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书写的叛逆:质疑"娜拉精神"

娜拉,作为中国女性觉醒和"五四"叛逆精神的表征,在进入中国语境后发生了未被觉察的精神变异,从而显示出女性解放话语的裂痕.从易卜生笔下决绝的"女儿娜拉"到进入中国的软弱的"妻子娜拉",表明"娜拉"作为一种被书写的叛逆精神浸染着浓厚的传统色彩,而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女性新文学作家对于娜拉的自我书写,则显示出与时代主流话语的疏离.     

《玩偶之家》、《康蒂妲》和《终身大事》女性形象之比

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创作的娜拉形象,因其觉醒和出走震惊了世界文坛,成为女性解放的代言人,娜拉精神唤醒了成千上万的女性与不合理、不公平的社会进行斗争。《康蒂妲》和《终身大事》是在娜拉精神的感召下分别由萧伯纳和胡适创作的剧本。三部戏剧都是以女性在婚恋生活中遭遇的困境为出发点,反映不同社会环境下女性独立和女性解放的问题。三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虽然在人物塑造和表现深度上各有差异,但她们和她们所表现出来的娜拉精神对世界文学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出走与反抗：叛逆女性之路——娜拉与娜嘉形象之比较

对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笔下的娜拉与俄国小说家契诃夫笔下的娜嘉这两个文学形象进行了分析比较。娜拉和娜嘉同是为了跟不幸的命运抗争，做出了离家出走的抉择，她们的出走表现了觉醒女性的反叛和坚强，但也有着不同的意义，娜拉的出走是绝望地逃离，而娜嘉的出走，则充分展示了知识女性的理智与自信，娜嘉比娜拉走得更远更清醒。     

出走与反抗:叛逆女性之路--娜拉与娜嘉形象之比较

对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笔下的娜拉与俄国小说家契诃夫笔下的娜嘉这两个文学形象进行了分析比较。娜拉和娜嘉同是为了跟不幸的命运抗争,做出了离家出走的抉择,她们的出走表现了觉醒女性的反叛和坚强,但也有着不同的意义,娜拉的出走是绝望地逃离,而娜嘉的出走,则充分展示了知识女性的理智与自信,娜嘉比娜拉走得更远更清醒。     

“娜拉走后怎样”：论张爱玲以小说创作对鲁迅思想的延展

1923年,鲁迅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其后两年,他又以小说《伤逝》形象地展现出觉醒的女性在出走后遭遇的不幸命运。《娜拉走后怎样》与《伤逝》深刻地揭示出个体解放并不等同于个体自由的获得。鲁迅关于“娜拉走后怎样”的思考受到了张爱玲的关注与赞同。在《沉香屑第一炉香》、《茉莉香片》、《五四遗事——罗文涛三美团圆》等小说中,张爱玲延续并拓展了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思想。对“娜拉走后怎样”的思索也成为了张爱玲小说中一以贯之的重要主题之一。     

"缀网劳蛛"的悲剧宿命——解析娜拉与简·爱

娜拉、简·爱是欧洲文学史上典型的具有反抗性格的女性形象,她们的奋斗历程鼓舞了许多女性去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由于两人的成长经历、婚恋感受不同,她们最终的人生走向呈现相反趋势:娜拉离家(出走),简·爱回家(结婚).不论何种走向,在社会还没有进步到两性彼此和谐共融的阶段,在男性仍居社会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她们作出的任何抗争,都不会冲决男权之网.这是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悲剧宿命.     

陈白露是“堕落”的“娜拉”吗？

曹禺剧作<日出>中的女主角陈白露是曹禺剧作中少有争议的女性形象之一.大多数人把她看作是中国"娜拉"的"堕落型".曹禺在<日出>中不是为了给"娜拉"中国版找一个范本.相反,陈白露这一"交际花"的形象恰恰证实了曹禺对中国传统妇女"贞操观"与众不同的看法.     

娜拉与中国“五四”文学女性形象比较研究

"娜拉"形象出自挪威现实主义戏剧大师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1918年,《玩偶之家》登上了中国舞台,一时间,"娜拉"成为了中国"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精神楷模,对中国"五四"文学中叛逆女性形象有着原形意义。立足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历史语境,通过对"五四"时期中国文学作品中叛逆女性形象的代表类型的分析与比较,再次探究与思考了这一经典文学现象。     

娜拉情结——五四时期中国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中国传播后,娜拉形象深入人心。各界人士无论男女开始关注女性的命运,猛烈地抨击封建礼教对女性精神及肉体的残害,提倡妇女解放就成为五四时期反叛传统的一种表现。本文旨在对五四时期女性启蒙状况的了解中来探讨当时女性意识初步觉醒。     

天使的蜕变:解读易卜生与耶利内克笔下的娜拉

在易卜生的<娜拉>诞生百年之后,极具争议的奥地利女作家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与之遥相呼应,续写娜拉的命运:<娜拉出走以后>,娜拉从玩偶之家中出走后从天使蜕变成妓女.从二人的人物形象塑造及其社会影响入手,解读娜拉这一角色及其社会现实意义.     

《红楼梦》作者的女性观与满族文化习俗

《红楼梦》作者一反中国千百年来对女性的歧视姿态,转而尊敬甚至是崇拜女性。这一对女性的崇拜的思想一方面肇源于明代中叶以来的人性解放思潮,另一方面更是由于作者曹雪芹身为满族人,而满族由于母系氏族社会以及萨满教的残留,其文化习俗中有着对于女性特别崇拜的特质。在满族文化风俗的影响下,《红楼梦》作者不可避免地流露出女性崇拜的观念。     

宋代自杀女性身后之事

宋代自杀女性以死亡缘由是否符合社会主流观念,分为维护主流价值观而死的节烈自杀女性和因个人情感或利益矛盾而死的因私自杀女性。以宋代死亡异象、丧葬之事和身后影响等史料为基础,探讨节烈自杀、因私自杀女性身后之事的异同,认为宋人对待不同自杀女性的态度差异反映了宋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同时自杀女性的身后事宜处置和记述对价值观念进行了深化和再造:国家通过旌表、制定丧葬制度和官员祭祀等途径促使国家意志和社会观念融合;士人响应国家意志,并传播至社会各阶层;普通民众在参与丧葬活动、传播灵异故事中得到教化。同时,民众和士人又通过传播故事、形成风俗等方式反馈和再造着主流价值规范,社会各阶层的意识形态通过此过程融合和凝聚。     

试从叙事建构角度解读《水浒》女性

《水浒传》的女性描写 ,既可从其作者或人物角度进行解读 ,也可从叙事建构角度予以观照。本文指出《水浒》女性之所以多被贬损或丑化 ,虽然与作者妇女观落后及小说所写人物的特殊性有关 ,但也是因为她们在很大程度上被作者当成了叙事建构物。作为叙事建构物 ,其主要功能就是诱使英雄犯罪 ,使英雄流落江湖 ,聚向梁山。因此其思想性格及行事逻辑等 ,也可以说是根据故事情节建构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只有注意到这一点 ,才能对《水浒》的女性描写作出较为全面的审美评价。     

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中女性之群体悲剧及其审美特征

中国古代某些长篇小说中,女性悲剧呈现出群体性的特征。《红楼梦》主要塑造了青年女性的群体悲剧,充分表现出对青年女性的普遍同情与普遍崇尚;《水浒传》在祸水观念下展现了女性祸人祸己的群体悲剧;《金瓶梅》展现了女性群体在性追求与物质追求下的本我膨胀与自我迷失;《醒世姻缘传》则揭示出悍妇群体表面的强悍与本质的弱势。这些女性群体悲剧的审美特征表现为:群体悲剧中的悲剧人物必定具有群体性,而其生命力又在于个体悲剧的互补;群体悲剧的审美价值来自个体悲剧的叠加,又必定超越这种叠加;伦理社会是群体悲剧的土壤,群体悲剧必然导致对伦理观念的反思。     

乾隆《贵州通志·列女传》考论

乾隆《贵州通志.列女传》记载了贵州自宋至清初14府11州31县600余名贞节列女,这些贞节列女大体可分为节女、烈女、孝女与义女四种类型。其中节女最多,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分析节女的守节,可知其面临父母、翁姑、外族及天灾等阻力。但节女多数仍摆脱了各种阻力,从而为夫家养老抚幼,为国家育人讽教。因此,国家采取了各种旌表措施来表彰这些列女,如旌表门闾、建坊立祠等。不过,由于各种原因,也有不少列女未得到旌表。     

"样板戏"叙事:"他者"观照下的女性革命神话

从女权主义的角度看,"文革文学"中的"样板戏"无疑是人类文明史上两性话语权力交锋中不可多得的另类版本。"样板戏"大多以女性作为剧中的主人公或主要英雄人物,但她们身上却缺少真实女性应有的性别色彩。这一女性革命神话虽然表面上改变了女性的从属地位,但却并没有改变女性作为"他者"的历史命运。"革命"只是在形式上解放了女性,然后又通过"去性"及"花木兰化"的方式把女性重新约束在以"革命"来命名的男权话语之中。这一"样板戏"叙事模式,在看似抬高女性的革命言说中其实不自觉地潜隐着男性话语霸权。     

浅谈英语语言中的性别角色

英语语言中的性别角色深受社会性别的影响。社会性别不同于性,是由社会构建的;而性是由生物因素决定的。社会对两性的期待、要求和评价而构建起来的男女之间的文化差异体现在因性别角色不同而造成的言语差异上。本文拟从英语言语合作原则、英语言语行为及英语语义三方面剖析受性格特征及社会化因素影响的性别角色在英语语言中所反应出来的男强女弱的性别语言现象。     

当下中国女性教育差异问题分析

在我国和谐社会的建构中,随着国家对女性教育的重视以及教育投入的加大,女性在教育机会与教育的量上得到了大幅度提高,而与此同时,当下女性教育所面临的是更为深层、也更为艰难的问题,它不是简单地通过加大投入、增加教育量的供给能解决的,而是要对教育理念、教育体系本身进行反思,实现教育质的平等。本研究主要对近十年来中国妇女的受教育机会分配状况进行描述,并尝试对男女两性教育上的差异进行量与质的区分。     

中韩女性文化心态比较研究——以婚姻和性观念为中心

中韩女性的文化传统共同植根于儒家文化,但目前两国女性在婚姻观、性意识和女性的性魅力等方面表现出某些不同的文化心态,这是由两国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所决定的.     

文身新说

文身应是一种开始于野蛮时代早期,而结束于文明时代的一种宗教文化现象,是原始先民成丁礼仪中的一部分.它虽有中外学术界所说的"避害"、"族徽"、"装饰"等作用,但其根本动因却十分简单:在青年男女即将繁殖后代时.以神的名义,用文身等残酷的成年礼仪,将本部族的那些病弱青年杀掉,不准他们繁殖病弱后代.从而适度控制种群规模,推动种群不断进化,确保种群长久生存.在母权制末期和父权制早期,因生产力的发展,神的地位下降,人的地位提高,为了更好地用光洁的肌肤吸引异性,女子不再文身;男子的地位越来越高,责任亦越来越大,"种"是否优良对部族干系重大,因此男子仍必须文身.进入文明时代后,青年男女成年时虽然都不再文身了,但其头饰服饰均需有明显标志,以纪念先祖,体现族属,反映传统,显示成年,这是一种"亚文身"现象,说明人类生存状况已大为改善,人种质量亦大为提高,不再需要用野蛮方式来推动人种进化了.人类的文身史,记录了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漫长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