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土地政策参与的困境与破解思路

农民是土地政策过程的重要参与者,农民参与度直接影响土地政策实施效果。因此,土地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应广泛吸纳农民参与。当前,由于“传统型”政策运行制度对农民参与空间的挤压,基层政府为争夺征地收益对农民参与活动的排斥,以及农民组织化水平、农村现实社会基础条件的制约,农民土地政策参与活动陷入了困境。为此,我国应不断完善土地政策运行制度,加大对基层政府的财政投入;同时,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着力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培育农民民主意识,从而提升农民政策参与水平。     

从底层创新到上层建制：当代中国农村体制变革的路径探析

[摘　要]　当代中国农村体制变革进程实际上是一个从底层创新到上层建制的过程，农民的底层创新实践包括生存压力下对集体经济制度的“修改”、经济理性主导下对集体经济制度的突破，以及权利诉求下对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政策修改和“合法化”农民创新实践两种方式实现了底层创新向上层建制的转变。上层建制受到维护政治统治、当时的国家发展战略、当代中国基本国情、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和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影响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的倾向性问题及建议

党的十八大把“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作为我国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但当前我国社会思潮及一些倾向性地方政策,正在削弱和动摇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运行的根基。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一方面要坚定“三个自信”,从政策宣传、舆论引导和观念转变上夯实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运行基础;另一方面,应按照“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思路和“长久不变”的原则,着手构建长久不变的制度体系;同时,处理好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和培育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与支持农民创业创新和发展农户经济的关系。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法律表达

“三权分置”政策是我国调整农民和土地关系的重大制度创新,必须用科学的法思想和法理论来对政策的法律内涵进行明晰,实现从“政策语言”到“法律规范”的全面转化。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三权分置”是围绕着农地展开的“三农”改革,即农业生产方式与土地市场化的再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基层自治组织关系的重构、农民的身份利益与自我解放。通过对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四种观点进行分析,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法权结构表达为“宅基地集体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资格权”;宅基地资格权是以身份权为基础,包含财产权内容的复合性权利。未来民法典物权编应当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规定为总有关系;修订细化成员权得丧变更的制度规范;建立宅基地资格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配套制度。      

达州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现状与对策

创新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有利于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有利于推动现代农业发展,有利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利于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目前达州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具备了一定的政策基础、产业基础与成效基础,但还面临着严峻的缺资金、缺人才、缺资源、缺激励等现实困境,大大制约了达州市乡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为此,需要积极探索筹资渠道、多举措吸引各类人才、积极挖掘资源性资产、适当设计激励机制、稳步推进多产业发展,以破解达州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现实困境。     

重新找回村落集体经济

作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新形态,村落集体经济是农民基于集体产权、成员身份和村落边界而形成的共同体经济,强调经济嵌入社区关系结构,突出经济的社会品格。正是这种品格,使其同乡村精英经济、乡村合作经济、农村集体经济存在明显区别。改革开放后农村产权经营方式的变革与实践后果,农业税费全面取消后乡村社会的衰败困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施和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背景下的社会现实,为重新找回村落集体经济提供了时空背景。党的十七大以来,国家就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再造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探索集体经济的多元化实现方式与路径、推进集体经济组织与法制化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明确的制度政策表述,这为村落集体经济的复兴创造了良好的政策与制度环境。重新找回村落集体经济,是新时代部分地区缓解村落或农民终结,重建村落共同体的重要实现路径。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地位分析

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概念、性质和功能在立法上存在缺陷。形成这种立法缺陷的原因有立法技术与立法水平的制约、行政权力本位的影响以及农民集体所有权制度的矛盾。这种立法缺陷已经严重影响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运行。因此,必须在法律上合理安排概念、独立经济功能、明确市场主体地位。     

新时期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创新模式——广东南海“政经分离”模式的实证研究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改革已经成为农村体制改革的深水区,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不断累积。在此,广东南海一直处在制度与体制改革创新的前沿。“政经分离”是南海探索适应新时期发展需要的一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分析和研究这一新生事物对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解决农村发展深层次问题具有理论与现实指导意义。     

“被产权”:农地确权的实践逻辑及启示——基于某土地产权改革试点村的实证考察

在农地确权的具体实践过程中,自上而下的确权政策表达遭遇到多方面的抵制,导致确权实践的"被产权"逻辑。即一方面政策实践脱离农村社会实际和农民需要,表现出浓厚的行政命令色彩;另一方面,作为政策实施对象的农村和农民被动接受政策,不得不用某些策略性方式纠正政策内容与实际需要的背离。具体而言,基层治理原有秩序机制、村庄社会运作逻辑和农民的土地认知结构等成为形塑"被产权"实践的主要因素,诸种反制因素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起消极作用,但是契合当前农村社会现实和农民实际需求,具有实质合理性。在与制度环境不相适应的情况下,依靠产权制度孤军深入,往往陷入"头疼医脚"的实践困境,损害而并非保障农民利益。     

“三变”视域下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研究——内在机理、运行机制和实证分析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深化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集体产权归属不清、权责不明、保护不严、流转不畅,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集体经济发展活力不足,现代农业发展滞后,必然要求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政策引领、制度保障和实践探索构建了集体产权改革的良好制度环境.旌德县的改革实践明确了集体产权主体、创新了集体经济经营模式、推动了集体经济稳健发展、拓展了四条壮大集体经济的途径.其主要做法是清产核资、成员界定、折股量化、成立主体,取得了一定改革成效,但也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完善股权设置和流转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理顺党支部、村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健全农村经营管理体系.     

农村公共品的“赋能型供给”：价值内涵、逻辑机理与运作机制——以开镇小微项目的创新实践为例

农民动员缺位和参与性不足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是制约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项目制供给中的政府包揽代建模式内含着行政替代组织的实践逻辑，会由于基层村社组织的失语和脱嵌陷入动员困境，引发项目进村实践梗阻。“赋能型供给”的基层创新实践是对政府包揽代建模式的优化，实现了从“替代组织”到“赋能组织”的逻辑演变。地方政府能够在项目分类基础上，优化项目进村的建管制度，将小微项目下放到村社内部，由行政村和村民小组进行自主治理。“赋能型供给”是政府以村庄对项目的依赖性为基础，通过适度放权和有节制的行政干预，从资源、权力和规则三个层面，以属地化包干、约束型自主和制度化参与实践机制为基层村社组织进行综合赋能，使其成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结中介和动员载体。通过重塑国家—基层村社组织—农民的互动结构，形成一个可以深入农村社会进行强动员的基层组织体系，有效化解“最后一公里”难题，提升公共品供给效率。“赋能型供给”创新实践为项目制背景下如何实现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提供了一个可行思路。     

农村集体统筹能力的式微及其基层治理效应——珠三角多地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考察

股份合作制改革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对基层治理及农民与国家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如以“股权量化”与“政经分离”为主要方向,一定程度上虽有利于缓解利益分配矛盾与代理人寻租困境,但珠三角多地经验表明：这不仅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上述困境,还可能诱发更复杂的基层治理效应。其深层原因在于农村集体统筹能力的式微,包括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虚化、集体收益分配权的剥离、集体土地经营权的锁定以及股份合作制与集体经济制度之间存在内在矛盾等。乡村振兴背景下,应以强化集体统筹能力的基层有效治理思路替代“重分轻统”的产权改革思路,构建一种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集体经济运行机制,实现集体经济与基层治理的良性互动。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研究——陕西省袁家村的经验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也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但要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还必须有良好的制度保障和环境保障作为支撑。本文通过对陕西省袁家村走向共同富裕的案例进行解剖,讨论在共同富裕的微观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推动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研究表明：(1)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但这并不构成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条件,要想实现“村庄强”和“农民富”的双重目标,还必须在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前提下,构建科学的分配机制与治理环境;(2)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受乡土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影响,因而在进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成果分配时必须充分吸收乡土社会运行规则,通过逆市场化的方式来推动分配机制创新,促进集体经济发展成果在村域内实现公平分配;(3)良好的村庄治理生态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集体成果公平分配的保障,因而在推动经济发展和集体收益分配的过程中,必须重视改善村庄治理生态,以此构建集体经济发展、农民共同富裕和村庄实现善治的良好格局。     

农村宅基地制度对农户主观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影响

基于黑龙江省调研微观截面数据,在制度保障功能层面,运用PSM方法分析农村宅基地制度对农民主观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宅基地制度的保障功能可以在居住需求、养老需求、社会资本及经济资本积累的需求方面提升农民的主观获得感;对“社会公平感知需求”及“未来生活预期需求”因素的影响为负,降低了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对“农民自主返乡需求”因素有正向影响,提升了农民的主观安全感;但对“农民风险分担需求”因素的影响为负,降低了农民的主观安全感。农村宅基地制度的内涵与功能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拓展与提升。制度改革要让农村宅基地从弱化的保障功能中“脱嵌”,实现向财产性功能的让渡,同时要注重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生活保障制度。可以尝试开放使用权货币化的方式,提升宅基地的资产价值,通过改革助力农民主观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提升。     

行政嵌入与农村社会自治能力再造——基于对浙江宋村的个案研究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提高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浙江宋村的治理实践表明,基层政府以改善村民自治运作条件为核心的行政介入是提高农村社会自治能力的有效路径之一。随着农村社会的持续快速变迁,保障村民自治顺利开展的基础条件正在逐渐瓦解,其结果是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快速弱化。通过选择性治理事务下沉、民主性议事规则供给、发展性经济资源输入,基层政府可以将行政力量有效嵌入村级治理。生活性治理事务下沉可以重建农民与村级治理间的利益关联,从而增强村级组织对农民的动员能力;规范性协商规则供给可以为农民之间的理性协商提供空间与指导,从而引导农民围绕治理事务达成共识;发展性经济资源嵌入可以壮大集体经济,从而为自治活动提供灵活、持续的资源保障。由此,基层政府的行政介入能够重塑村民自治的实践基础,进而再造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现实困境与制度性原因分析

当前农地流转面临流转的非粮化非农化、流转中片面追求"快"和"大"、工商资本涌入的经营风险、基层政府介入集体土地经营权流转侵犯农民利益、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农村土地流转行为不规范等现实困境。需要重新全面审视产权关系不明、集体经济组织定位不清、政府公共服务功能缺乏、制度性规范滞后等制约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深层制度性原因,进而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中的相关土地产权规定,加强对行政权力的规范和监督,强化管理制度,加快劳动力转移步伐,完善各项农村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     

基层土地管理错位与服务缺位探源——基于农民“违建”的思考

基于对宅基地价值与功能的不同预期,普通农村的农民“违建”具有不同于征拆区农村的发生逻辑。当前宅基地管理政策聚焦于征拆区农村的“违建”治理,并体现为强化行政管理权和弱化集体所有权的管理思路,忽视和压制了普通农村大多数农民正当的宅基地使用权要求,宅基地管理逐渐脱嵌于村庄社会。管理错位和服务缺位造成对农民建房法律空间与物理空间的双重挤压,这是农民“违建”持续发生的制度根源。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积极回应和引导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需求,以服务再造管理,是破解基层土地管理困境的根本之道。     

当前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困境与路径探析

农村基层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基础性工作.发展基层民主政治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制约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因素,如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民主监督机制不健全、基层党组织带劲不足和消极传统政治文化的制约等等.为深化和拓展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我们需要从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完善民主监督制度和加强村民思想政治教育等五个方面进行实践,为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实现路径.     

集体经济有效实现的地租制度研究

我国现阶段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大部分农村集体缺乏发展资金,有必要通过收取地租完成集体经济的资金积累,再将其主要用于发展性项目,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并最终完成集体经济有效实现的目标.地租不同于农业税、“三提五统”和“一事一议”筹资款.收取地租不仅是土地所有权等理论的内在要求,而且调研显示能够得到大部分农民的支持.农民集体地租法律制度应当在坚持“分步走”、民主性、低额度、保障性、发展性等五大立法原则的基础上,展开具体法律规则的构建.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理论基础与困境摆脱——基于国内文献的分析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化解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突破口。通过文献分析法研究发现,产权改革效率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论、农村集体资产可持续管理论以及农村高质量脱贫论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全面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界定农村集体资产完整权能、推进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造以及实现农民与集体经济组织共享式发展等三方面存在难点,也面临农民主体性缺失、基层干部的改革认识和动力不足以及财政经费支持力度不大的制约因素。解困之道在于加大对农村集体产权确权的政策支持力度、规范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提升新型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力以及构建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深化的保障机制。未来研究需要在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理论、改革利益相关者、改革效应、立法和政策创新方面进一步深化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