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行为可诉性分析

宏观调控行为的经济性强于政治性,它不是法律上的国家政治行为,而是一种政府经济行为;它不只是决策行为,也包括执行行为。法的可诉性是法所必备的基本属性,法理学上的可诉性理论对宏观调控领域中的纠纷寻求司法解决途径,产生了积极影响。包括宏观调控法在内的经济法具有现代法的基本特征,只有强调宏观调控行为具有可诉性,才能凸现经济法的可诉性。我们有必要强化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     

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研究

法的可诉性是法所必备的基本属性。经济法的可诉性是保护经济法主体权益的最后一道屏障,但无论是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还是市场规制行为的可诉性,均不强。市场规制行为都是具体的执行行为,因此都应当是可诉的。然而宏观调控行为分为决策行为和执行行为,其中决策行为因为抽象性而天然不具有可诉性,但是具体的执行行为仍应当具备可诉性。要增强经济法的可诉性需要完善经济诉讼、经济法责任和经济公益诉讼这三个方面。     

谁对宏观调控说"不"——探究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

探究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重点在于宏观调控法的可诉性问题。而宏观调控法的可诉性问题的正确认识又依赖于对宏观调控及宏观调控法本身属性的正确界定,以及对作为宏观调控法调控主体的政府责任的界定。虽然宏观调控法不能简单地套用传统的三大诉讼法中任何一种,但宏观调控法理论上仍具有可诉性,且与违宪审查机制相关。     

经济法可诉性问题的再思考——以经济公益诉讼的视角

法的可诉性是法的基本属性之一。经济法作为一个新法律部门出现于19世纪末社会化。经济法纠纷不同于以往纠纷,从而使经济法可诉性实现遇到了很多障碍。保障经济法的实施,需要从公益诉讼、经济法纠纷类型以及经济法的目的三方面来理清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与经济公益诉讼之间的关系,并在当前诉讼模式下提出完善经济公益诉讼的相关制度建议。     

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探究

经济法的可诉性,在经济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就目前我国经济法可诉性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经济法可诉性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制约,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与缺陷,需要对经济法可诉性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通过规范经济纠纷中的诉讼程序、对经济法法律责任进行明确划分、构建健全的经济法公诉制度,充分发挥经济法可诉性在经济法中的作用。     

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及其实现模式研究

我国经济法可诉性的薄弱已经阻碍了经济法的发展,加强对经济法可诉性实现模式的研究有助于我国经济法更好的发展和得到执行。学界现有的几种模式设想都有其自身的缺陷,要从更新经济法诉讼的理念的高度对其加以综合并创新,以利用现有诉讼机制和创设经济法特别诉讼机制相结合的模式来加强经济法的可诉性。     

论法的可诉性

法的可诉性应是现代法治国家法的本质属性之一。但在我国现行法律中 ,存在着大量不可诉的法 ,这种法的可诉性缺陷 ,对我国的司法制度乃至法治建设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因此 ,建立具有可诉性的完备法律体系 ,是我国法制建设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国外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当前,我国经济法存在着较大的可诉性缺陷,导致经济违法行难以受到制裁,社会公共利益难以得到保护。借鉴国外的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研究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横向比较国外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有益于构建我国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和充分发挥经济法社会调整功能。     

行政举报答复行为可诉性审查规则探析

目前,由于我国的举报制度散见于各个行政管理部门法当中,缺乏统一的上位法规范,行政举报答复行为的可诉性审查普遍存在举报的概念和范围界定不明确、行政举报答复行为性质认定不一、被诉行政行为混同的问题。因此,将举报答复行为分阶段区分为受理阶段的举报答复行为、处理阶段举报答复行为以及特殊阶段的举报答复行为,受理阶段的举报答复属于程序性答复具有独立程序价值,并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具有可诉性。处理阶段仅涉及实体利益的举报答复有涉及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之分,公益性举报请求保护利益为反射利益,不具有可诉性。自益性举报通过判断其所依据的法律规范是否具有保护当事人个人利益的目的来判断可诉性。特殊阶段的行政奖励与答复行为的可诉性互相独立,有奖举报的存在不意味答复行为当然具有可诉性。     

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探析

法的正当性是法的内在权威的主要源泉,是评价法的外在效力的标准,因此不正当的抽象行政行为应赋予其可诉性.我国现行行政诉讼立法对行政诉讼目的的定位决定了受案范围内的狭隘性,本文认为对行政诉讼目的应定位于"监督说",并在该目的指引下赋予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同时,赋予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在我国也有其客观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