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抗争的策略与理据———“依法抗争”理论的两维分析

在近些年有关中国民众抗争政治的研究中,“依法抗争”理论极具竞争力,得到中外学界甚为广泛的认同。分析表明,“依法抗争”与其说是抗争的手法和策略,倒不如说是抗争的正当性理据。作为抗争的手法和策略,依法抗争存在内在的冲突,它既可能是非暴力的也可能是暴力的,既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未必是真正的“合法”。这种策略性抗争,难以说是真正的“依法抗争”。作为抗争的正当性理据,“依法抗争”恰当地突显了当今国家法律、政策和意识形态赋予民众抗争的正当性,及其在实际运行和执行中所存在的实际反差。对这些“法”,不管内心信任与否,依法抗争者均可将其作为抗争行动的正当性理由。如果说在西方社会,权利已作为不证自明的普适性价值和伦理诉求,社会运动理论对抗争政治正当性理据的疏忽有其正当性,那么,在当今中国,当民众因社会情境尚需要极力正当化其抗争行动,理论研究就没有理由不关注包含伦理和道德情感的深层问题。     

中国弱势群体的悲情抗争及其理论解释——以农民集体下跪事件为重点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中国弱势群体的社会抗争剧目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各种以牺牲尊严甚至生命为表现形式的悲情抗争。悲情抗争的空间来自于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民本倾向同公平正义、公民权利现实之间的反差以及党群关系伦理与党群关系现实之间的反差。悲情抗争的机遇来自于现阶段中国压力型维稳体制责任链条的内部缝隙以及中国权力结构存在的上下差异。由于悲情抗争能够给地方政府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道义压力和政治压力,因此,抗争者同地方政府在施压与反施压的互动中推动了抗争剧目的不断创新。弱势群体的悲情抗争是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民族集体的心灵之痛。要有效防止悲情抗争的不断演化,关键并不在于政府应对技巧的提高,而是在于制度适应性的不断增强,在于弱势群体的尊严、生命与利益受到尊重。     

和谐话语与抗争文化：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新机制

本文主张通过政治话语“和谐”来导引抗争文化,寻找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新机制。农村社会的抗争文化与抗争事件密切相关,往往经过长时间的沉淀比较稳定。近年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集体公共文化不断弱化,抗争事件中政治因素趋向增强,使得抗争文化转向“激烈”。通过引导地域文化、关注抗争过程、尊重司法结果,化解抗争政治,使得基层治理更加有序。通过重建公共领域文化、引导外来多元文化及去除抗争性的文化,使其转向“温和”,从而达到治理的目标,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     

论抗争政治研究中的三种视角转换及其中国启示

抗争政治是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一种非制度化互动方式①。既有抗争政治研究多集中于中观或微观经验层面的分析总结,鲜有从宏观视角对抗争政治研究进行深入把握。抗争政治研究经历了社会中心视角、国家中心视角和“社会中的国家”三种视角的转换,即从分别将抗争者或国家看作相互独立的行为主体与研究对象,到将国家视为嵌入社会的一个组织,国家与社会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并最终影响了抗争活动的发生、发展与结果。中国抗争政治研究应借鉴不同视角的有益成果。     

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的演进逻辑及其解读——以陶村的土地纠纷为个案

该文以陶村土地纠纷为个案,从抗争参与主体和抗争事件过程两个维度对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遵循何种逻辑、该逻辑何以可能、效果如何及何以应对几个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价值-利益回归构成了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的演进逻辑;基层党群关系矛盾与村落权势阶层兴起为底层社会激情抗争提供了重要空间,压力型维稳体制、同心圆式政治权力结构为底层社会激情抗争提供了重要机遇;底层社会激情抗争具有组织化程度低、情感性动员强特征,是一种工具性为主、情感性为辅的非政治对抗的利益规则意识;防范利益诉求向价值诉求转变,是化解底层社会激情抗争逻辑演变的重要关键点;西方集体行动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演进逻辑。     

互联网使用与业主抗争:以番禺反垃圾焚烧维权事件为案例

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业主抗争已经成为社区政治中的重要现象。在一些业主抗争案例中,互联网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以番禺反垃圾焚烧维权事件为研究案例,探讨互联网使用在业主集体抗争中的作用。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能够为业主提供信息传递、共识塑造等公共平台,并建构业主之间的关系网络,进行社区的资源动员,从而有助于业主抗争。但互联网业主抗争受到国家、市场和社会等宏观权力结构的深层次影响,宏观权力会渗透到互联网空间中,并塑造抗争者的行动逻辑和抗争效果。因此,对于互联网政治效应的研究不能走向技术的乌托邦,而需要将其置入现实的权力场域,采用一种动态的视角,由此才能够建构一种"现实的乌托邦"。     

制度紧张、乡村分化与农民环境抗争——基于湘中农民“大行动”的个案分析

近年来,我国的农民环境抗争不断爆发而多数未能实现其抗争诉求。案例中,受到环境侵害的易村农民通过"结盟"与"树敌"、"依法"与"依势"、"示弱"与"示强"、"求内"与"借外"等多元抗争策略,试图借助政治机会、伦理道义、外部资源等提升集体行动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然而,政治文本为农民环境抗争提供的政治机会在实践中被地方政府以无既定规则的非制度化应对策略予以封闭。同时,地方政府、污染企业以权力和金钱为媒介不断在乡村社会中拓殖所形成的权力结构,极大地消解了农民集体行动的意愿和能力。由于国家与农民之间缺乏有效联接和制衡机制,农民环境抗争大多处于孤立无援、进退失据的困境。     

转型抗争: 从社会转型的视角理解 近阶段中国农民抗争

目前学界对农民抗争的解读,观点林立、侧重不一,虽相互补充但又不尽全面,并带有陷入细节化争论的倾向,这就需要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梳理已有的研究.文章结合转型时期既有传统存续又有现代变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特征,强调是国家的转型和行为变迁、基层权力变化/村庄权威与秩序转变,以及农民逻辑和行为的演变,共同塑造了所谓的转型时期农民抗争的特点,以此构造了“转型抗争”的概念,从宏观的视角探讨动态性和多元化的抗争的缘起、内容、目的和手段,以便统揽已有的经验研究,更好地理解近阶段的农民抗争.这一概念有助于在结合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政治传统与经验事实的过程中,更加清晰地把握和理解农民抗争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走向.     

中国的环境抗争：一项文献研究

环境抗争已经成为中国的重要社会问题,并对社会结构产生着深刻影响。学术界有关环境抗争的研究议题,包括抗争困境论、政治机会结构论、文化与心理论、网络与策略论以及性别差异论等5个维度。虽然环境抗争研究呈现出较为快速的增加态势,但与当前的污染事件及其引发的抗争频率和态势相比,仍然不匹配。中国的环境抗争研究需要在4个方面予以加强：一是加强经验研究基础上的理论研究,二是对海洋污染事件中环境抗争的特殊性加强研究,三是加强环境抗争的比较研究,四是加强追踪研究,探索环境抗争的倒逼机制。鉴于涉及问题的深层次性,环境抗争研究需要由“多学科”向“跨学科”演进。     

三通道特斯拉阀门结构设计与优化

在个体化转型视角下,农民的谋利型抗争动机和行动策略被中国式个体化进程中的国家权威、社会关系网络和核心家庭共同形塑。通过分析L镇的一起公共设施征地纠纷可以发现:农民谋利性抗争取向形成于农村社会个体化发展过程中权利义务观的失衡和社会福利保障的欠缺,让具有“无公德个人”风险的弱势农民只能在风险社会通过增强核心家庭的经济实力寻求安全保障。同时,由于农村个体化进程中国家的主导性地位和社会关系的工具化定位,抗争农民通过利益诉求正义化、抗争手段合法化和合作网络工具化的策略性行动来提高抗争成效。乡村社会个体化转型带来公共利益让位于个人利益的失序行为,需要在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中予以改善。     

金融发展与资本配置效率研究进展及启示

围绕金融自由化、FDI冲击及信贷资金配置等与中国经济密切相关的3个问题,介绍了近期国内外文献关于金融发展与资本配置效率研究的进展及争论,指出在我国金融发展过程中应稳妥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改变对于FDI的偏好,积极发展非国有商业银行并加强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及区域政策的协调配合。     

淡出关注视野的香港文学研究--从"人大复印资料"、《读书》刊载的文章看大陆近年学术研究热点的变化

以1979年至2004年的"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和<读书>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对学界具有一定权威性的期刊用稿倾向的分析,点评近年大陆学界的香港文学研究状况,从批评视野的限制、理论与方法空间的调整及其有效性等方面的考察入手,指出目前大陆学界的香港文学研究走向学术升级的症结所在:就现象研究而言,须摆脱传媒热点问题的干扰,在流行文学以外给文艺小说更多的关注,发掘出真正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品;就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而言,需要建立具有理论生发能力和原创性的学术话题来促进学术研究水平的提升,此外,学术评价体制对学科研究前景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民国时期社区研究的历史勘察

民国时期的社区形态学研究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者,通过挖掘本土社会资源回应西方挑战的重要尝试。作为社会学的群学是中国智识界面对现代性问题而引入的一门新学问。社会学进入中国后,因社会条件和时局所限,迅速演变为具有中国特点的学术方法,即通过社区形态学研究去探究变革社会中的人与社会,具体涉及人口、家庭、社会合作、贫困救助等方面。民国社区研究的实践性品格已使之成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传统,即研究者首先要立足自身所处的社会生活,继而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对话国际学术。     

现代发展理论的变化趋势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

发展是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基本主题之一,而明确提出发展问题并对之进行专门的学术研究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其主要成果体现在现代发展理论中.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现代发展理论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理论转向,即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向这种增长的社会历史向度,并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和"综合发展"的主题.这一变化趋势突显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深远意义和当代性质.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基本要义表明:这种发展观不仅具有严整而科学的世界观基础,而且也日益显示出它在探索和回应当代发展问题时所具有的深刻而持久的理论张力.     

学术语篇文献综述的批评性

批评言语行为存在于学术语篇的文献综述这一语类中,并在创建、评价和推介新的学术知识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考察批评性或负面评价、不足之处、强调文献综述作者观点优于前人的批评言语行为在不同领域研究论文文献综述这一语域中的具体体现,归纳了LR语篇中批评言语行为的几种形式,简要分析了几种批评言语行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不同分布。      

中国慈善研究发展的阶段性及其解释

如何把握中国当代慈善事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是当前慈善研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从1993—2019年中国知网收录的慈善研究论文的关键词，可以总结出我国慈善事业和慈善研究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3—2007年），研究重点在于慈善事业的恢复和发展问题；第二阶段（2008—2015年），研究议题扩展到组织公信力与制度建设等焦点问题上；而在现阶段（2016年以来），慈善研究侧重于慈善法、互联网公益和社会治理等新的议题。这一发展过程反映了不断演化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影响，也展示了慈善事业未来发展的趋势。下一阶段慈善研究的焦点在于个人捐助行为和网络慈善。     

中西方邪教基本概念的区别

为了深刻理解中西方邪教基本概念的区别,并在此基础上清晰准确地认识邪教的本质特性,从宗教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的角度对中西方邪教基本概念的区别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并对中国学术界关于邪教特性的繁多看法作了批判性回顾,认为邪教的本质属性体现在宗教性和社会性两个方面,前者表现为宗教异端性,后者表现为社会危害性。缺此二性中的任何一种,则不成其为邪教,而邪教的其他一切属性均由这两种属性演化而来。     

社会工程学研究的演进与发展对策探析

通过对相关学术文献的计量和信息可视化分析,探测了中国社会工程学研究的演进、研究主题与前沿;指出有关就业、社会公益、城镇化、三农、城市管理、分配公平、老龄化、医疗改革、文化工程等问题是社会工程学研究的热点主题;其中文化工程、养老、医改与健康工程问题、中国模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问题成为该学科研究的前沿问题;并基于计量分析结果对中国未来社会工程学的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     

社科伦理审查制度的引进与文化适应性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的伦理审查在欧美等国已有相对成熟的制度。为适应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国际合作与跨文化研究的发展需要,需引进国外的成功经验,并研究伦理审查制度在中国的文化适应性问题。目前首先要从理论上确立价值正向、保护弱者、学术独立与尊重权利等四个原则,以便为进一步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伦理审查制度奠定理论基础。     

30年来“中国英语”研究述评

各英语变体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界定“中国英语”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对近30年来国内“中国英语”的研究成果进行客观的回顾与梳理,指出到目前为止,有关“中国英语”的研究就整体而言还没有跳出语言层面的讨论,因而需要更为理性的、成熟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