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与北魏后期的文学发展

孝文帝当政之后,大力发展文教事业,搜罗文才,开展文学活动,倡导文学特别是纯文学创作,提高了北魏上层特别是拓跋贵族的文学素养,改正了北魏前期文学创作中存在的诸多不足,开创了后期繁盛的文学局面,促进了北方文学事业的发展.     

试论北齐文林馆设立的意义与作用

北齐文林馆是北齐后期,通过修御览为直接诱因设立的一个文化机构,它是因北齐统治集团各种力量的需要而设立的。文林馆以入北的南方文人、部分北齐文士为基本力量。文林馆的设立标志着北齐文坛实现了＂文学的自觉＂,北方文学由此开始追赶南方文学;文林馆成为南北文学交流的一个重要场所,对南北文风融合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它还培养了一批新锐文学人才,这些人才在齐之后入周入隋,成为隋代文学骨干力量。     

东魏北齐散文发展的动因及表现

东魏北齐散文受到北魏散文的沾溉、高氏统治者支持文教和文学事业以及东魏北齐时期人们的审美意识加强等因素,促成了东魏北齐散文的鼎盛局面:作家之多,所谓"邺京之下,烟霏雾集";散文文学流派的出现;散文创作数量多,题材广,艺术性高。     

论太原在东魏北齐时期的战略地位

太原在我国古代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而在南北朝时期,东魏、北齐的缔适者高欢又对太原及其周围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经营,使太原成为一个军事重镇。高欢曾以此为基地,攻占北魏都城洛阳,灭北魏。此后,太原在东,西魏之争,北齐代东魏,东魏、北齐抗击北边民族及制伏境内山胡,以及北齐灭亡等重大事件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北齐文林馆的设立、构成及其历史意义

文林馆设立于武平三年,是北朝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作为一个文化机构,得以待诏文林馆者多为以文学经术见长者。北齐文林馆的基本构成包括“山东”作家和由南入北的作家两部分,而以北方士族为主干,其年龄分布也较为合理。文林馆的设立代表着北齐文学的发展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同时也是整个北朝文学逐渐赶上南方文学的一个标志。     

北魏前期的文化政策与文学精神

北魏拓跋鲜卑向往汉族文化,然而又惧怕全面汉化;崇尚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又猜忌与压制汉族文人。在这样的文化政策指引下,北魏前期的文人隐藏起自己高超的汉族文化与文学,向低级的拓跋鲜卑文化与文学靠拢,导致北魏前期文坛的萧条。拓跋鲜卑民族文学的原始朴拙、简单质朴、流利顺畅、口语化的特点,正是北魏前期的文学精神。     

略论渤海高氏在北朝的变迁——北魏至北齐初

渤海高氏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中的名气远逊于南朝的王谢、北朝的崔卢,但其对于北魏及其后的东魏北齐政治的影响是其他家族所无法比拟的。渤海高氏于西晋时崛起,发展于北魏,而在北魏末年的纷繁乱世中一枝独秀,奠定了东魏北齐政权的基础,"齐氏元功,一门而已",而高乾高昂兄弟之死,标志着渤海高氏的衰败,也标志着胡华逆流对以汉人世家大族为代表的汉文化的反扑。     

平齐民的文学与文化成就

山东自古以来就是文化礼仪之邦,是历代文人向往之地,是古代文人青年时期漫游的目的地之一。然而在五世纪末,历史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这些文明人被强行迁往蛮荒之郡平城,称为平齐民。平齐民主要由清河崔氏、清河房氏、平原刘氏、渤海高氏等中原豪门大族组成;这是北魏拆散其军事坞壁势力,加强其统治的政治策略。在北魏平城,原先高贵富庶的生活与这些平齐民无缘,他们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平齐民的北迁,对于北魏文学与文化贡献巨大,加速了北魏的汉化过程,促使北魏文学复苏。     

由籍贯看东魏文士的地理分布

从籍贯来看,东魏文士中山东士族是主力,其次是汉化少数民族士族,再次是关中士族、地方士族和非士族,最后是南来士族。东魏文士籍贯分布的不平衡是政治形势造成的。东魏是北魏后期文学成果的集中时期,也是对南朝宋齐文学因素的消化时期,同时也为北齐文学达到北朝文学的顶峰做好了充分准备。所以东魏是北朝文学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     

平城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北魏文学的复苏

天兴元年七月,北魏王朝迁都平城。此后平城(今山西大同)作为北魏的都城,前后存在了94年。在这近百年时间里,北魏的农业、工商业、对外贸易等经济形式相互补充,共同发展,促进了平城时期经济的繁荣。在思想文化方面,拓拔氏一改前期仇视、惧怕汉文化的心理,逐渐接受汉族文化,儒、道、释,以及外来文化相互交融,共同促成了北魏平城时期文学的复苏。     

从“史笔”到“文笔”

墓碑文是中国古代文人重要的应用类文体之一，自两汉以来不断发展，其稳定而长久的创作实践蕴藏了重要的文学价值，尤其是发展的前期，是厘清其文学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两汉时期，碑在物质意义的基础上确立了文体意义，并在史传的文体渗透下确立了前传后铭的体制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史笔倾向。自建安末曹操禁碑政策重新确立墓碑刊立的官方权威后，碑文渐渐失去了两汉时期的补史功能，门阀制度下的社会文化也迫使墓碑文放弃了实录属性，转向对形式美的追求，并逐渐形成了“文”的自觉。墓碑文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独立的篇章布局、工整的程式结构与骈俪的语言特征，这一转型揭示了碑文从两汉“史笔”到南北朝“文笔”的文学化进程。     

论苏轼的"辞达"创作理论

苏轼的“辞达”是他对孔子“辞达”说的创新和发展,是他一生从事文艺创作的经验总结。他认为,只有细心观察,抓住事物特点,用心体验和反复构思,才能写出辞达意畅的文章来。     

唐代墓志铭创作的程式化模式及其文学意义

墓志铭作为应用性文体,通常会出现程式化的创作模式,这既是应用文体的特性所决定的,又与一般的应用文体有所不同。墓志铭由志文和铭文两部分组成,志文的程式化主要表现为行文方式的模式化、特殊类型的模板式和具体内容的雷同性;铭文的程式化主要表现为化用经典诗句、抄撮志文成句和袭用固定模板。程式化的创作模式虽然使墓志铭形式单一,结构固定,但却有着重要的文学意义,有必要对其内涵和价值进行恰当的评估：唐代墓志铭中经常出现的人物形象为考察他们形象的经典化和在后世的接受情况提供了全新的素材;其中反复出现的一些套语,则有助于我们对诗歌创作中点化前人成句的创作模式和经典诗句的生成过程有更加直观的认识。     

中国古代涉海小说叙事流变

涉海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类型, 从六朝至明清时期均有诸多相关作品。根据小说中海洋叙事元素的发展变化,可以将中国古代涉海小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孕育期、发轫期、发展期和成熟期四个时期,其中先秦至两汉时期为孕育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发轫期,唐宋元时期为发展期,明清时期为成熟期。通过梳理中国古代小说海洋书写发展脉络,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涉海小说经历了从想象之辞到可信知识,从神话到传说到纪实到自觉文学虚构的叙事流变。     

王安石与苏轼对扬雄和韩愈的接受及其影响

北宋文坛两位大家王安石和苏轼,他们对扬雄有着截然不同的接受态度：王安石对扬雄充满了景仰之情,对扬雄的事业及其文艺观予以充分肯定;苏轼则对扬雄持质疑态度,对扬雄的文艺观基本予以否定。与之相对应的是,王、苏二人对韩愈态度颇为接近,即认可韩愈的文学创作,却对韩愈之道论颇有微词。王、苏二人对扬、韩接受的异同,对二人文学创作及批评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试析封建科举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本文从封建科举的影响角度 ,分析了唐诗繁荣、北宋古文运动兴起与元代戏曲小说兴盛的原因     

论晏建怀的历史题材作品写作特点 ——以《帝国的脸谱——北宋官场众生相》为例

晏建怀在历史题材写作方面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点,其代表作《帝国的脸谱——北宋官场众生相》,秉持相对客观公正的立场,以轻松调侃的笔墨、直白的现代语词,巧妙借用评书技巧,塑造了一批立体多维的圆形历史人物形象,令读者耳目一新。     

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简论

宋代诗文革新运动以其鲜明的文学理论和丰富的诗文创作,彻底清除了宋初以来的形式主义颓风,使北宋诗文创作进入了繁盛时期,开创了宋诗的新局面,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白纻辞》的拟代——兼论乐府诗拟代中的复变规律

咏赞或配合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名舞《白纻舞》表演的乐府歌诗——《白纻辞》盛行一时,在歌舞消亡后的宋元明清时期也同样受到诗人的青睐,拟辞不断。《白纻辞》可分为两类：拟篇乐府和赋题乐府。《白纻辞》在拟制过程中,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况,但也有规律可循,这就是复变规律,这也是乐府诗拟代过程中存在的普遍现象。     

我国古代语体理论略论

语体是语言的功能变体,是不同文体的语言特点的综合体系。我国古代语体理论丰富多采。语体理论始于魏晋,发展并成就于齐梁。曹丕首创语体研究的先例,刘勰论述语体最为详尽精当,成就最为突出。弘法大师研究语体成就也很突出,基本可以与刘勰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