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大城市超低总和生育率中外来流入人口的分母效应--与郭志刚教授商榷

郭志刚教授对本人原文的潜在含义存在一定误解,其所做检验不足以否定本人原文的基本结论.出生漏报和育龄妇女婚育年龄推迟过程中对京津沪超低TFR的影响因素固然存在,但外来流入人口的分母效应同样不容置疑.     

关于京津沪超低生育率中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检验

本文质疑梁秋生论文中控制外来流入人口以后京津沪大城市总和生育率均高于 1 0的推算结果 ,并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 1‰抽样样本的京津沪育龄妇女案例进行了检验汇总。按两种不同口径的汇总结果都表明 ,京津沪户籍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 1 0。     

京津沪超低总和生育率形成原因的再认识

京津沪超低总和生育率中是否存在显著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和本地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是否大于或小于1是两个本质不同的问题。统计数据和进一步的分析均表明,平均生育年龄的推迟不能完全解释京津沪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在分析和推算京津沪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和高校在校生的性别和年龄构成时,不仅1‰或1%普查抽样数据的样本容量明显不足,“五普”长表数据本身也存在显著的代表性误差。“五普”常住人口统计口径的变化导致京津沪大量短期外来人口的增加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期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的剧增,必然会导致京津沪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统计上显著下降。     

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的关系。通过比较农村本地人口、城市本地人口和流动迁移人口三个人口群体在生育率上的差异,并进行多元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流动迁移对生育率有着非常显著影响,城市外来人口的生育率不仅显著低于农村本地人口,而且也低于城市本地人口;远期流迁人口的生育率要低于近期流迁人口的生育率。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的关系出现了与已有的迁移生育率理论的不一致。1990年代中国的迁移生育率发生了转变。     

论内在总和生育率

在不断完善对时期生育率的测量指标中,人口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基于对生育行为各个方面进行控制的生育率指标,以便获得更为准确的生育水平度量。对生育率的数量成分和进度成分的分解,使得我们对时期生育率的变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针对递进生育率和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的缺陷,澳大利亚学者提出了内在总和生育率的指标,并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它能更准确测量生育率的数量效应和进度效应。内在总和生育率是对生育的年龄、胎次和间隔同时进行控制的生育率指标,反映的是生育行为内在稳定的生育水平。本文对这一方法进行介绍,并利用我国1988年2‰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说明该指标的构建和计算过程。     

关于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再讨论

本文就梁秋生对京津沪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检验提出的反质疑做出说明,并补充了采用新的划分口径和采用其他数据进一步检验的结果。新划分口径的检验和更大数据样本的检验仍然表明京津沪三城市中外来人口分母效应并不像他所推算得那样显著,本地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显著低于1·0。本文还指出了梁秋生在计算北京平均生育年龄变化时的错误、以及他在把握生育年龄变化方面的误解,并探讨了在理解当前总体生育水平方面时生育进度效应与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层面问题,以及外来人口分母效应能够得以体现的必要条件问题。本文将梁秋生对京津沪外来人口分母效应推算中应用的假设与五普1‰样本数据的相应统计结果进行了具体比较,指出他在推导在校学生性别年龄分布时可能产生的漏洞及其影响。     

对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的检验与讨论

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指标是由人口学家Bongaarts和Feeney于1998年建立的,它是基于总和生育率容易受到平均生育年龄影响的缺点而提出的,希望它能够剔除进度效应,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反映终身生育率方面的相关信息。然而这一调整指标的设计与计算是否合理、准确呢?这里从该指标计算的前提条件、数据基础和计算方法三个方面进行了相关的讨论,并利用中国近年来的实际数据进行了必要的检验。结果表明:该指标核心调整公式的前提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指标对于平均生育年龄变化的敏感度高,而平均生育年龄的测量与计算方法使得计算结果产生的误差较大,导致调整指标出现错误的几率增高。对于总和生育率易受平均生育年龄影响的问题我们还需进一步的思考和解决。     

总和生育率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中国的计划政策三十多年的实施对控制人口数量起了积极的作用,也使中国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通过对世界109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其他数据共20项进行回归分析,建立了国家总和生育率的线形回归模型,并根据该模型估计出当前中国在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以此研究目前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影响,针对严峻的人口问题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中国总和生育率为何如此低?——推延和补偿的博弈

目前对于我国生育水平的讨论主要关注对"真实生育水平"的估计,而较少关注为什么生育水平越来越低。本文根据推延效应和补偿效应博弈的原理,以图对我国生育水平不断走低给予人口学的回答。本文考察了2000年、2010年、2015年三次普查/小普查的分年龄生育率的变化,表明年轻人口生育率的大幅下降和年长人口生育率的微弱上升导致了生育率的不断走低。对2000—2017年的年度数据的进一步分析也表明,推延效应强劲和补偿效应微弱并不是普查时点的一时现象而带有一贯的趋势性。只要这种趋势没有根本扭转,中国的生育水平将不可避免地继续走低。此外,高龄生育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生育现象。     

试论时期总和生育率、终身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的关系

通过对总和生育率(TFR)、终身生育率(CFR)与政策生育率(PFR)的概念及相关数据分析,论证总和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可直接比较。在特定条件下TFR、CFR和政策生育率会产生差异,在一个国家生育水平下降的历史时期,TFR必然小于当年49岁组女性的CFR;"超生率"、"未婚率"、"未育率"和"不孕率"的变化,决定了政策生育率与终身生育率的差异。借鉴日本经济与人口发展相关数据,可以相信由平均初婚年龄推迟、女性有偶率下降导致的生育水平下降很可能成为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大潜在威胁。因此,当前以及今后相当的时期内,我国的政策生育率应高于1.8。     

生育理性和生育决策与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定机制的转变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人口生育率水平出现了迅速的转变 ,特别是 1 992年我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改革以来 ,生育率水平更是进一步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如果说 ,生育率的迅速转变是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干预下启动的 ,那么 ,在 1 990年代生育率的下降应该主要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经济的迅速发展 ,已经为稳定我国城市地区人口低生育率水平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 ,同时 ,制度、技术和文化等因素的变革已经为我国个人生育决策理性化创造了条件 ,低生育水平的稳定机制已经开始从政策控制为主转向群众自我控制为主的转变     

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

本文介绍了目前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问题存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论述了人口数量控制与几种人口现象的关系 ,论证了低生育率水平下控制人口数量仍然是首要任务。最后认为 :对现行生育政策需要进行调整的意见仍需要审慎考虑     

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研究

在国家实行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认清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是把握中国未来人口形势变化的关键。文章利用2010年以来的四次全国性抽样调查原始数据,对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在1.82~1.88的区间范围内,其点估计值在1.86左右,已显著低于更替水平;越年轻的出生队列其生育意愿越低,中国未来的意愿生育水平可能会继续降低;育龄人群的意愿生育水平要显著高于其终身生育水平,且二者差异随年龄的减小呈递增趋势,中国未来生育水平存在进一步下降的可能性;没有生育政策限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仅为1.68,这可以作为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生育水平影响的上限。生育政策对当前育龄人群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差异的贡献度在33%左右,全面两孩政策对中国生育水平的提升作用有限。     

稳定低生育水平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稳定低生育水平政策的要求与农村居民生育意愿存在差距 ,转变生育观念 ,消弥这一差距成为政府执行人口政策的焦点。传统的计划生育政策手段不支持生育观念的转变 ,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成为转变生育观念的重要基础与手段 ,也成为计划生育政策手段的上佳选择。     

低生育水平国家或地区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论文介绍了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鼓励生育的各种直接和间接社会政策,归纳了这些社会政策传递出的政策制定理念.论文认为,低生育水平国家的实践表明人口政策必须根据一国所处历史阶段的需要做出调整,但人口政策关注的不应当只是人口数量的增加,还需要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当生育意愿较低时,即使有鼓励政策,生育水平的回升也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重新认识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与低生育水平的代价问题

迄今为止,一些涉及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问题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几乎都存在着涉及基本概念与理论方面的这样或那样问题。文章针对这些问题,不仅对出生性别比的基本概念、数理检测方法等做了进一步阐述与再认识,而且对出生性别比失调与近一个时期失调的初始时间做了界定。同时,对异常出生性别比的现状、变动态势进行了重新估计。指出在人为条件下的出生性别比失调,是导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生育水平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可持续发展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吉林延边朝鲜族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低生育率比较研究

本文从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和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简称《决定》)出发,通过对我国人口生育水平的时间和空间分析,提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工作难点关键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并以吉林延边朝鲜族和新疆少数民族生育水平为例,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结论:对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优惠政策实际上是“好心照顾他,反到害了他”,只有降低生育率才更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