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良知学中的“情感”因素初探

在儒家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传统张力中探讨了阳明良知概念中的情感性因素,并借助耿宁先生在其近作《人生第一等事》中对阳明三个良知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情感性因素在三个概念中具有不同地位。第一个良知概念来自孟子的四端,突出了道德认知中的情感性动力,以克服了朱子道问学的成圣路径中知与行分离的问题。在第二个概念中阳明以“是非之心”涵摄四端而突出了良知的理智判断与统摄能力,但是阳明又将“是非”归结为“好恶”,未免开了后学“以情识为良知”的流弊。第三个良知概念以真诚恻怛万物一体的情怀为良知本体,以戒慎恐惧为保全心体之天理的工夫,良知本体情理兼备,但作为天理之昭明灵觉的良知是本来具足的先天灵智,并非来自格物穷理的道问学工夫,因此阳明的良知学即便在其重视理智处仍不同于朱子学。     

良知的“自我审判”——以王心斋为中心论“良知见在”

“良知见在”体现了良知的先在性与显在性，需要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个层面进行讨论。良知在工夫论层面所见在的是善端，并非全体，故须人致良知以扩充之。良知是万物一体之仁，对万物的把握即是自我把握。心既是控诉者又是被控诉者，良知在流行发用中自我审判、自我省察，即“良知致良知”。“良知见在”实际上是“将理想作为现实”,即将良知显在于人伦日用，而不是“将现实作为理想”,即将当下一切经验当作良知。研究王心斋的良知见在说对深入把握泰州学派的良知思想有重要价值，也对现代人的心性修养、私德建设有一定启发。     

王阳明《大学问》的仁学建构

对于阳明《大学问》,学界主要从万物一体、大人之学、格物致知以及致良知等角度展开诠释,实际上这些考察的视角均涵摄于阳明晚年的仁学思想建构。阳明在反思宋儒及明代社会文化状况的基础上,以万物一体之仁为核心理念,熔铸其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一生最为重要的学问理念,建构了融义理与工夫为一个完整体系的仁学思想。这可视为阳明晚年思想的新动向,也可视为儒家仁学思想在明代的新开展。     

阳明“无善无恶”到“有善有恶”之宇宙生成论阐释

四句教是阳明良知学说的核心宗旨,而良知学乃是建立在天理良知这一宇宙本体上的。这一宇宙本体有一个生发的过程。当其未发之时,未发已发一体,皆为虚灵自然本然,此即为“无善无恶心之体”;当其已发之后,未发已发亦然一体,此一体之自然本然即为善,而为物所滞产生过与不及即为恶,此即为“有善有恶意之动”。     

“一体”与“一气”——试论明儒蒋道林“万物一体”论的气之维度

明儒蒋信在学术师承上学兼阳明、甘泉两家,在理气、心性等诸多方面对明代中叶兴起的心学浪潮做出了理论上的深化与推动。蒋道林之学以"万物一体"为宗。受横渠与甘泉影响,"气"是他论证"万物一体"的核心因素。气构成了万物的存在,人与天地万物同此一气,故人与万物具有一体性。以此为基,"万物一体"便不仅一种单纯的心灵境界,而是一个存在论上的实然。但蒋信的"万物一体"又不等同于王阳明良知学意义上由良知呈现之仁为理据的"一体",它所体现的更多是甘泉学派有无相生的气化运动模式。     

王阳明“知行合一”新论——基于心物一体存在视域的分析

王阳明之“知行合一”基于“心外无物”的存在,而此存在的分裂则是造成知行二分的原因。就知行本体言,“知”是作为万物本体之良知明觉的发见,并且因心物一体之故,良知明觉之发见亦即存在之开显;“行”包括人之意念与身行,但因意念、身行与万物之存在一体不分,故“行”实指向良知之开显或存在之开显。因此,“知”与“行”皆为良知在时间中的开显,是同一存在的不同面向。就功夫言,“知”指体知良知,“行”指开显良知。因为良知非存在又与存在不分,且心物一体之真实存在没有主客之分,故知良知即开显良知为一体性的存在而抵达良知。因此,“知行”是一个致良知功夫的两个方面,二者皆指开显良知为真实的存在,即一体性地“存—在”是知行合一功夫的本然。     

论阳明“四句教”的工夫路径困难

本文试图通过对王阳明及其两个弟子钱德洪和王畿对“四句教”的不同理解,展示“四句教”在“本体-工夫”上的问题。首先,通过引入剖析“四句教”的工夫路径的困难,可以看到王阳明的良知概念的“无”的面向特征即“无滞性”和“不动心”在何种程度上有益于工夫修养是不清晰的;其次,阳明的良知心体具有“有”“无”两个面向,即道德形态的良知和非道德形态的良知,而这种对良知的双向描述在何种程度上能够统一于一个良知本体内也是不清晰的。这些不清晰性主要源自其本体论的困境:要么将恶的来源归于良知而异化了良知自身,要么承认恶的来源在外而被迫承认体用并非不二。     

“全德”与“复全”——朱子对仁体、工夫分裂的义理解决

朱子承继伊川“仁”与“为仁”的体用之别,以定义的方式言仁。这种论说方式与《论语》中孔子随机指点、言“为仁”工夫有较大张力。这一张力突出表现为“仁”之本体与“为仁”工夫可能的分裂;若彻底坚持二者之别,将“仁”与“为仁”切割开来,则《论语》之中言仁处皆是“为仁”工夫,而未及“仁”之本体,如此则定义之“仁”似凭空引入,有“与《论语》之仁不相应”的问题。朱子作《论语集注》,在文本问题的推动下,直面仁体与工夫的分别与贯通背后关涉的理论困难,借助“本心之全德”的训释突破,将仁体、工夫分别定位为“全德”及其“复全”,真正化解了仁体、工夫分裂的危险,并实现了重要的理论推进。     

不动心与不动气——中年王阳明的静定工夫论

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到揭示致良知宗旨之前,是其思想上的中年时期。“不动心”与“不动气”作为主体精神稳定和内在力量成熟的体现,在阳明这一时期的生存境域中出现频繁,二者共同构成其静定工夫论言说的重要脉络。在应对军事与政治的双重危机中,心气不动之所可能,与阳明自信本心以及义理担当密切相关。气的顺适与心的静定,乃为同一事件,皆指向主体对生生不息的本体之探索与契会。阳明教揭良知之后,二者皆被纳入致良知工夫中去。从不动心（气）到致良知,阳明的学养造境从中日显邃密精微,圆熟自然。中年时期的王阳明最终得以突破自我生命的限制,在生活世界与思想世界中实现了双重开拓与转进。     

从博学、养生到致良知——陆原静为学进路的展开及其意义

作为阳明高弟,陆原静素以喜好修养工夫为人所熟知。《传习录》收陆原静的问学内容,较为清晰地展现其从博学、养生到致良知的学思转进。转进始终围绕如何认领良知的为学进路问题展开,并反映出追求良知、体悟良知过程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知识化追求与对象性体认。而这种追求的特殊意义在于:使得良知在知识进路与对象性体认的主导下演变成一种思辨话语,从而丧失成德工夫的有效性。陆原静在为学进路上的困境与转进,既是王门弟子广泛出现的问题,也是阳明倡导致良知教所要解决的重大弊端,从侧面显现致良知教作为为己之学的本质特征。     

“无工夫中真工夫”——论王龙溪工夫说对王学的发展

王龙溪亲炙阳明最久，于阳明多所发明。他是否真的认本体为“无”而近禅?又是否真的消解工夫，一味讲求顿悟?文章从“良知现成”说起，力图从“四有”与“四无”、顿悟与渐修、事上磨练与静坐三个方面说明：龙溪之学以“有”为本体，“无”为工夫；顿悟渐修，上乘兼修中下；动静合一的特色。并描述其在晚明的影响，以期对龙溪之学予以准确定位。     

王阳明“大人”思想及四个陷阱

王阳明一生追求“大人”之学,“大人”就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人,“大人”之学也是良知之学。“大人”无论在本体论、认识论还是道德论上都有其高明之处。有“大人”就有小人,孔孟的大小之辨是在道术分离的前提下提出的,相对宽容一些;阳明的大小之辨是在道一统前提下展开的,比较严格。阳明的大小之辨在严格的同时还有自我颠覆的倾向,这就使其保持着开放性。最后将揭示“大人”之学隐含的四个陷阱:没有良好制度保证的良知“大人”,将是空中楼阁;良知心学不是现代自由主义,不能带来现代的自由平等;对良知“大人”的不当追求可能导致道德绑架;大小之对立会人为地制造分裂和敌对。     

李顒"明体适用"说刍议

李顒合陆王程朱学说为一体,将阳明之学与其末流区分开来,以阳明的"致良知"为本体,以朱子"主敬穷理存养去欲"的工夫对其加以补救,对阳明之学予以了深化.他提倡"实心悟体,实证实修",以"开物成务"、"明体适用"的经世学说,宣扬"敛华就实,志存经济,务为有用之学",从而使他的思想站在了"经世致用"思潮的前列.     

“致”良知与“信”良知——良知教的实修方法及其难点

致良知教是实修的工夫,其工夫的难点在于,起始阶段由于良知的力量不足,导致为善去恶工夫的艰难.针对此问题,王龙溪的解决办法是纯用良知,不许意识掺入;其路径是就当下一念,返照心源;其下手处和动力是对于良知的“信”.龙溪之“一念自反,即得本心”是其悟前工夫,并非顿悟之事.龙溪的工夫路径起到了补偏救弊的作用,并将阳明学的内涵充分显发出来,但亦有属于自己的难点.“致”良知与“信”良知路径虽有所不同,但可以相资为用.     

论清初关学与蜀学之间的学术交流——以李二曲与杨甲仁为例

李二曲与杨甲仁分别是清初关学和蜀学的重要代表学者。二人相识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刘丽虚是他们讨论话题最多的一位学者，特别是刘氏的工夫修养和所至境界。对于程朱、陆王之学，双方都反对门户之见，注重将阳明的心性本体与程朱的主敬穷理、存养省察工夫统而论之；强调本体与工夫相即不离，以及本体在逻辑上对工夫的优先性。而对于《四书反身录》,李二曲重在阐述杞宋“文献不足征”及其产生的后果，而杨甲仁则强调孔子“征”的能力。二人的交游与论学是清初关学与蜀学之间思想交流的一个典型案例，对于跨地域学术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耿宁对阳明后学的诠释与评价

致良知教是实修的工夫,其工夫的难点在于,起始阶段由于良知的力量不足,导致为善去恶工夫的艰难.针对此问题,王龙溪的解决办法是纯用良知,不许意识掺入;其路径是就当下一念,返照心源;其下手处和动力是对于良知的“信”.龙溪之“一念自反,即得本心”是其悟前工夫,并非顿悟之事.龙溪的工夫路径起到了补偏救弊的作用,并将阳明学的内涵充分显发出来,但亦有属于自己的难点.“致”良知与“信”良知路径虽有所不同,但可以相资为用.     

湛甘泉“气化”“心学”思想探析——以《心性图说》为中心

明代“心学”除了众所周知的阳明“良知”“心学”外,还有甘泉“气化”“心学”一系。甘泉“气化”“心学”思想集中体现于《心性图说》。在一“气”流贯的视域下,《心性图说》勾勒了万物间“生意”归之于人,人之“生意”归之于“心”,“心”之“生意”又归之于“性”,而“性”的展开便是天地间的“生意”,以“心”著“性”为这一图式之枢纽。《心性图说》还论及工夫论,甘泉以“敬”贯工夫始终,由是涵养一“心”所蕴之“生意”。由是甘泉建构了以“心”“性”论为核心,“气化”和工夫论为两翼的别具特色的“心学”体系。《心性图说》的撰成的机缘基于阳明对甘泉“心体”论的质疑,在此意义上,《心性图说》可谓是甘泉自我回护的产物。     

焦竑对晚明王学的修正及其思想史意义

晚明泰州学派后劲焦竑面对晚明王学空谈性命、玄虚而荡的现状,从王学内部理论出发对阳明后学作出修正。焦竑承接阳明及其后学基本观念,用“孝弟”诠释良知,严格把控性情关系,以应对晚明情欲恣肆之弊;倡顿、渐并重的修养工夫,以扭转阳明后学工夫疏旷之现状;提揭博学与经世,以救治晚明空疏学风。焦竑对晚明王学从本体、工夫至于学风作出的修正,反映出晚明理学演变的复杂形态,亦可看到晚明儒学思想之新动向。     

阳明对儒学本体功夫论的继承和发展

本体功夫理论与儒家心性学说相联 ,是儒家心性学说发展演变到宋明时期的必然结果。明朝中期阳明本体功夫论即他的良知和致良知说的诞生 ,是我国古代本体功夫思想成熟的标志。在阳明看来 ,对自然界的态度 ,是一个良知的问题。“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本体境界 ,就在“致良知”的功夫之中 ;离了功夫 ,即无所谓本体。今天 ,当人们呼唤人与环境、人与生态的谐调发展之时 ,就不能不承认阳明本体功夫思想在这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阳明对儒学本体功夫论的继承和发展

本体功夫理论与儒学心性学说相联 ,是儒学心性学发展演变到宋明时期的必然结果。明朝中期阳明本体功夫论即他的良知和致良知说的诞生 ,是我国古代本体功夫思想成熟的标志。在阳明看来 ,对自然界的态度 ,是一个良知的问题。“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本体境界 ,就在“致良知”的功夫之中 ;离了功夫 ,即无所谓本体。今天 ,当人们呼唤人与环境 ,人与生态的和谐发展之时 ,就不能不承认阳明本体功夫思想在这方面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