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环境抗争：一项文献研究

环境抗争已经成为中国的重要社会问题,并对社会结构产生着深刻影响。学术界有关环境抗争的研究议题,包括抗争困境论、政治机会结构论、文化与心理论、网络与策略论以及性别差异论等5个维度。虽然环境抗争研究呈现出较为快速的增加态势,但与当前的污染事件及其引发的抗争频率和态势相比,仍然不匹配。中国的环境抗争研究需要在4个方面予以加强：一是加强经验研究基础上的理论研究,二是对海洋污染事件中环境抗争的特殊性加强研究,三是加强环境抗争的比较研究,四是加强追踪研究,探索环境抗争的倒逼机制。鉴于涉及问题的深层次性,环境抗争研究需要由“多学科”向“跨学科”演进。     

从抗争到共建：环境抗争的演变逻辑

面对环境侵害,Ｊ 省 Ｎ 市高路社区农民的环境抗争经历了从个体抗争到群体抗争再到社企共建的过程。 在抗争过程中,农民运用理性的抗争逻辑在与 Ｈ 钢的博弈过程中,体现了个体理性抗争（找 Ｈ 钢理论）— — —诉求得不到回应、污染加剧—群体抗争— — —经济补偿后矛盾暂缓— — —污染危机生存,抗争升级— — —社企共建的行动策略演变;同时,从 Ｈ 钢的回应策略中可以看出,作为企业,Ｈ 钢表现出了经济理性人的一面,在不涉及企业正常经济生产的阶段,对农民抗争视而不见;到农民群体抗战阶段,则采取与农民代表谈判的策略;再到与社区共同建设,发展农民能力,避免直接与农民发生冲突。 不同阶段,Ｈ 钢采取了成本最小、利益最大化的博弈策略。     

社会资源与行动网络：精英型意见领袖的抗争逻辑

在农民抗争中,精英型意见领袖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其作为一种核心力量存在于抗争行动的始终。他们通过运用自身的社会资源,合理建构抗争行动的意见框架,广泛动员与事件关联的共意群体,最终达成行动网络的联结。精英型意见领袖的抗争逻辑还表明,村庄善治关键在于精英型意见领袖的抗争,其抗争成败的关键又在于其所掌控的社会资源,而社会资源的意义建构取决于村庄社会认同,取决于村庄结构。所以,有什么样的村庄结构,就有什么样的精英型意见领袖。     

转型抗争: 从社会转型的视角理解 近阶段中国农民抗争

目前学界对农民抗争的解读,观点林立、侧重不一,虽相互补充但又不尽全面,并带有陷入细节化争论的倾向,这就需要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梳理已有的研究.文章结合转型时期既有传统存续又有现代变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特征,强调是国家的转型和行为变迁、基层权力变化/村庄权威与秩序转变,以及农民逻辑和行为的演变,共同塑造了所谓的转型时期农民抗争的特点,以此构造了“转型抗争”的概念,从宏观的视角探讨动态性和多元化的抗争的缘起、内容、目的和手段,以便统揽已有的经验研究,更好地理解近阶段的农民抗争.这一概念有助于在结合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政治传统与经验事实的过程中,更加清晰地把握和理解农民抗争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走向.     

维权话语与抗争逻辑——中国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的研究围绕着农民维权话语的建构和农民群体性抗争模式总结两条主线展开。转型时期农民平等权的缺失成为维权话语建构的社会基础。在农民维权的大背景下,学术界对农民的群体性抗争行为进行了总结,提出“日常抵抗”、“依法抗争”、“以法抗争”、“草根动员”和“依势博弈”等五种抗争模式。本文在回顾五种抗争模式的基础上对各种模式存在的问题做了分析和说明。并就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思考。     

互联网使用与业主抗争:以番禺反垃圾焚烧维权事件为案例

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业主抗争已经成为社区政治中的重要现象。在一些业主抗争案例中,互联网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以番禺反垃圾焚烧维权事件为研究案例,探讨互联网使用在业主集体抗争中的作用。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能够为业主提供信息传递、共识塑造等公共平台,并建构业主之间的关系网络,进行社区的资源动员,从而有助于业主抗争。但互联网业主抗争受到国家、市场和社会等宏观权力结构的深层次影响,宏观权力会渗透到互联网空间中,并塑造抗争者的行动逻辑和抗争效果。因此,对于互联网政治效应的研究不能走向技术的乌托邦,而需要将其置入现实的权力场域,采用一种动态的视角,由此才能够建构一种"现实的乌托邦"。     

和谐话语与抗争文化：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新机制

本文主张通过政治话语“和谐”来导引抗争文化,寻找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新机制。农村社会的抗争文化与抗争事件密切相关,往往经过长时间的沉淀比较稳定。近年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集体公共文化不断弱化,抗争事件中政治因素趋向增强,使得抗争文化转向“激烈”。通过引导地域文化、关注抗争过程、尊重司法结果,化解抗争政治,使得基层治理更加有序。通过重建公共领域文化、引导外来多元文化及去除抗争性的文化,使其转向“温和”,从而达到治理的目标,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     

农民环境抗争的结果类型及其形成机制

农民环境抗争的结果不尽相同。依照是否终止污染和是否得到补偿这两项关键行动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抗争行动是否结束,将农民环境抗争结果归纳为完全成功型、有限成功型、完全失败型和有限失败型等4种具体类型。对应4种类型,选取了4项农民环境抗争案例并比较不同抗争结果的形成机制,认为在当前顶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制度实践存在分化的情况下,行动目标是否稳定可行、组织分工是否协调合理、关键资源是否充分可用可较恰当地解释农民环境抗争结果的差异性。此外,在"法治"与"善治"的理念约束下,政府不仅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也是农民动员争取的客体,因此更需正视并甄别利益受损农民的合理诉求,避免陷入道义与法理的双重困境。     

环境抗争中的怨恨心理研究

社会转型加速期的底层怨恨心理亟待加强研究。怨恨心理包括心理受虐维度、言语表现维度,并最终呈现为行动维度。路易岛的环境抗争研究表明,环境污染导致经济损失是怨恨心理产生的起点,基层政府的不当行为导致怨恨对象由肇事企业扩展到了基层政府,而相对剥夺感和法院不受理导致怨恨心理得以再生产,并不断扩散。怨恨心理存在特定的演化逻辑与再生机制,包括由"怨"到"恨",由个体到群体,由分散到聚集,由原生到次生。怨恨心理既导致了显性的社会后果,也存在潜在的体制外行为。政府部门应高度重视底层的怨恨心理,其关键在于正面回应底层的利益诉求,防止"群体性怨恨"演变为"群体性事件"。     

中国农民抗争的策略与理据———“依法抗争”理论的两维分析

在近些年有关中国民众抗争政治的研究中,“依法抗争”理论极具竞争力,得到中外学界甚为广泛的认同。分析表明,“依法抗争”与其说是抗争的手法和策略,倒不如说是抗争的正当性理据。作为抗争的手法和策略,依法抗争存在内在的冲突,它既可能是非暴力的也可能是暴力的,既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未必是真正的“合法”。这种策略性抗争,难以说是真正的“依法抗争”。作为抗争的正当性理据,“依法抗争”恰当地突显了当今国家法律、政策和意识形态赋予民众抗争的正当性,及其在实际运行和执行中所存在的实际反差。对这些“法”,不管内心信任与否,依法抗争者均可将其作为抗争行动的正当性理由。如果说在西方社会,权利已作为不证自明的普适性价值和伦理诉求,社会运动理论对抗争政治正当性理据的疏忽有其正当性,那么,在当今中国,当民众因社会情境尚需要极力正当化其抗争行动,理论研究就没有理由不关注包含伦理和道德情感的深层问题。     

从底层群体利益抗争到中产阶级权益抗争

随着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中产阶级权益抗争行为日趋增加,社会矛盾主体的迁移也给社会治理带来更大的难度。由此,通过分析调查资料,总结出中产阶级权益抗争具有以下特点：他们抗争的内容主要是维护自身发展权益;他们具备专业知识,抗争能力更强;他们拥有更多社会资本作为抗争资源;他们的抗争行为更加理性守法;他们的抗争策略更加重视组织动员技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对社会矛盾主体迁移的治理新思路：注意维护中产阶级的发展权益;正确认识中产阶级权益抗争的性质;依法依规处理;坚持公开透明;注重沟通协商。     

资本下乡与新中农争地的社会后果研究

农民自发的土地流转模式催生出一批以耕种从亲朋好友间低价流转的地为生的在村新中农。夫妻俩以劳动力最大限度为界,通过经营适度规模的土地获得体面的村庄生活(新中农)。与此同时,在农村人口大量流出的背景下,这批在村种地农民变成村庄的中坚力量,成为村庄治理中的主体。然而,以政府主导、为吸引资本下乡所进行的土地流转正在摧毁这批中坚力量,还让外出务工村民长期处于失地状态。文章认为,农业政策应该致力于改善农业耕种条件,并守住耕地,保护好进城失败农民的最后退路,而非支持资本下乡打败新中农。     

新农村建设中我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农村集体土地大量被征用,出现了大量的失地农民。保障失地农民的生存与发展,不仅是社会公平的需要,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符合福利国家建设的世界发展趋势。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成了影响社会繁荣与稳定的关键,这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中产阶层问题研究综述

学术界对中国中产阶层进行了细致的研究,研究重心是中产阶层的构成、中产阶层的功能、扩大中产阶层的途径。学者们多主张以收入水平、生活质量、社会地位、职业特征等多元指标来界定中产阶层,认为中产阶层具有维系社会稳定、促进消费和引导社会价值观等社会功能。扩大中产阶层的政策是一个由财政、分配、教育、保障、产业等政策构成的有机体系,其途径主要是提高城市化水平、缩小收入差距、保障教育公平。目前关于中产阶层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许多问题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     

国内学业不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研究综述

学业不良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文章从社会交往、社会认知、社会行为三个方面对国内现有研究进行了梳理。在社会交往上,多数研究表明学业不良儿童同伴关系不良,师生关系消极,家庭方面存在各种问题;在社会认知上,大量研究发现学业不良儿童的自我概念消极,不良情绪体验较多,学习动机弱,缺乏正确的归因方法;在社会行为上,研究显示学业不良儿童存在较多的问题行为,并且与未成年犯罪者有共同特征。     

高校社会捐赠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高校社会捐赠在美英发达国家已有多年历史。国外近年来在高校社会捐赠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捐赠者行为和捐赠经济学研究方面,并建立了相应的理论和数学模型。我国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主要集中在高校捐赠必要性、策略研究,法律分析方面,对捐赠者行为和捐赠经济学研究很少,与国外相比有较大差距。     

农民的社会平等权研究

平等是人类文明的信条,现代平等权已经从形式性平等过渡到实质性平等,从要求适用法律平等到要求立法平等.作为新一代人权的社会权,苛以国家积极的作为义务,以保障公民实质性平等权利的实现.当前,这种平等的社会权利在中国广大农民身上仍极其欠缺,因而亟待法律对农民的社会平等权予以规范和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社会思潮的回顾与前瞻

大学生社会思潮是反映大学生思想特征的一面镜子,能反映出大学生普遍关注的理论及实践问题。本文在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社会思潮发展演变轨迹的基础上,分析了其演变的特征,并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作了预测。本文认为虽然社会政治经济变迁对大学生社会思潮有着根本性的影响,但改革开放以来当代大学生一直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愿望与诉求,其反哺社会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把握好未来大学生社会思潮的发展趋势,才能采取有力的措施,引导和把握当代大学生的思想,从而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农民的社会平等权研究

平等是人类文明的信条，现代平等权已经从形式性平等过渡到实质性平等，从要求适用法律平等到要求立法平等。作为新一代人权的社会权，苛以国家积极的作为义务，以保障公民实质性平等权利的实现。当前，这种平等的社会权利在中国广大农民身上仍极其欠缺，因而亟待法律对农民的社会平等权手以规范和完善。     

我国新社会阶层政治社会影响实证分析

通过对2001以年来我国新社会阶层政治社会影响的实证分析,可发现:新社会阶层推动着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迁;其主要群体的大多数以参加工商联等形式介入政治,在参加党组织和政府机关方面,呈加深之势;我国民间组织快速发展,新社会阶层参与社会事务显著增加;新社会阶层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也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