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焦虑与美学冲突——从一个角度重读《创业史》

《创业史》是柳青长期社会实践和美学思考的结晶，尽管囿于环境，柳青的创作不得不凸显“时代精神”，但在细节的丰富性方面，柳青遵循了创作规律，并以真诚的民生视角带来作品的真实品格。今天，体制的变化不应成为评价作品的重要依凭，《创业史》中体现出的身份焦虑与美学冲突，使它成为探究当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典型文本。     

在政治与日常生活之间——《创业史》与《从两个蛋开始》的对读比较研究

同样是对于建国后中国农村生活的表现,同样是陕西本土作家,但柳青的《创业史》却与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有着明显的区别:《创业史》的根本特征是日常生活的政治化,而《从两个蛋开始》的根本特征却是政治的日常生活化。     

《创业史》：政治语境中的日常生活表达

日常生活中的人是《创业史》处理政治与日常生活关系最核心的环节。批评者和作者在就政治和日常生活的关系上并未达成一致。柳青提供了日常生活的历史细节,还写出了对日常生活的态度和思考。柳青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倡导在社会关系中考察人,在政治语境下深入日常生活。从辩证法出发,柳青有效地处理了政治与生活的良性关系：以生活为主体,以政治为主导。     

夹缝中的文学性追求——从当代文学作品的删改现象谈起

建国以来,当代文学在与体制、市场、传媒等外界因素的妥协与抗争中,其文学性以一种尴尬的方式在夹缝中生存,这一境况典型地体现在文学作品的删改现象中。文学作品的删改大体呈现三种情形:一是基于现实政治的规约,作者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而忍痛割爱,如曹禺对于《雷雨》的删改;二是基于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理念,作者主体意识淡化,主动与意识形态同步,如柳青对《创业史》(一)的删改;三是随着消费主义时代的到来,文学被市场与传媒所左右,作者某种程度上认可了文学的市场属性及传媒的造势,并对此作出了主动迎合,如林白对《一个人的战争》的删改。以上不同历史语境下的删改现象,对于作品的文学性造成了损害,是我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伤痛记忆。     

《讲话》对当代陕西文学的影响

当代陕西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与母体延安文艺有着剪不断的脐带关系。柳青的文学创作直接受到《讲话》精神的熏染,柳青的文学成就和文学精神召唤着后辈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人;胡采的生活反映论与《讲话》精神一脉相承,陕西第二代批评者王愚、刘建军、蒙万夫、畅广元等人的文学批评观念均受到《讲话》精神的影响。《讲话》中包孕的人民性、实践性、民族性诸多文艺经验,不只对纠正当下文坛商业化、媚俗化倾向有现实意义,而且对构筑中华民族文化事业亦有着重要意义。     

潮州筝的调式特点与演奏技法——以筝曲《柳青娘》为例

潮州筝是我国五大古筝流派之一,历史悠久,韵味独特,是潮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柳青娘》是潮州筝中极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其中包含"轻三六""重六""活五"等调式,每种调式又都有着独特的演奏技法与作韵手法。通过对《柳青娘》的调式特点与演奏技法进行分析,可窥探潮州筝深厚的艺术内涵与文化魅力。     

柳青:在人民中生根

1978年6月13日,作家柳青猝然辞世,千百万读者期待他写完《创业史》的愿望,再也不能实现了! 柳青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宝贵贡献的作家。1960年,他的《创业史》第一部出版,标志着作家思想和艺术的成熟。文艺评论家们把《创业史》列人现代优秀长篇小说之中．认为它是建国以来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创业史》

长期住在农村的柳青亲身经历了合作化运动的过程,深刻认识到农业合作化道路对改变小农经济的历史命运的重要意义。他的《创业史》以非凡的气势、精巧的构思、生动的人物形象回答了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杰出的典范作品。     

伦理世界的技术魅影——以《创业史》中的“农技员”形象为中心

《创业史》中的韩培生这一人物凝聚着柳青对“农业技术”与“合作化运动”之间关系的思考。与20世纪50年代同类题材的小说不同,柳青的《创业史》试图从根本的伦理维度上把握“合作化运动”,并激活“技术话语”的政治语境。从这一视野审视,韩培生的农业技术推广叙事呈现出多重维度,并形成了科学实践、社会实践、政治实践与伦理实践四个彼此相关的层次。借助这种叙事,柳青展示出“合作化运动”中“伦理”与“技术”的深层张力,也对“国家—乡村”二元结构中的现代化想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以情节结构取代故事结构——论《创业史》的结构艺术

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能够较为成功地呈现5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历史风貌,其原因之一在于精心设计的文本结构。尽管在表面上《创业史》呈现为按照时间的自然顺序叙述的故事结构,但质言之,作品对集体化创业史的叙述更主要地呈现为情节结构,即作品的＂题叙＂、＂正文＂、＂结局＂在逻辑关系形成一条完整的因果链;＂正文＂部分不侧重于情节的纵向发展,而由几个空间场面组接而成。这使得柳青在《创业史》中游刃有余地对人物性格和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作了充分描述。     

《创业史》两种版本的比较研究

如果将《创业史》第一部的初版本与修订本比较,可以发现柳青对初版本作了诸多修改,其因有三：一虽然文革已过,但作者受时潮影响未减;二作者重病在身,孤独自处,“左”毒未消;三身体受损,作者的审美鉴赏力未能如前保持。因此,从文本的艺术价值着眼,今后重印《创业史》第一部,宜以初版本为准。     

略论《诗经》文学性表现的梯式结构

《风》、《雅》、《颂》在题材内容上,在形象塑造、比兴手法以及语言艺术等诸多文学性因素上,都体现出它们在文学性分布上的不均匀,形成由《风》而《雅》、由《雅》而《颂》三个组成部分间的文学性层层递减的现象,构成一种梯式的结构。诗歌来源、作者及创作动因、描写对象等差异是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     

从人文精神角度看《左传》用《诗》

《左传》中大量出现的引《诗》、赋《诗》、作《诗》现象反映出春秋时期的人文精神。人们以《诗经》作为道德品行、事理判断和礼仪风度的准则,而《诗经》本身所具有的语言形式方面的特点,也是《左传》用《诗》之风盛行的原因之一。春秋人将《诗》政治化、道德化的过程正是提升《诗》的人文精神的过程,是将《诗》的属于人的自然内涵部分纳入社会人文精神的视野范围予以重新审视的过程,是对《诗》的重新发现和解释     

现实与观念：柳青《创业史》现实主义缺陷试探

柳青《创业史》 的现实主义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农业合作化的绝对肯定与歌颂,一是根据阶级属性进行人物塑造。造成这种不足的原因是对现实的真实表现让位给了作家秉持的观念。现实与观念之间的关系,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关键之一。对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有了明确的回答,那就是当现实与作家的观念发生矛盾的时候,不应让现实屈从观念,而应按现实的本来面貌进行描写。     

全国高校社科学报概览

黑龙江大学《求是学刊》　 2 0 0 4年第 4期　俞吾金 :《理性在现代性现象中的四个向度———从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说起》　指出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1 96 4 )这部名噪一时的著作中 ,试图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现代性现象作出自己的诊断。他提出在发达工业社会     

再“历史化”:《创业史》的评价问题——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中心

《创业史》的评价问题,内在地关联着文学评价标准的变化和文学史叙述重心的转移。与"再解读"理路的思想局限一般,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亦不在1950年代社会想象的历史脉络中理解柳青写作《创业史》的根本意旨,从而存在着评价的"限度"。而以"历史化"的方式重返彼时的文学"现场",在特定的意识形态脉络中发掘《创业史》与时代社会想象的深度关联,是克服评价的"限度"的必要方式。由此可知,塑造带有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感情及新性格的"新人"形象,以之"应和"新时代对于意识形态主体的询唤,是《创业史》的重要命意。此一思路,亦符合1950年代社会想象的历史逻辑。     

点石成金与锦上添花——论《红楼梦》对《西厢记》语言的批判接受

《西厢记》的语言成就很高。《红楼梦》大量地接受了《西厢记》的语言,但是这种接受是创造性的、批判性的接受,不仅吸收了精华,而且巧妙地克服了瑕疵,可谓兼顾了锦上添花和点石成金。详细地对这一现象加以分析,不仅可以更好地欣赏《西厢记》和《红楼梦》两部名著,而且,对今人的创作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红楼梦》文化现象研究综述

《红楼梦》文化现象是《红楼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上世纪80年代至今,《红楼梦》文化现象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涌现了一大批较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和大量的研究文章,是近30年来红学领域比较突出的一个现象。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红楼梦》与中华传统文化总论研究、《红楼梦》与精神文化现象、《红楼梦》与物质文化现象、《红楼梦》与域外物质文明几个方面。这些研究,丰富扩大了《红楼梦》研究的领域。     

以边缘的名义彰显诗歌的贵族气质——黑龙江汉语新诗民刊概观

黑龙江的新诗民刊是汉语新诗史上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剃须刀》、《东北亚》、《过渡》、《诗参考》等培育出了张曙光、桑克、杨勇、中岛等在汉语新诗创作历程中有重要影响的诗人。它们的成长历程、所形成的美学风格、诗人群的组成都已经是汉语新诗领域乃至现代文学中的重要现象。     

论胡炳文对朱熹《周易本义》的推明与发挥

胡炳文是元代易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著有《〈周易本义〉通释》十二卷,此书在总体致思路向上以朱子易学为宗,是提升和补益朱子易学思想的一部力作。在诠释内容上,《通释》对《周易》一些范畴的独创性诠解,对《周易本义》诸多诠解的延伸性说明,成为朱子易学解释的有益扩充;在诠释方法上,《通释》以卦与卦之间相比照、经与经之间相参照等多重诠释视角,拓展了朱熹的解《易》理路。在思想主旨上,《通释》发挥朱熹的理本论,运用政治发展与人伦日用中的诸多现象说明《周易本义》所强调的中、正、时、慎等义,对朱子的易学思想作出了一定的理论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