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与时间性

作为人类认识与把握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基本维度,时间与时间性既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影响学科视野与方法的重要因素。人类学注重探索时间的构成与认知,发掘时间的社会文化效应,辨析时间的多样性与同一性。其论域曾偏重时间的社会文化决定论、非现代时间、过去-现在时间性,而今已拓展到强调实践与情境中的多维时间交织、全球化与现代化下的多样时间互动,以及未来时间性的能动作用。人类学的学科时间观则长期深受现代西式时间影响,后逐渐突破其局限,在多样时间的际会中探寻着更具包容性的时间视野。     

全球化下的多样时间呈现与现代时间反思：凯文•伯斯的时间研究

人类学的时间研究虽然已逾百年,但直至20世纪末才开始系统地探讨全球化下的时间特点。美国人类学家凯文?伯斯（Kevin Birth）是相关领域的重要推动者之一。近30余年来,他从地方社区的多样时间互动及其社会建构、计时方式的认知塑造及其具身后果、现代时间的霸权及其时间多样性遮蔽等层面,深入考察了全球化下多样时间的互动和全球通用现代西式时间的局限。本文依托时间人类学的基本脉络,梳理了集中体现伯斯成就的三部代表作,并认为,理解伯斯著作中多维综合、情境性、实践取向的时间论,重视地方经验和跨学科的时间研究路径,以及多样性与同一性交织的全球时间景观,对后续研究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定义”性与“注释”性——文化思维模式与人类学实践模式关系试析

本文从利奇与费孝通关于中国人类学研究的论辩出发,尝试性地分析了现代西方文化的“定义”性特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注释”性特征对西方人类学与中国早期人类学的不同影响,认为中国早期人类学家即便曾采用西方人类学的某些研究方法或理论模式,由于在对待这门学科的前在立场及思维模式上存在差异,在人类学的学科实践上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即中国早期人类学家把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作为一种认知手段来重新注释、解释整体性观念下的“中国”——此“中国”并非仅仅是民族国家系列中“一国”的政治地理概念,它还包含着从自身历史与文明中承继而来的对生命及世界的整体性看法。     

真实与建构:人类学纪录片的困惑

对于影视人类学家来说，在影像记录方面，摄制人员在题材和田野点的选择上，甚至在影片的后期制作上，应该接受人类学家的指导和帮助，在追求影片的美学价值时，一定不要放弃对真实的探究，才能做到以镜头存录当下国家的档案。同时，文化不仅只是记录，还需要传播，既客观真实又好看可观的人类学影视片，无疑是传播的好媒介。一部好的人类学影视片一定是科学与艺术完美的结合，是人类学家与影视学家协作的结晶。好的人类学影视片不仅有史料和文献价值，它还应该具有传播价值。在艺术价值得到充分尊重的基础上，让影片真实更接近真相的本质，这是人类学纪录片的追求。     

神圣基核与历史理性——神学人类学管窥之二

作者比较基督诸教,提出1.神学人类学不同于宗教人类学。宗教人类学与上帝创世观或神灵信奉并非必然一致,而神学人类学则作上帝或神灵宇宙观的理解。宗教人类学多从宗教外部认识其功能系统;神学人类学由宗教内部认知神界宗旨、神域历史、神圣意义,即研究者与宗教研究内容及其表达融合。宗教人类学内容各异,神学人类学基本据神学形态。2.神职、教徒据上帝意志、教义经典和神教本位,以神启感召或圣灵信仰解说人类学事项,为神学本体的神学人类学;信徒或人类学者据主位神圣信仰、圣事体验和学科理论解章,为人类学本体的神学人类学。3.仪式是神阶与信徒一同抑或分自、乃至个人寻求神学意义之祈祷感验体悟的过程与载体,并非仅如涂尔干所言之集体表征,亦是神圣性、宗教正统性、象征性之表征。4.广义神学包括其教阶体系实践,故宗教修行涵括教会及其神职和信众双主体层面。5.神学人类学关注宗教何以引导认知、过程与结构。审视作为与国家历史并行的宗教历史可以认为,人类世界可分类为宗教和世俗两大界域。6.新教提供了神学人类学的认知基础,其本身即神学人类学化的过程。正教-天主教-新教承载神学人类学之形构。     

故乡的水影——一次生态人类学散文创作实验

生态民族志散文不同于生态人类学论文论著。生态人类学论文论著往往通过严格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搜集数据,以客观的态度撰写学术报告,或作纯粹的学理探讨,或为生态治理建言建策。而生态民族志散文多从人类学家个人的感受和情怀出发,集文学审美与学术认知于一体,侧重于人与环境关系之呈现,从而给人以审美愉悦,唤醒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珍爱与关注。发表此文,希望引起故乡的人们和地方政府对西溪环境问题的重视、保护与治理。衷心祈祷故乡的人们诗一样地栖居在这世界上。     

人类学田野作业与民族志的深度

当代人类学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新的局面，田野作业与民族志受到诸多质疑、反思与挑战。“深度”成为人类学与其他学科民族志之间的标志性差别。人类学的“深度”，涉及田野作业的深度和民族志文本的深度这两方面，由以下五个部分构成：田野参与的深度、社会理解的深度、材料描写的深度、材料解释的深度、理论挖掘的深度。其中，前两者考量的是民族志者在田野作业过程中经验材料的收集，针对的是田野作业者作为主体所获得的主观知识。而后三者涉及民族志写作和理论思考的深度，是针对读者如何判断、理解民族志写作而言的客观标准。但作为学科的人类学，超越田野作业和民族志，在于文化批评和反思的高度。     

中国古代舆图上的“天下观”与“华夷秩序”——以传世宋代舆图为考察重点

古之舆图,并非一些看似简单的线条、符号的拼缀,而是时人表述其所认知的政治空间、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的一种最直接的方法.在中国古代对世界地理空间的认知中,由“华”与“夷”构成的“天下”作为最大的空间单位,它在地图上主要以“禹迹”图和“华夷”图两个主要的系列传承发展,平面展开则以华夏核心区域为中心而逐渐延展,凸显的是以“天朝上国”为中心的天下.相对于中心的四夷部分,其范围是模糊而不确定的,它可以到人们认识或想象的边缘地带.地图绘制中详近略远、重中心轻边缘,或者对未知地域空而不绘的处理方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古代地图的绘制还是以客观认知的地理范围为基础由近及远不断延展,但对“华夏”之外“四夷”部分的处理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分隔、弥合与异化——西方人类学对于人与物关系的探讨

从人类学对于物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人类学不同理论学派对于人(subject)与物(object)关系的认知/理解有差异。早期物作为人类社会的附属物/生产物,作为一种主体之外的客体存在,是一种分离的物;马林诺夫斯基时期的库拉圈研究,象征着财富、社会地位的贝壳在库拉圈中的流动构建出人的整体社会特征,此时的物即社会;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认识论的人文转变,象征主义兴起,在借助物的符号意义来阐释人类深层结构的人类学研究时期,物"消失"在主体的意义构建之下;20世纪80年代之后,物的主体性凸显,传统的物进入现代世俗世界,对物的认知转向物与主体相融的阶段,而后愈走愈远,进入到消费之物与物化之人的异化阶段和多元主体的本体论探讨阶段,尝试对自然和文化范畴本身进行理解,而避开主客体之间存在的认识中介。本文从认识论的视角梳理西方人类学对物的研究的历程后,认为这一研究的根本是人对于本体/客体、人类社会/自然世界等知识的重构以及认知途径的不断探索与反思,所呈现出来的碎片化的知识地图恰是后现代西方社会理论认知的真实反映。     

影视人类学与当代回族研究

人类学影片以无可替代的优势和独特的表达方式,成为人类学家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的有效载体和工具。影视手法在国内外人类学界成功运用并取得良好绩效的状况下,却没有受到回族学界足够的重视。回顾回族学的发展历程,表现出过于重文献、重史之研究,而田野作业、实证研究和民族志等方面则显得相对薄弱。当下回族研究应尽快自我补课,眼下最紧迫的工作是,与影视人类学结合起来,在抢救非物文化遗产、制作民族志电影以及回族文化解释等方面有所作为。     

旅游人类学的建构与本土化研究

设若旅游人类学是一门以人类学理论与研究方法解读旅游现象的学科,那么其早期的研究则有单薄零散之弊,不足以对学科总体的研究取向形成支撑.因此,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内容需要重新考量,逻辑框架亟待重新建构,以藉此回归到人类学固有的研究传统与范畴中去,从而达到认知旅游现象及其本质的目的.另一方面,中西旅游发展道路迥异,旅游研究亦不同途,相应导致了中国旅游人类学有别于西方的研究使命与职责.因此,中国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势在必行,由此可更接近国内旅游现象的本质,更兼具指导国内旅游研究的价值和意义.鉴于上述,本文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旅游人类学急需系统的建构,而作为"舶来品"的旅游人类学则必须经历"本土化"的调适过程,方能立足于中国旅游学界,承担相应的研究职责并发挥作用.     

关于中国人类学的基本陈述(2.0版)

为了阶段性地总结中国人类学关于学科定位、学科规范等重要议题的认识,继2009年拟定并组织同行学人讨论《关于中国人类学的基本陈述(1.0版)》之后,现在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鉴于中国人类学面对新的全球化形势、整个社会科学界倡导区域与国别研究、民族志对象在国内和国外全面扩张的局面,重写原来的基本陈述,形成2.0版,主要根据“世界社会的人类学”的认知与定位而刷新了中国人类学的学术意识。希望以此方式呈现人类学学科自觉的新进展,呈现人类学同仁在基本问题上的共识与不同观点,推动人类学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此版本正文由高丙中、郭金华拟稿、改写,部分内容参照了诸位评议人的意见。评议人的意见由龚浩群、熊志颖汇总、整理,此次发表时由高丙中作了删减。我们邀请以青年为主的人类学学者笔谈,就基本陈述的条款发表自己的阐释、疑问、批评和修改建议,与基本陈述2.0版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类学学术自觉的内容。为了征求同行的意见,我们还于2019年9月8日下午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会议室专门召开了一个工作坊,周大鸣、朱健刚、富晓星、赵丙祥等老师参与,龚浩群、张帆负责组织,邀请多位年轻的人类学者到会批评。希望以后有机会把大家在会上的意见整理出来。(在此对所有参与者、贡献者、服务者表达感激之情。)     

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客家"称谓由来考论--以清代以来赣南的"客佃"、"客籍"与"客家"为例

针对目前客家学界认为今日"客家"的名称产生于明清时期,等同于明清文献中的"客佃"、"客籍"这一流行观点,本文以清代以来赣南文献中的"客佃"、"客籍"与"客家"为例,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对这些术语的具体历史语境和历史内涵进行考察和分析.指出清代的"客佃"、"客籍"作为清代移垦过程和户籍制度背景下特定的历史产物,其实是一个与"土著"、"土籍"相对的移民范畴,而今日所谓的"客家",则是在晚清民国以来社会文化变迁和学术发展背景下出现或建构的一个具有人类学意义的民系范畴,二者完全属于不同的历史范畴,故而不能相提并论.     

对传统文明渐渐消逝的忧思——评潘年英的人类学笔记《伤心篱笆》

在中国当代文坛，侗族作家、人类学家潘年英的创作独具一格，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跨文体写作，这与他学者和作家的双重身份是分不开的。早年潘年英阅读了大量的人类学书籍，并经常对家乡黔东南进行田野调查，深深地为家乡的贫困和传统价值观的不断崩溃而痛心伤怀。不过，他的田野调查报告不是以专业民族志的模式写成的，而是运用缓慢的抒写笔调、细致的“深描”手法和情感的恰当流露向读者描绘了一幅幅曾经秀美无比的田园诗画，讲述了一个个关丽而忧伤的民间故事。人类学家对传统文明渐渐消逝的忧思愁怀就这样通过文学形式表现了出来。潘年英本人也正是凭借他的人类学的文学写作而引起了中国文学人类学界学者的关注。     

经济人类学的生态分析

作为人类社会基础性要素的经济 ,实质上是已被制度化了的、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它的中心问题在于 ,每种生产方式都是和自然的一种交换。这样 ,一系列相互作用的有机体种类和自然环境构成的生态系统 ,由此形成经济人类学生态模式的分析。本文以生产物质基础与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的社会关联、生态系统的动态关联三个方面的分析 ,表明生物物理条件中的有限性、熵和复杂生态系统的相互依赖性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 ,制约着经济增长的可能性。指出生态分析最基本的内容和本质精神所蕴涵的一个更为深远的重要贡献在于 :既然生态环境是人类共同体生存中不可扬弃的一个基本因素 ,那么 ,生态的多样性及其本质联系 ,也就使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多线性成为必然     

后现代语境下的"写文化"与"写文化之后"

80年代 ,人类学曾经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写文化”大论争 ,其代表就是《写文化 :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与《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 :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其核心问题就是民族志写作中的修辞、叙事的政治和策略等 ,对传统民族志提出反思和挑战。之后 ,一些人类学家鉴于“写文化”基本只是提出问题 ,却没有提供答案 ,于 1998年结集出版了《写文化之后 :当代人类学的认识论和实践》 ,试图提出一些可能的方案。反观“写文化”和“写文化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对人类学理论和实践发展具有深刻意义的方面。     

“巴扎”(集市)日的时间规制

本文结合笔者在新疆维吾尔族乡村巴扎(集市)田野调查的实例,分析了南疆维吾尔族乡村巴扎日里的时间规制,指出巴扎日里的时间规制分别由时间频率、时间节奏以及时间受控与否的观念等三种差异性的规制内容所构成,这三种规制内容将划分巴扎上不同的群体,并足以解释赶巴扎的群体间差异性的时间观念与时间认识。     

族群关系脉络的反思--序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

"民族"与"族群"这样的概念本来就像人类早期对宇宙万物的认知分类一样,是把一个连续谱来作一种主观的切割,所以经常因认定者的基本立场的不同而异.     

近代中国的吉尔吉斯斯坦认知:背景、过程与特征

吉尔吉斯斯坦作为中亚重要国家,与中国有着长期的历史性关联。在我们传统的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的认知中,存在着两种基本的阶段性认识框架,一种是基于历史学维度的中西交流史或中外关系史的认知,另一种则是基于国际关系或政治学维度的中苏关系、中国-中亚关系背景下的认知。在前一种认知框架下,对吉尔吉斯斯坦的理解和分析主要侧重于对作为历史上丝绸之路重要通道的相关区域的认知;而在后一种认知框架下,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认知则基本服从于对苏联的认知以及之后与新独立的吉尔吉斯斯坦的新关系。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具体空间上的断裂以及时间线上的空白,这种情况不利于我们形成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的整体性认知。本文将集中于这一断裂与空白期,对近代中国时期国内知识界对吉尔吉斯斯坦区域认知的流变过程进行细致的梳理与分析,探究近代中国如何一步步形成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的认知图景,并揭示内在的流变过程以及在这种认知背后,知识界对中国自身问题的关注与反思。     

从“跨文化比较”到“跨自然比较”——人类学比较研究的方法、类型与范式转换

比较是人类学知识生产的基本原则。但对比较法自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却相对滞后。本文以时间为线索，考察现代人类学比较研究的两大范式。其中，“跨文化比较”以文化为基本对比单位，旨在揭示不同对象之间的相似与差异、结构与变迁、自性与他性；“跨自然比较”倡导在不同的世界(自然)而非世界观(文化)之间展开比较，从而最大限度地呈现他者世界的自为秩序。在处理比较与翻译的问题上，跨文化翻译重视在语言层面建立共识，跨自然翻译则侧重在概念层面厘清疑义。二者虽然方法不同，但都致力于破解现代人类学“译不可译”的认识论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