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食品安全监管社会共治体系的多维建构

网络食品安全问题对当前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提出了全新的防控命题，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提倡社会共治监管体系，这一监管体系对网络食品安全监管同样适用，但该监管体系应在理念维度、制度维度和主体维度作出相应调整。在理念维度，应该贯彻预防为主的防控理念，采取常态式、全程式、及时性监管形态，将网络食品安全危机及时化解。在制度层面，应当构建动态式社会共治监管体系，在监管模式上应以政府监管为主导，其他监管主体予以协助，在监管的运行方式上，应用“交互式”监管替代“单线式”监管。在主体层面，应引入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监管主体定位，发挥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网络食品安全监管社会共治体系中的联动性主体地位。     

论我国金融监管“试验性规制”的路径与机制

随着金融行业全球化、自由化以及互联网金融、科技金融不断发展勃兴，如何在鼓励金融创新与有效防控金融风险之间寻求平衡，成为金融监管部门面临的重要问题。传统金融监管“先发展后规范”方式已难以持续。金融监管试验性规制由来已久，其有效缓解了金融变革创新与金融监管规制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但至今未引起立法层面对其应有的重视，在法治实践中也引发了一些质疑和混乱，既往“试点”“试验”机制亟需完善。应借鉴域外监管沙盒等制度经验，结合我国实际，转变金融监管范式，开放金融监管立法试验，充分利用其所独具的鼓励创新功能与试错容错机制，加强监管科技与“先行先试”模式的应用与融合，变被动响应、等待风险驱动的监管模式为主动管理。推动试验性监管规则在监管主体与市场主体双方的对话与交流，使其在经验与规范之间来回往复，进而实现对金融监管规则的重塑，以摸索出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监管试验性规制路径与机制。     

论网约车市场的法律规制

网约车作为依托互联网形成的新生事物,在满足乘客出行和便利城市交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网约车市场作为互联网经济和分享型经济的典型代表,政府对其监管应以促进该行业发展为目标,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干预,在保持市场充分竞争的同时,实现互联网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无缝对接;其规制路径必须区别于传统的城市出租车市场,应当实行"宽准入,严监管"的模式,通过政企合作的方式创新管理方式,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发挥社会组织的活力,完善平台投诉制度和救济制度,同时协同推进出租车行业垄断模式的改革.     

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同群效应：战略驱动还是概念迎合

近年来,互联网商业模式成为热门概念,越来越多传统企业实施互联网商业模式,但尚不清楚这是企业深思熟虑下的战略驱动还是盲目跟风下的概念迎合。为此,以我国2007—202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传统企业实施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同群效应的存在性、深层动因及其经济后果。结果显示：传统企业实施互联网商业模式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驱动机制检验发现,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同群效应在资产结构更轻、“脱实向虚”程度更高、市场估值更低和融资压力更大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支持了同群效应的概念迎合假说,而非战略驱动假说;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实施互联网商业模式虽能够在短期内获得一定的政府补贴收入和市场反应,但仅促进了企业的策略性创新而非实质性创新,且并未提升企业的财务业绩,这进一步说明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同群效应并非战略驱动,而是概念迎合之举。     

互联网金融监管模式创新研究

互联网金融的影响力对中国的金融、社会乃至政治具有重大影响,然而,互联网金融不同于传统金融的特性和我国法律规范的缺乏催生了对其监管的难题。根据其特性和国内外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创新其监管模式成为应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选择。由于互联网金融是市场的产物,其具有逃离正规金融监管的倾向,因此必须选择政府与市场相结合、公私合作监管的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有效监管。     

互联网众筹融资监管标准的多维度构建

互联网技术促进了金融结构和体系的创新发展,互联网众筹已成为新型金融模式的重要典范和形式。学界和业界对众筹金融衍化风险、监管原则及监管法律边界等问题存在理论纷争,尤其对新金融与传统金融模式监管差异问题仍缺乏整体性区分。新金融业态下,众筹金融监管设计应是体现以特定金融业务范畴为依据、金融工具创新和风险抑制监管相契合的一种最佳边际均衡。为实现“公平、效率、秩序、安全”整体金融规范目标,当前应结合众筹行业特点破旧立新监管理念,通过厘定众筹监管边界范围和众筹主体行为权责关系,基于健全主体资格、准入标准与业务能力审核机制,健全前端审查、风险评估、信息披露及金融存管体系,规范投资人、项目评级和预警平台退出机制,构建行业自律与投资人保护机制,完善众筹监管权力责任配置机制等多维度尝试构建众筹融资监管标准,从而优化众筹监管治理体系。     

以互联网为媒介的“新闻执政”模式研究

互联网作为新兴的“新闻执政”媒介,已经参与到政府的“新闻执政”战略中,提高了党和政府的执政水平和绩效.党和政府对互联网的重视推动了网络技术在我国“新闻执政”领域的应用,当前,应当在吸取国外利用网络进行“新闻执政”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以互联网为媒介的舆论引导模式、危机传播模式、舆情监管模式、政府公关模式等问题进行研究,以推进新时代的“新闻执政”工作.     

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模式法律优化研究

随着代表混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国的大规模发展孕育,而对于这一新兴力量的监管模式必然是要进行改革和创新的。论文在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模式理论考察的基础上,针对当前我国分业监管模式存在的一些法律问题,提出要制定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主体和强化央行在监管体系的作用等建议,优化完善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模式,进而防控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     

大都市发展转型中的政府治理机制创新：问题与对策研究

城市化的推进要求实现大都市发展转型。大都市发展转型主要在经济、政府和社会三个领域展开,其中政府转型处于主导地位。大都市发展模式转型和政府转型构成了一种动态、系统的过程,只有通过动态、系统的政府治理机制创新才能实现。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是治理理念、主体和行为的统一体。当前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的创新还存在着治理理念转变不到位、治理主体间合作受限和治理行为不够优化等问题。推进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创新需要促进大都市治理理念更新、大都市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和大都市政府治理行为的优化。     

全流通时代中国会计监管理论重构

股权分置改革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项重大制度变革,股份全流通后中国资本市场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上市公司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上市公司虚假信息披露呈现出一些新特点,给监管工作带来新的挑战。要以保护投资者权益为首要监管目标,重构"开放监管主体、扩大监管客体、完善监管依据、创新监管手段"等新的会计监管理论,进一步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共享经济监管服务外包中的合谋行为研究

目前,我国共享经济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其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较多的监管问题,对消费者和政府造成了较大困扰。针对当前我国共享行业的监管困境,以防范合谋为关键点,提出共享经济监管服务外包策略,建立共享企业和第三方监管机构与政府部门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对共享企业与第三方监管机构之间的合谋行为、政府的监管行为进行分析,并通过数值仿真对模型结果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的监管力度、惩罚力度、第三方与共享企业合谋的负效用、努力经营成本等参数均会对合谋行为产生影响。适当加大政府的监管力度与惩罚力度、敦促第三方监管机构与共享企业降低经营成本,有利于共享行业健康发展。     

风险社会情境下社会管理创新探索

风险社会的出现是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必然产物,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以及社会转型的加深,中国也步入了风险时代。介绍了风险与风险社会的内涵及特征,分析了中国风险社会的复杂性。将社会管理纳入到风险社会的情境中,探讨了中国在当前风险社会的背景下,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等社会管理主体,在社会管理创新上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包括政府在管理方式、管理理念和管理效度上面临的挑战,社会组织在与政府的关系、社会认同和资金方面的困境,公众意识、公众参与渠道和主体地位定位方面面临的挑战,以及面临这些挑战所应采取的解决路径。     

论《民法典》新规在房地产业领域的法律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起在我国施行,我国即将进入民法典时代。“盛世制法典,国运必兴隆。”结合《民法典》和其他法律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的相关规定,围绕我国房地产业相关问题展开分析论述,着重分析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在建建筑物抵押与担保物权的实现问题。结合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与实务中的实际做法,探讨房地产业在运行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事项和风险的防范,突出法律对我国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规制作用。     

网络竞争场景下视频广告过滤行为认定反思及理路重构——基于42例司法判决的文本分析

日新月异的互联网市场孕育出花样翻新竞争行为的同时，也使竞争行为正当性认定陷入困境，视频广告过滤乃个中典型。实证考察发现司法机关在研判视频广告过滤行为性质时，遵循的是严格行为规制理念、笼统侵权行为分析模式与单一利益侧重考量方法，背离了互联网市场竞争的基本规律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目标定位。理当纠正视频广告过滤行为认定的错误认知与不当做法，在理念上“去严苛化”，落实包容审慎规制；在模式上“去套路化”，转向具体行为具体分析；在方法上“去中心化”，确保多元利益综合权衡，实现视频广告过滤行为性质认定的理性回归。     

社交平台自我优待反垄断规制研究

不同于欧美科技平台以纵向发展为主,我国诸多平台以横向发展和构建平台生态系统为表征,超级平台之间以对外平台封禁和对内自我优待构成数字经济反垄断的基本样态.当前,我国反垄断法多着眼于平台间彼此封禁的研究,忽略了社交生态系统自我优待对整体市场竞争的抑制.自我优待多体现为具有支配地位的网络平台在纵向市场内所实施的具有封锁效果的行为.以投入品封锁、客户封锁为视角,分析了自我优待的不同封锁类型.已形成社交生态系统的超级平台实施自我优待行为导致平台间相互割据,迫使中小企业依附于"大型数字帝国",损害了消费者福利,扰乱了竞争秩序.针对超级平台自我优待的规制路径,竞争政策与政府管制各有其规制的特点,竞争政策应更侧重于采取预防性措施.政府规制具有举证责任减轻、破坏性小等优势,并为企业行为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指导,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索与实践的方向.     

习近平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精髓要义和原创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深刻把握全球互联网发展和治理领域的新特征新规律，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习近平网络强国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信息技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全球大国竞争格局重塑、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机遇与挑战等现实条件出发，全面客观地认识互联网给我国带来的发展机遇与安全风险，明确了网信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网络强国的战略目标、原则要求、国际主张、工作方法等方面的基本内涵和核心要义，科学回答了新形势下“为什么要建设网络强国，如何建设网络强国”的重大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实践性、创新性、人民性和国际性，是指导网络强国建设的科学指针和根本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网信领域在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网上意识形态斗争、网络法治建设、国家网络安全建设、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信息技术创新突破、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推动中国由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迈进，并探索形成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治理之路，为中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事业指明了战略目标和前进方向，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探索

始自2016年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进一步提升了行政主体的反垄断意识,彰显了政府在维护统一市场和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方面的职责所在,标志着我国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的确立,也意味着反垄断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该制度确立以来,从国家层面到各省市,都围绕之予以贯彻。但从实际看,无论内涵认识还是审查机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亟待进一步加强和改善。     

习近平“网络观”的现实背景、核心要义与价值意蕴

着眼“两个大局”，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洞察和把握互联网发展大势，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关于互联网发展治理的精辟论述，形成科学系统的“网络观”。其核心要义囊括“以人民为中心”的网络发展观、“加强党对网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的网络领导观、“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的网络清朗观、“牵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网络安全观、“发挥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引领作用”的网络赋能观、“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网络共赢观等，锚定了中国互联网发展治理的逻辑起点。切实领会其精髓要义，有益于解决好和回答好中国互联网发展治理的战略性命题与关键性议题，并为推动构建全球“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政府补贴方式与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对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讨论政府补贴方式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该文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并使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政府研发补贴与税收优惠的作用,研究发现,我国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呈东、中、西逐渐降低的态势;从全国来看政府研发补贴和税收优惠都具有提升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而分地区来看政府研发补贴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负相关,与西部地区正相关;税收优惠与各地区绿色创新效率正相关。据此,政府部门应制定差异化的支持政策、加大核心技术研发的税收优惠力度、优化外部环境以进一步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     

微信群与乡村社区的再整合——基于一个皖北村庄的田野考察

当前,我国某些农村在现代化、城市化影响下,正面临"原子化…离散化"和"空心化"的困境.在地方经济较为弱势、未能分享区域优势的中部农村,不愿务农的村民只能外出打工,村民们现实互动的减少加剧了离散化趋势,使社区认同成为无源之水.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微信群为村民提供了全新的互动平台,离乡村民也能通过智能手机接入网络,在微信群实现"身体缺席"的"虚拟在场".这种"虚拟在场"克服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为社区的再整合提供了基础.村民们在微信群中的话语实践能强化社会关系网络、催生共同体认同、维护公共秩序、展开行动动员,并成功实施线下公共行动,从而促进乡村社会的重新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