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社会基础及经验适用性研究

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既是国家治理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客观需要,更是社会治理理论不断优化的结果,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中国有效建设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充分考虑区域间社会基础的差异性,而社区基础与组织基础构成理解社会基础的两个重要维度。随着中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不同区域农村的社区基础和组织基础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从而会对各地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逻辑产生重要影响。提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需要考虑区域间经验传递的适用性问题,应从农民的现实需求、社区基础、组织基础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察,避免出现因经验传递不当造成的治理不佳效果,以及财政资源和社会资源浪费。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合村并点与美好乡村建设

在分析合村并点建设美好乡村动因的基础上,归纳出了合村并点的四种有代表性的模式：合村并组、撤村并点、迁村并点、合村并点。基于城乡一体化相关理论,指出了合村并点建设美好乡村需要注意的问题;并从土地政策、社会保障、农民就业和建设资金四个方面对合村并点建设美好乡村工作提出具体看法,认为在我国农村地区实行合村并点是构建新型城镇化和美好村级建设的一种尝试和创新,可以破解土地、社会保障、就业、融资、农村产业发展等难题,对于转移农业过剩人口,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整合农村资源,加强城市功能建设,提高农村社会发展生产力,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数字乡村建设视域下村民自治组织的实践逻辑与优化策略

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是重建农村社区,而农村社区重建最重要的是发挥好村民自治组织的有效治理价值。村民自治组织具有角色定位清晰、体系结构健全、整合多元利益和选拔精英人才的优势,能够在数字乡村建设进程中发挥提供公共服务、调解民间纠纷、保护集体财产的作用。尽管如此,当前村民自治组织也存在政治层面的行政倾向严重、组织层面的结构体系涣散、经济层面的治理资源缺失等困境。因此,现阶段唯有合理划分治理边界、明确角色定位,构建村庄组织体系、增强组织能力,促进乡村经济建设、提高村民参与,才能促进村民自治组织的有效治理,最终实现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目标。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基于城乡一体化视角的乡村治理

城市化进程加速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分化,导致了农村社会类型的多样化。乡土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传统的政府为主体的乡村治理模式无法与变化中的乡土社会结构相适应,纯粹的社会组织自治又因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而无法实现,乡土社会出现了治理的衰微。因此,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不仅是乡村社会的建设,更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式的乡村治理模式的试运行。     

农村家风建设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协同作用研究

乡村社会治理离不开家庭培育的良好家风参与,对农村家风建设和乡村社会治理转型发展之间协同关系的动态把握 是推动乡村基层治理转型的关键要素。 以农村家风建设和乡村社会治理为研究对象,从互进和制约两个方面详细分析农村 家风建设和乡村社会治理的协同发展关系,在协同视角下从延续优势、发展经济、培育良好家风和落实配套政策这四个角度 为农村家风建设和乡村社会治理转型发展提出对策和建议,以助推乡村社会治理迈向新台阶。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会治理建设研究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我国愈发重视农村的经济建设和教育环境,从而推行了以推动乡村文化建设为主实现乡村振兴的基本方针。如今实现乡村振兴成为国家干部的首要任务,国家干部要加强对农村社会治理建设的研究,真正落实乡村振兴政策。要整改治理方式,改变治理观念,解决农村社会治理在建设时出现的问题,促进农村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本文分析了乡村社会治理现状,为促进农村社会健康发展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乡村治理转型视角下的农村社区建设——社会融合与共同体建构

将农村社区建设成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是新时期乡村治理的历史必然要求,对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融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农村社区建设在实践中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城乡融合、组织体制创新、公共服务机制探索、资源渠道扩展、社区和谐民主文化建设是解决农村社区建设困境的重要突破口,也是构建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和促进社会有机整合与融合的重要基础。     

美好乡村视角下安徽农村乡土文化建设思考

安徽省美好乡村文化建设取得了突出的成效,但一定程度上存在乡土文化特征不明的问题,表现为同质化建设明显,多元丰富的民间文化逐步消失,社会文化空间弱化等.确立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农村新型文化样态,有以下几条对策可供参考:一是突出农村“乡土文化”建设中农民的主体性,二是促进传统礼俗文化的现代转化,三是提升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     

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是国家基于农业农村发展需要,以数字信息技术赋能乡村建设,助力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而做出的时代选择。数字信息化时代下,正确把握内蕴于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之间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有助于厘清当前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内在逻辑,探索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重要路径: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创新社会参与渠道、构建乡村治理平台与完善配套政策体系,从而更好地实现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实现乡村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的现代化。     

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社会治理何以“取信于民”?——以“乡村振兴”样板的山联村为例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裂变公开与守规绩效兑现是建构社会信任的充要条件。从信任建构的二维性出发,农村党组织通过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取信于民",可以破解"中央很好,村干部很坏"的社会怨念。"未富先污"的山联村成功转型"美丽乡村",富含农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振兴"的社会治理经验。从山联村经验来看,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一方面应选培具有"新能人"特性的农村党组织领导班子,健全农村党组织"上下级"关系协调的日常制度,增强农村党组织长期执政能力、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夯实自身的战斗堡垒作用;另一方面,应整合信息公开的"互联网+"模式,实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治村政策,"有诺必践"兑现村民守规绩效,创新农村事务合作共治,实现互联网时代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组织创新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关键作用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涉及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各个领域。农村经济组织、政治组织和文化组织是“三个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组织创新对推进新农村建设具有关键作用,但当前我国的农村组织还存在规模小、功能弱、运转难等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和创新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和农村文化组织,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组织保障。     

新农村建设:社会变迁中的农村治理范式转型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在我国总体上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工业化中期后所提出的新课题,它既是国家宏观发展战略转型和制度创新的体现,也是对当前日益凸显的农村发展困境的一个积极回应,其力图通过国家整合,从根本上打破国家通过行政强制而形成的城乡分离以及支撑这一分离的制度体系,从而彻底破解我国当前的"三农"的困局。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本质目标在于构建起一套与新的发展情境相适应的农村治理体系,以推动农村社会转型和城乡统筹发展的实现。但作为一个涵盖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双重层面的治理范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不是一个一躇而就的过程,它既需要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思路和方向的根本性转换,同时也需要建构起支撑这种转换的政策体系和治理结构。所以,改革制约、影响我国农村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的制度性、组织性因素对于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则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农村非政府组织在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各项建设成果的取得、巩固和继续推进需要政府、企业乃至其他社会组织的密切合作.农村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仅能够实现新农村建设主体的多元化,还能够在培育符合新农村建设需要的新型农民,构建安定和谐的村庄新秩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解决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侵权行为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农村产业融合视域下美丽乡村建设困境分析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不断深入,我国乡村建设逐渐呈现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美好前景。广西壮族自治区“美丽南方”的实践表明,农村产业的延伸型融合模式、重组型融合模式、渗透性融合模式有效推动了美丽乡村的组织建设、文化建设、经济建设和制度建设。然而,由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较低,村庄承载能力不强,农村产业内部管理不规范,产业体制机制障碍等问题严重阻碍了美丽乡村的建设进程。为此,应当将以农民为中心、以农村资源要素流动为目标、以系统的乡村建设机制为基础的美丽乡村建设价值作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下美丽乡村建设路径的价值选择。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治理能力培育

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基层民主治理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能力,对促进农村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参与式民主视角,探讨农村社会组织形成的三条路径:行政化路径、转型化路径、自主化路径,分析制约其发展的“四大不足”:公益性不足、自主性不足、新元素不足、参与度不足.从政府、农村社会组织、村民三个方面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能力,建构“多主体”治理模式促进村民自治,以求实现农村社会善治的目标.     

农村社区治理创新与社会工作者的使命

农村社区治理创新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遏止农村社区衰落走势、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需要,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大社会工程,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农村社区治理创新必须破解体制、资源配置、农村公民社会发展、社区公共性社会资本匮乏、农村社区空心化和治理人才短缺方面的难题。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社会工作者肩负以下四方面的使命:一是发展社区民主,推动平等、公正的参与社区治理格局的形成;二是开展公民教育,培养村民的公民意识和参与治理行动的能力;三是协助农村社会组织成长,为社区治理创新搭建组织平台;四是培育社区社会资本,重建社区的合作与信任的社会关系,重塑基于规范和参与网络的新型社会团结。     

在新农村建设中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事业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还很落后,存在着覆盖面窄、待遇水平低、统筹层次低、转移就业的农民缺乏社会保障等问题.新农村建设为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事业提供了历史机遇,在新农村建设中要积极探索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浙江省美丽乡村的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分析

美丽乡村建设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基础,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提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在论述了“美丽乡村”的概念和意义基础上,从治理之美、发展之美、和谐之美、生态之美和文化之美5个层面,选取24个代表性的指标构建了浙江省“美丽乡村”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TOPSIS方法对浙江省近7年（2008-2014年）的“美丽乡村”建设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这种成效在政治进步、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等方面均有所表现。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

社会资本理论尽管还不够成熟,但是它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新的视角.我国农村不仅缺乏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更重要的是缺乏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农村居民占有的社会资源水平低,农村缺乏现代社会信任,农村民间组织发育缓慢.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以培育组织型社会资本为突破口,通过农村文化建设,培育农村信任、团结和规范意识,同时要消除城乡间的制度障碍,扩大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