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西族东巴大祭风的心理功能

东巴大祭风作为纳西族祭祀非正常死亡者灵魂的仪式,“情”与“怵”交错互动、贯穿于整个祭祀过程中。东巴大祭风的目的是使非正常死亡者的灵魂得到“解脱、释放、各得其所”。东巴大祭风习俗的形成和变迁与纳西族的宗教观念、殉情风习,以及家族观念密切相关     

黄土高坡托起的圣仪:陕北左村祭仪变迁研究

从时间、空间、仪式、信仰、宗教权威、参与人员等六要素考察左村祭祖仪式的变迁。认为在黄土高坡这一古老地域文化的浸染下,左村的祭祖仪式虽然在流动性愈加强烈的社会中有一些形式上的适应性调整,但是仪式中所强调的血缘关系以及对祖先的崇敬始终在族人心中占据重要位置。以家族为主办单位的祭祖以形式之变为主,在信仰观念上仍以尊崇祖先为主导。同时,祭祖强调人伦道德,恢复的是做人的底线,这也是在相对失范的社会背景之下进行的“补救”措施。     

湘西苗族祭“滚年”仪式神圣空间观念解析

显圣物是神圣空间神圣性的自我表征和核心来源,湘西苗族祭“滚年”仪式中的三个神圣空间,其神圣属性源自不同的显圣物.仪式中神圣空间的生成及其神圣属性的强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万物有灵”观念、禁忌观念、巫术观念、祖灵观念等原始宗教观念的投射,其中,以祖灵观念的影响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祭“滚年”是湘西苗族自然崇拜的典型形态,也是湘西苗族祖先崇拜的隐蔽形式.     

仪式的效力:理论回顾

宗教人类学对宗教与人类心灵关系的讨论分为两类,一类把焦点放在心灵的思维层面上,另一类则关注于心灵在宗教实践中的全面性经验.前者讨论的对象涵括神话与仪式,后者则聚焦于仪式研究.Durkheim对宗教研究的方向做了两个重要的扭转,第一个是把宗教研究变成了社会研究;另一个则是把宗教研究变成了仪式研究,忽略行动者主观的信念.对于仪式研究学者们关注仪式的效力,仪式展演的效力,以及萨满仪式的效力和音乐、舞蹈与身体动作的效力.由此可见,仪式是一种宗教的实践活动,它正是人们用以体验、建构宗教真理的实践活动.     

陕北“叫魂”文化研究

陕北民间信仰颇为复杂,当地民众的精神空间中存在着多种信仰体系。其中,"巫神信仰"以其独特的方式扎根在陕北社会文化中,并内化成为其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由巫神主导的"叫魂"仪式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仍星火相传,为人们所熟知。     

韦纳赫人和奥塞梯人的宇宙观

古代宗教与一定的民族共同体联系在一起,是这些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早期阶级宗教的民族特征明确无误地表现在其命名方法上,这种命名方法通常与流行这些宗教的民族共同体的名称密切相关。民族宗教(或者如谢苗诺夫所说的“传统仪式宗教”)是在地区的土壤上产生的。它涉及居民的劳动、家庭和社会生活,因而各种仪式非常丰富。这些仪式成了古时居民     

空间、仪式与认同：中缅北界边境村落多维文化空间与家国一体化实践研究

因内地汉族移民边境而出现的汉文化空间位移,及其带来的边境村落各族边民的汉化现象,学界成果甚多。但从多维文化空间视角切入的边境各族家国同构问题,关注者尚少。西南边陲腾冲被称为“文献名邦”,又有“极边”之称。其历史是一部基于汉族与少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使内地与边疆一体化、家族与国家一体化的实践史。本研究通过对明代以来汉文化在极边之地腾冲的传播、生根与少数民族汉化相辅相成历程的历时性梳理,在移步换景式呈现该区域各族边民在“泰山石敢当”、“堂窝”神龛、三崇寺与家族“祖坟”四维文化空间里的世俗性与神圣性双重生产生活实践基础上,重点深描汉族儒释道与民间信仰“大传统”和本土少数民族原生宗教“小传统”交融多维文化空间内的仪式活动及其社会文化功能,进而揭示多维文化空间与家国一体化的内在逻辑,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历史文化资源。     

东巴教与纳西族殉情风俗

东巴教诱导纳西族青年男女通过毁灭现世生命来处理感情痛苦,是一种十分罕见的宗教实践,与它别具一格的民族宗教特点有关:寄托浪漫爱情理想的"玉龙第三国";模糊生死之界限的自然崇拜、灵魂崇拜等原始宗教观念;培育"重情轻生"之民族个性的东巴经,此外,东巴教的祭风仪式对殉情的负强化,以及作为文化系统的宗教与社会系统的断裂,都加强或延续了殉情习俗。总的说来,东巴教容纳了纳西族的自然观、生死观、灵魂观念、独特的民族气质,带着自身难以避免的功能冲突和文化堕距,成为纳西族历史上殉情现象相习成风的最重要的精神因素。     

论《格萨尔》史诗的仪式性

《格萨尔》史诗是一部描述居住在雪域高原的藏族先民远古部落时代的生活画卷,它展现的是一个复杂而神秘的世界。文章对最能表现这个世界的“仪式”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分析,认为“仪式”由原初的世俗上升到宗教,具有了宗教意味,其巫术内涵是文化与诗学的双重变奏。     

复合性文明的现象学“描述”何以可能——阅读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一些启示

在藏学人类学研究中,早期李安宅、于式玉的实地研究仍然具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他们的“描述”时刻提醒我们,民族志的现象学书写如何本着“亲历性”和“情感性共感”的原则,去呈现他者世界所显现的经验现象及其背后的结构与意义。在文明人类学的研究中,人类学家如何“搁置”所谓差异性或多样性的“魔咒”,努力避免还原论冲动,尊重他者在伦理上的优先性,回到“是其所是”的文明事实本身,对于我们“面对面”地直观文明之间以及“你—我”的互动机制亦具有典范性的意义。而最近出版的《仪式空间与文明的宇宙观》一书,也给宗教现象学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案例。     

藏族传统宗教中的灵魂观念与祖先崇拜

文章主要对藏民族传统宗教即苯教、佛教和民间宗教中的灵魂观念以及早期的祖先崇拜问题进行考析,主要探究藏族灵魂概念在不同时期、不同宗教中所具有的意义和内涵,同时还比较了早期藏族祖先崇拜和后期民间宗教中祖先崇拜的遗存,认为后期的地域神和五守舍神都同早期的祖先崇拜有密切的关系。     

湟水流域汉族丧葬习俗的宗教学解读

本文运用宗教学理论,解读了湟水流域汉族的丧葬礼仪及其过程中制约人们恪守传统、尊崇祖先的重要精神支柱——灵魂观。     

创新是发展的灵魂——为广西民族学院50华诞而作

广西民族学院建院50年来,扬创新精神,走特色之路,已逐步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和优势.成绩令人欣喜,前程仍需奋斗.     

在《叫魂》中找寻发辫的历史——读《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以下简称《叫魂》)一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广泛的好评,关于此书的评论也是非常之多。一般而言,国内的读者以及学者多半是主张从历史学或者政治学角度来评价这本书,认为该书以其独特的历史选材和分析视角,为历史研究或者政治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     

盘古研究发展轨迹与"盘古国"的新解读

本文较为全面系统地梳理了有关盘古神话古籍记录四大家的学术特色,20世纪盘古研究先行者,回顾20世纪盘古研究之发展轨迹及其四大特点,1949年后少数民族学者崛起及其学术贡献,21世纪盘古研究之前瞻及三个发展趋势,评价覃乃昌、覃彩銮等《盘古国与盘古神话》12点学术成就。     

金平傣族多重信仰文化探析

金平傣族是一个跨中越边境而居的特殊族群,可细分为白傣、黑傣、普洱傣以及曼仗傣等四个亚族群。由于历史渊源、分布地域的不同以及社会文化的差异等原因,其信仰文化具有与其他地区的傣族不尽相同的特征。本文在长期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金平傣族的多重信仰文化进行初步探析,认为金平傣族的信仰文化呈现出以民间信仰和南传佛教信仰为主、兼有道教文化以及儒家文化信仰的多重信仰文化的特色,这实际上是多种信仰文化长期交融与变迁的结果。这一结论有助于改变以往学界对傣族似为“全民信教”（信仰佛教）或“双重信仰”（民间信仰与佛教信仰）的简单化认识。     

苯教灵魂观在拉卜楞的遗存

文章通过拉卜楞藏区灵魂观念相关事象的描述与分析,从对灵魂的认识、对灵魂的崇拜两大方面入手,在本地区中存在的灵魂观念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讨论。认为这一古老而传统的灵魂观念属于苯教文化的遗留,并且在其发展过程中,由灵魂观念产生了众多对灵魂的崇拜、祭祀方法和禁忌习俗。     

卡约文化的丧葬礼仪

根据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 ,说明卡约文化墓葬出现的诸多丧葬习俗 ,均源自当时人们的灵魂观念 ,并由此产生了各种丧葬礼仪     

“引路菩萨”与“莲花手”——汉藏持莲花观音像比较

敦煌藏经洞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幡画,其中有的注明为“引路菩萨”。通过图像特征,可以确定这种“引路菩萨”属于观音菩萨的一种身形,其宗教功能是作为阿弥陀佛的助手,引导死者往生西方净土。同时,在藏传佛教造像中广泛流行的“莲花手”观音,虽然在造型、名号上与前者并不相同,但经过笔者的考察,证明汉传佛教中的“引路菩萨”与藏传佛教中的“莲花手”在宗教功能上是一致的,是观音菩萨在不同的宗教系统中所呈现的不同图像样式。     

灵魂漂泊与守望家园:我的人类学之路--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十九

人作为一种哺乳动物,不管有着怎样的生物性、动物性,但毕竟具有文化性、社会性的特征.因此,无论有过怎样的心灵漂泊,兰林友先生始终守望着他的精神家园.如若剖析人之所以为人,人类学便成为他的监护精灵和必修功课.因为无论人类学的学科性质有着怎样的争议,但人类学终究是研究活生生的人--其文化与人性--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