发展效率作为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利用协调度模型对“三化”协调度进行测度.研究发现,安徽省工业化效率存在严重的地区不平衡;农业现代化效率普遍较低;绝大部分地市存在“三化”发展低效且不协调的情况.选择农业发展的视角,利用Ologit模型,对“三化”高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业现代化升级过程中以机械以及其他工业品投入为代表的农业机械化、农业工业化水平提升应该是“三化”高效协调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陕西省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

运用Johansen协整理论及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陕西省1991-2010年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显示:陕西"三化"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且呈同向发展态势;短期内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会阻碍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在滞后两期的情况下,陕西省工业化和城镇化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工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格兰杰原因,而农业现代化不是工业化的格兰杰原因;城镇化对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冲击总体上较为显著,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对城镇化正向冲击较弱且逐步递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同步推进陕西省"三化"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兵团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实证分析

该文通过选取反映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状况的16项指标因子,构建反映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度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协调度评价模型,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角度分析了兵团城镇化与工业化的综合效益、整体协同发展水平以及协调度,并对兵团"十二五"期间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程度进行了预测。研究发现,2005-2010年,兵团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的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仍处于较低的协调等级;协调类型由早期的城镇化滞后逐渐转化为工业化滞后。同时,兵团各个师的城镇化与工业化整体协同发展水平和协调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由预测结果可知,"十二五"期间,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程度由弱协调状态上升到较协调状态。     

甘肃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研究

以分析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相互关系为基础,依据相关统计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甘肃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关系程度.结果表明:甘肃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两者间的综合发展水平逐年提高,耦合度从低水平耦合阶段逐渐过度到颉颃阶段,耦合协调度从严重衰退失调发展演变为初级协调发展.甘肃省农业现代化低水平一直是制约两者耦合协调度向更高层次发展的主要因素.政府应继续加大对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投资力度;注重社会保障服务质量的均等化,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注重二者的协调发展作用,不能偏重于一方的发展或是交替的阶段性发展.     

日本农村“三化同步”的经验及其启示意义

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既是各自独立的发展过程,又是相伴相随、交织在一起的发展过程。三者之间的不协调发展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日本1961年制定《农业基本法》,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成功地解决了三者之间的不协调问题,缩小了农工间不平衡发展和城乡差距。日本经验证明,建立健全农村"三化同步"的支持体系,就能够实现农村的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进行,并且加快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快速发展。     

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总体趋势与政策解释

采用我国1978-2014年的数据,分析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程度的变化趋势并提出对应的政策解释。通过构建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后获得了城镇化水平与农业现代水平的变量数值,然后基于离差系数最小化协调度模型测算了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度与协调发展度。结果表明：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水平长期滞后于城镇化水平是制约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主要瓶颈;除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度存在短期的波动向下趋势以外,其余年份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度总体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带动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不尽相同,而且各阶段协调发展度的变化与我国的社会经济政策存在明显的周期性关联。     

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红利,实现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是加快安徽省经济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必由之路。文章在对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反映二者内涵的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分别计算二者的综合发展水平,并运用空间描述方法对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城乡一体化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有重要作用,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整体水平都有待提高,但各市实际情况不尽相同,需区别对待,采取不同的对策促进其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     

对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的几点认识

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是对中原崛起战略认识的升华,是通过城镇化打开“三化”协调的结,破除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空间约束。新型城镇化要求在保证农民原有权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加快解决农民“进得去”城市和“出得来”农村两大难题。根据空间和功能结构特征,中原经济区应划分为五大城市板块,各个板块之间以及各板块内部应该充分考虑城市建设的空间、规模、功能、交通等城市形态的实现问题。     

城市低碳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研究——以中国低碳试点城市为例

基于2011年中国国家发改委确定的34个低碳试点城市的截面数据,构建了城市碳排放-新型城镇化系统评价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和熵指数计算得出城市低碳发展-新型城镇化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并进行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模型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低碳试点城市碳排放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低碳试点城市碳排放-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上总体水平不高;第二,城镇化过程中,人均CO2排放量、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环境水平不同程度地对低碳城镇化产生影响;第三,系统的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上表现出较强的空间地域性;第四,系统的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总体来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第五,系统在新型城镇化水平、协调度、协调发展度指标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强的对应关系,而城市碳排放系统、协调度、协调发展度指标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