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介入背景下的底层环境抗争研究

在底层的环境抗争中，国家介入表现为积极介入、消极介入与消解性介入三种类型，不同的介入类型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 作为“中国海洋污染索赔第一案”，“塔斯曼海”轮溢油事件开创了维护国家海洋生态权益的先例。 在此次事件中，国家的积极介入是底层环境抗争成功的关键。虽然国家介入的主旨在于保护海洋环境，但它为底层环境抗争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渠道和专业技术支持，提高了抗争维权的组织化程度，并为判决结果的执行提供了机制保障。 而从整体上看，国家介入具有选择性，导致底层社会权益维护的制度保障不足。 只有建立健全制度化介入机制，才能有效维护底层群体权益，进而促进社会良性运行。     

失地农民抗争行为的社会学分析——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

随着中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征地规模日渐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当土地的征收危及到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时,便走上维权抗争的道路,其抗争行为是特定背景下的自我利益争取。基于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以湘潭市Y村的失地农民的抗争行为为例,从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及社会理性三个方面探讨失地农民抗争行为的动因,用合理化来说明失地农民抗争这一目的性行动的原因。同时指出,不同理性考量下的抗争行为具有差异化:生存理性下的抗争行为呈现暴力抗争的特点;经济理性推动下的抗争行为具有隐忍性;社会理性动机下的抗争行为则产生组织化、规范化特征。     

和谐话语与抗争文化：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新机制

本文主张通过政治话语“和谐”来导引抗争文化,寻找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新机制。农村社会的抗争文化与抗争事件密切相关,往往经过长时间的沉淀比较稳定。近年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集体公共文化不断弱化,抗争事件中政治因素趋向增强,使得抗争文化转向“激烈”。通过引导地域文化、关注抗争过程、尊重司法结果,化解抗争政治,使得基层治理更加有序。通过重建公共领域文化、引导外来多元文化及去除抗争性的文化,使其转向“温和”,从而达到治理的目标,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     

漂泊与抗争:青年农民工的生存境遇

本文以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分析青年农民工生命历程中的“漂泊”特征及他们生存遭遇的抗争特点。他们有意或无意地表现出了超越自身先赋性社会地位的渴求,很难有落叶归根的打算和想法。尽管他们在努力避免复制父辈的生活方式。争取实现代际的向上社会流动,但同时,他们在城市里又居无定所,漂泊变动,不过是“漂泊”在城市社会里游离的主体。遭到权益的侵害时,他们有三种类型的抗争行动,其中的越轨和犯罪行为是他们为改变弱势地位或控诉社会不公的一种极端方式。城乡二元结构、歧视性的制度和政策以及城市居民的文化排斥,无不容易让他们产生二等公民的体验和认知。     

中产阶级白人的纠结抗争——20世纪美国小说与郊区简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20世纪美国社会面貌与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重大改变,尤其是具有代表性的中产阶级白人的生存状态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随即以文字的形式体现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读者在小说中身临其境地体会到了从城市转移到郊区的中产阶级白人的生活现状和心路历程。郊区作为中产阶级白人的首选居住地,以无可争议的主导框架将一群迷茫恐慌、纠结抗争的人物形象圈进了20世纪的美国小说。这类小说的显著特征体现在标志性的住所、纠结抗争的心态和模糊的种族和阶级问题等几个方面。     

转型抗争: 从社会转型的视角理解 近阶段中国农民抗争

目前学界对农民抗争的解读,观点林立、侧重不一,虽相互补充但又不尽全面,并带有陷入细节化争论的倾向,这就需要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梳理已有的研究.文章结合转型时期既有传统存续又有现代变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特征,强调是国家的转型和行为变迁、基层权力变化/村庄权威与秩序转变,以及农民逻辑和行为的演变,共同塑造了所谓的转型时期农民抗争的特点,以此构造了“转型抗争”的概念,从宏观的视角探讨动态性和多元化的抗争的缘起、内容、目的和手段,以便统揽已有的经验研究,更好地理解近阶段的农民抗争.这一概念有助于在结合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政治传统与经验事实的过程中,更加清晰地把握和理解农民抗争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走向.     

基于农民政治抗争路径的村民自治制度完善

随着农村经济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农民的政治民主诉求也逐步提高了,作为村庄政治主体的农民会通过理性选择政治抗争的路径来维护自身的利益。然而,农民在现实条件下一般都会选择日常反抗的形式,这种抗争路径非常不利于村庄的民主化进程。因此,在乡村基层民主的推进过程中,如何有效地实现村庄治理、维护村民利益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文章认为,构建一种健全的、切合实际的村庄自治模型将有利于实现国家与农村各个政治主体之间的有效博弈。     

中国社会抗争研究回顾与展望

社会抗争是政治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和不满不断凸显,社会抗争及公民维权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既有的研究缺乏较为全面的文献梳理和述评以作为学术交流和探讨的基础。本文从抗争政治视角旨在对当下城乡社会中突出的几类群体（农民、工人、业主）的典型抗争行动（环境抗争）的国内研究进展进行归纳总结,提出社会抗争研究应当由多学科向跨学科不断推进。     

当代中国政治中的表演式抗争:景观、结构与效能

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叠合,政治转型与民主发展伴随而来的社 会抗争显著增多,而所谓表演式抗争又是其中一道独特的景观。作为一种艺术化的政治生活,表演式抗争的 表演性非常突出,它反映了参与者在严肃的政治结构下所作的活泼的政治选择。经过综合性的案例研究可以 发现,这种独特的社会抗争往往是有效的,它表明了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松动与活性发展前景,但其显然还 需进一步的提升,相关问题的解决也需要更加制度化的回应。     

环境抗争引发非常规政策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

环境抗争有三种类型:农村环境抗争、城市邻避抗争和反大坝建设,其中城市邻避抗争表现最为突出。地方政府面对城市邻避抗争,往往以官方公布停工、停建、改建和移址等处罚型、责令型、道歉型和变更型等决策行为的突发性、临机性和消极性改变作为解决方式,我们将此定义为“非常规政策变迁”,而非政策终结或失败。从历史制度主义来看,这种非常规政策变迁受到内生与外生动因相互影响,具有路径依赖并断续均衡特点,呈现权利运作间不对称关系,结果呈现正面方向发展。从社会冲突的”正”功能来看,消解非常规政策变迁的治理之道是要实现政府治理模式、政策决策体制、社会组织功能和社会民众心理四个方面的转变。     

区域海洋管理视域下利益相关者治理探析

由于海洋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与海洋利益相关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也随之加剧。区域海洋管理过程实际上也是区域利益相关者平衡利益关系的过程。如何有效构建区域海洋管理机制,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利益的合理平衡和治理,是当前区域海洋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需要通过确定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和利益层次、明确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的法律适用、调整公共政策、协调区域政府间的利益关系等方法展开。     

社会治理现代化语境下的权利话语和关系话语

现代社会治理的根本问题在于建立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间的良性关系。因此,现代化的社会治理必须以法治为基本方式。然而,在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治理问题时,作为法治社会主流话语的权利话语却遭遇了许多质疑。对权利话语的西方背景和中国语境的分析可以表明,权利话语在西方社会遭到的批评并不足以证成其在中国的困境;相反,以特殊主义和功利主义为特点的关系话语才是该问题的原因。     

阶层重塑：土地流转对社会阶层的影响

经验调查呈现出：土地流转与农村社会阶层的关联问题。研究发现：地权变革是农村各阶层利益的再分配与重组过程。已经严重分化的农民及其对土地不同程度的依赖和流转意愿是土地流转在农村实践的社会基础。自发流转塑造出中间阶级,是农村社会的中坚力量,其发挥着“中间价值”的功能,这种流转模式基于自愿并使流转双方互利共赢,当前地权变革理应给予足够的重视。而土地大规模流转则消解中间阶层,从而引发村治困境及农村社会动荡等系列问题,对这种流转模式,在“过密型”农业仍将继续存在的前提下,必须谨慎对待。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域下的政府角色定位

和谐社会中政府角色定位在一般政府角色定位的基础上应有新的界定。政府不再是唯一的公共产品提供主体,并对其他供给主体的供给行为具有一定的责任;政府是包含了经济利益与政治权益在内的社会公正的维护者;政府更需要是生态平衡的保障者;在治理模式上,政府是德法并重的治理者;管理对象的系统性要求政府还应该是和谐管理的践行者。     

证券市场投资者法律保护现状与发展思路

不同国家法律及其实施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投资者权益以及公司治理体制。作者从法律角度来理解公司治理及其发展的诸多问题 ,从我国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及其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现状来看 ,我国投资者保护的基本法律框架已经建立起来 ,但无论是立法还是执法上都还未能形成高效的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法律体系 ,这一缺陷直接体现在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对此 ,作者提出成立维护投资者权益专业机构 ,将其作为诉讼主体来加强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     

农民工权益保障与政府责任

随着我国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农民工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阶层。农民工为城市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合法权益仍然不能得受到很好的保护,而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很难有力地维护自身权益。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与政府职责不无关系,政府对该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政府应该改变固有意识,完善法治建设,改变二元户籍制度,并使农民工及其子女能够获得必要的教育,从而在根本上保证每个公民能够共享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     

劳动权的位阶与权利(力)冲突

劳动权作为公民的基本人权(生存权)和宪法性权利,是一项在权利体系中具有上位效力层次的重要权利,当它与其他权利(力)发生冲突时,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障.对于劳动权与公权、私权、其他社会权之间的位阶关系及权利(力)冲突,应本着基本人权(生存权)优位保障、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利益衡量、社会正义等原则予以协调和化解.特别是在劳动权与经营权的冲突解决中,我们应遵循生存权优于经营权的法理.     

我国基层农业科技人员权益保护的现状和对策

基层农业科技人员在促进农业技术推广，发展农村社会经济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权益得不到保护挫伤了其工作积极性，影响了农村科技队伍的稳定。基层农技人员权益保护面临机构不健全、政策落实难、经济待遇差、权益保障难的问题，基层农技人员权益保障难的原因在于政府投入不够，法律供给不足，基层农技人员维权意识薄弱，服务对象素质低下。因此，应该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力度，建立健全基层农技人员权益保障法律体系，加强对基层农技术人员的法律宣传和教育，加强对农民的法制和道德教育，加大对基层农技术人员权益保护的执法力度等基层农技人员权益保护的对策。     

动物权利的法定化困境及其破解

作为伦理学命题出现的动物权利论,在西方及我国法学界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支持,他们提出了动物应当成为法律主体,享有法律权利的主张。从法学或者法律的角度主张动物权利,不得不面临动物权利法定化的困境:动物主体如何确定,权利内容为何,如何实现权利?这些问题在目前的法律架构中是无法解决的。事实上,动物权利的初衷也是为了保护动物,但它却无法法定化,在社会现状及立法技术条件下,真正能行之有效的动物保护立法策略仍然是动物福利。     

串通投标犯罪的刑法治理

通过对构成串通投标罪的812个样本案例的分析可知,在我国,串通投标犯罪具有行为方式的复杂性、行为实施的隐蔽性、行为手段的腐败性和行为后果的严重性等突出特点.究其原因,主要有市场经营中经济利益驱动、招标投标制度不健全、刑法对串通投标犯罪惩治不力,以及社会管理型治理模式顾此失彼等.为有效预防与惩治串通投标犯罪,应适应正在转型的社会治理型治理模式,针对如此犯罪现象的特点及成因,将刑法相应规制纳入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和法治体系中,进行串通投标犯罪现象的体系化治理.具体而言,应当在统合和创新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理念、政策、立法、司法和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及时完善现行《刑法》有关串通投标犯罪的立法规定,并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完善刑法治理所依赖的司法机制,以优化刑法的内部治理机制;通过推行标底公开制度、取消资格预审程序及完善招标方式、评标机制与监督机制,以强化其他措施的治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