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香港关于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讨论

在“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基础上,我国文艺界曾就文艺大众化问题和民族形式问题,展开过两次热烈的讨论。这场讨论从内地影响到香港,香港的文艺界也就此展开了比较深入的讨论。然而,在过去和现在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近年来一些专题论文中,关于这两次论争,只提到延安和国统区的情况;对香港文艺界的讨论,几乎没有什么论述。为了反映出当年论争的全貌,本文打算就香港地区的讨论略加介绍和评述。一、讨论的经过香港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在《文艺阵地》上进行的。《文艺阵地》是茅盾到香港后主编的一个影响深远的文艺半月刊,于一九三     

中国左翼文学的产生是一种国际现象

中国“左联”的成立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是在国际大背景下发生的。1930年,“左联”成为“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中国支部。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而最直接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左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艺组织,中国共产党受命于第三国际的领导。由第三国际倡导并成立国际性的作家团体,促使在中国也成立相应的组织,这是非常重要的组织指导系统。而中国本身也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星星之火,鲁迅和茅盾在这个组织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4年以后,“左联”和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联系已经中断,交流和指导非常困难,但有文献材料证明,这时“左联”和国际的联系改为由“文总”出面。总之,中国左翼文学的产生是一种国际现象。     

论瞿秋白的文艺思想

瞿秋白同志是一位出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也是一位很有才华的翻译家。自“五四”以来,特别是在三十年代初期,他对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倡文艺大众化,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以及参与“左联”的领导工作,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都做过许多重要的贡献,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略谈一个诗歌流派——中国诗歌会

一、中国诗歌会成立的历史背景 中国诗歌会是作为“左联”的外围组织、外围团体而成立的。时间是在1932年9月间。据穆木天在他回忆的遗稿中说:该会当年是由本人倡议,经“左联”批准成立的〔柳倩:《左联与中国诗歌会》,见《左联回忆录》(上)〕。由于时间过去得太久,     

文艺大众化的中国经验与现代文艺观念的再反思

文艺大众化是与中国现代社会变革密切相关的独特现象,其理论与实践成为一种中国经验。文艺大众化熔铸了不同于西方个人启蒙文化的中国精神,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蕴含着民族国家建构的自主性,反思了自律艺术体制,重建了文艺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文艺大众化是实现文艺人民性的过程与手段,质疑了文艺的精英化与将创作者视为特殊人群的观念。不同于静观美学,文艺大众化突出深入生活与身体实践的重要性,在知识分子与大众的互动中,使对大众的“代言”走向知识分子的“自言”,为解决知识分子“代言”大众的难题提供了理论方案。在文艺的民族形式利用上,文艺大众化表现为从书面文化向活态文化的转变,在美学效果与文艺评价机制上摆脱了“作品中心主义”。通过重建写作、社会与大众的关系,文艺大众化系统性反思了现代文艺观念。     

从"化大众"到"大众化"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变化

“文艺大众化”问题,是中国现代文学建设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文章从文艺大众化口号的提出阐述了早期共产党人对大众化问题的关注以及鉴于二三十年代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大众化讨论的未深入给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带来的影响。四十年代,“文艺大众化”有了实践的环境,党对其认识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原先的“大众化”成为了“化大众”而遭批判。文章通过分析党对启蒙运动的评价、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划分、对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关系的认识以及对知识分子在文艺中的作用,论述了从“化大众”到“大众化”的变化背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     

抗战时期的文艺大众化论争

文艺大众化问题是贯穿中国新文学史的重大问题,几乎在每一次重大文艺论争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抗战时期,随着“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许多作家竞相采用民间形式宣传抗战,各地涌现出大量“旧瓶装新酒”的作品。在理论上,文艺界人士重提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倡导文艺大众化,绝不能回避对旧有的大众化文艺形式的利用,也就脱离不了对旧有的大众化文艺特质的认识。因而,文艺界人士就“旧形式的利用”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文艺大众化的高潮。旧形式的利用,表面上是宣传抗战的应急手段,但在更深层次上,反映出了文艺自身的内在要求—文艺的“民族化”诉求。     

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贡献及其意义探析

瞿秋白集革命家和文艺家于一身，他把无产阶级革命家救国救民的热血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铸魂育人的豪情书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他系统翻译并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积极领导“左联”和苏区的文艺工作，强调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及走文艺大众化的道路，提出无产阶级要掌握文化领导权并推行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思想。他的文艺理论与实践，开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先河，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同时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九三○年“左联”成立前后史料散记——为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而作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左联”在党的领导下,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它配合工农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反革命军事“围剿”,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以鲁迅为首的一大批革命和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在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的斗争中,为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上海是最早成立“左联”的基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自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在上海成立后,同年九月十八日在北平也成立了北方“左联”,以后天津、保定、唐山、太原、济南、武汉、安徽以及日本的东京,也都建立了“左联”的组织,有的称分盟,有的称支部或小组。     

“文艺大众化”中的文学问题——对于一个理论命题的重新考察

几十年来,学界一直都将“文艺大众化”中的“文学”概念与“艺术”概念视为一种平行关系,并用大众化的“艺术”标准要求小众化的“文学”也走“大众化”的道路,进而混淆了这两种艺术形式在审美方式上存在的巨大差别。“艺术大众化”本身就是一种大众娱乐方式的历史传承,而“文学”却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小众化”艺术;若要使“文学”实现“大众化”的人文理想,就必须借助其他艺术形式进行二次转化。因此,将“文学大众化”与“艺术大众化”等同视之,且人为地用“文艺”二字模糊或消泯“文学”和“艺术”的严格界限,只能使“文艺大众化”问题流于一种纠缠不清的理论空谈。     

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形式的三次论争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关文学形式的论争不断 ,文言与白话、化大众与大众化、民族形式与“五四”新文艺之争 ,不仅见证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曲折进程 ,也隐潜了传统与现代、启蒙与救亡、民族化与世界化在价值观念上的对抗。虽然这三次文学形式论争在方式、取向、策略上有很大差别 ,但走的却是同一条道路———大众化、民族化。“大众化”、“民族化”在加快文艺的民主化进程 ,实现文艺的社会功能的同时 ,也使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主体精神 ,并使整个社会逐渐滑入一种新的道德理想主义———认为工农大众比知识分子具有更高尚的道德水准 ,不仅影响了文学的人学本质实现 ,而且也背离了现代启蒙精神。     

戴平万的生平和创作

戴平万是“左联”时期一位有过一定影响的广东籍作家。“左联”成立之前,他是“太阳社”的主要成员,和蒋光慈、饯杏邨(阿英)、杜国庠、洪灵菲等一起出版《太阳月刊》,创办《我们月刊》,并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有关“左联”的筹备工作。“左联”成立以后,他积极投身于左翼文艺运动,是“左联”机关刊物《拓荒者》的撰稿人之一。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年,他先后在《太阳月刊》、《我们月刊》,《新流月报》、《拓荒者》、《海风周报》上发表了二十多篇小说和译作,还撰写介绍外国革命作家的论文,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出路》、《都市之夜》、《陆阿六》,中篇小说《前夜》和《荔清》,被当时的评论界誉为新兴文学的花蕊。他的小说《陆阿六》,还作为“左联”时期的优秀作品译成日文介绍到日本去。一九三○年以后,他主要从事其他革命活动,创作较少,但也     

大众化

文艺大众化问题与20世纪20年代普罗文学的发生发展相伴随。普罗文学运动开始的时候就提出过“大众化”的口号。国内把文艺与大众较早联系起来的是郁达夫、陶晶孙编的《大众文艺》。1930年3月出版的第二卷第三期的“新兴文学专号”上 ,还发表了文艺大众化座谈会的纪录。大众文艺一词由日本传入 ,郭沫若曾指责日本的大众文艺实为反动的无聊的低俗小说 ,但却欣喜地看到了“日本的大众文艺近来和改良马种一样大大地改换了新的气象” ,即演变成“无产文艺” ,而国内由陶晶孙编的第七期的《大众文艺》 ,也体现出其质变和飞跃的气势。因而 ,郭沫若…     

“左联”戏剧与外来影响

被称为“舶来品”的话剧,其引进、发展和成熟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国戏剧在外来影响中不断发展、日益深化的过程。本文主要探讨“左联”戏剧在接受外来影响方面的特点及其历史经验。 从“五四”戏剧革命到30年代初“左联”领导下的革命戏剧时期,中国戏剧在接受外来影响中发生了一个质的转变,即戏剧由欧化、西洋化步入了大众化、民族化的新阶段。     

关于抗战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正> 近十年来抗战文学的研究有所前进,有所突破;但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尚须进一步开拓,有个别看法也不无偏颇,现在略举几点谈谈。有的研究者认为,抗战打乱了新文学朝着大众化方向前进的轨程,言下之意是抗战文学没有继承并发扬文艺大众化的优秀传统,出现了新的“断层”。应当承认,在抗战时期围绕着大众化、民族形式的讨论,出现了否定“五四”以来革命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左翼文艺大众化

左翼文艺大众化的出发点并非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但文艺大众化和民本思想在三个方面有相通之处：其一,民本思想“君为政本”的宗旨和文艺大众化的革命目的让二者都带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其二,民本之“民”懵懂无知,缺乏主动性,大众化之“大众”本来带有西方的民主色彩,但知识分子的引路人姿态使大众成为被动的跟随者;其三,民本思想主张“政在养民”,养民离不开“养心”和“化民”,大众化运动主要是在“化大众”,“化大众”和“化民”类似,都需要“养心”。     

永不停留的跋涉——记著名文艺理论家林焕平教授

林块平教授自1927年在他的家乡广东省台山县中学读书时发表小说以来,从事文艺工作已经有六十年的历史了。这六十年中,他在上海参加过“左联”,也参加过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学生运动,因遭到迫害,不得不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主持东京“左联”支部的工作。留日归来,他就在高等学校从事文学教学工作,先后出版了《文艺的欣赏》、《活的文学》、《抗战文艺评论集》、《文学论教程》、《文学概论》等著作,并且写了几百万字的小说、散文、诗歌、政论以及文艺评论文章,还翻译了不少国外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的评论及美学著作。在他过了七十岁以后,他还亲自动笔并且指导他的研究生于一九八二至一九八三年编写了《文学概论新编》一书(二十七万字,已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又亲自校译     

解放区“有奖征文”：“日常民族主义”的情感认同与建构

伴随着“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和最终文艺政策的确定，解放区“有奖征文”迅速发展繁荣起来。这种依托报纸杂志，由不同的机构发起的文学生产运动不仅仅带来了报告文学的繁荣和“文艺大众化”的最终实现，它最大的作用仍然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与其说是政策自上而下的推行，不如说通过征文发起者的明宣传与暗指示，通过文学奖金的实质奖励与荣誉奖励，再加上应征者的主动迎合，征文将民众的日常生活与宏大主题紧密结合在一起，完成了“日常民族主义”的情感认同与建构。     

先锋小说的叙述话语

一、先锋小说的语言选择和语言追求讨论先锋小说的语言问题似乎必须从讨论80年代初中国当代小说的语言遗产开始,因为先锋小说的语言选择是面对这份遗产做出的。幼年代初中国当代小说的语言遗产之一,是以赵树理为代表面向大众的通俗语言方式。对历史稍作回顾将使我们认识到,这种语言方式是中国当代小说主导模式的一个见证,也是历史的产物。简言之,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在1925年前后即发生了向“革命文学”的转化,而随着文学目标的明确,1930年就开始了关于文学手段的“文学大众化”的讨论。关于“大众文艺”,郭沫若发表过既极端又…     

忆社联

社联的全称是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它是左联的姊妹团体。左联成立于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当时参加左联的成员并不限于作家和文艺批判家;有不少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革命学者,如朱镜我、杜国库(当时化名林伯修、吴念慈等)、彭康、李一氓、熊德山、吴亮平、邓初民、柯柏年、何思敬、王学文、周新民、宁敦五、杨贤江(当时化名柳岛生)、钱亦石、张庆孚等同志,也参加了左联。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从事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