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内涵与中国现代化道路——一种社会心理与文化的视角

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内涵涉及到心理和文化的领域,按照对人的约束方式的不同将制度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实际上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提出的.从心理发生角度看,实际上外在制度和内在制度的产生和形成是信任缺失的结果.内在制度是外在制度的心理基础,并且为外在制度提供支持系统和动力系统.外在制度是文化的表层,内在制度是文化的深层,落后国家对于先进国家的制度先进性的认识有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就遵循了这样一个过程.这种认识对于正处在社会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制度的心理内涵与中国的社会现代化道路--一种文化的视角

按照对人的约束方式的不同将制度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理解.本文从制度的心理发生角度出发,认为外制度产生和形成是信任缺失的结果,内在制度是人类的集体无意识积淀的结果.在考察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的关系时认为,内在制度是外在制度的心理基础,并且为外在制度提供支持系统和动力系统.外在制度是文化的表层,内在制度是文化的深层,落后国家对于先进国家的制度先进性的认识有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就遵循了这样一个过程.     

中国信任模式的嬗变——一种制度分析视角

本文主要分析了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的信任模式由于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的相互作用,形成一种制度性差异,从而导致了现代中国普遍信任的发育呈现出明显的断裂状态。     

中国信任模式的嬗变——一种制度分析视角

本文主要分析了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的信任模式由于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的相互作用,形成一种制度性差异,从而导致了现代中国普遍信任的发育呈现出明显的断裂状态.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关系维持--从"熟人信任"到"制度信任"

传统中国社会是关系本位社会,社会信任主要建立在熟人关系网络之上,是“熟人信任”。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匿名性、异质性的社会交往与社会流动逐渐增加,熟人关系网络与熟人信任的作用力和作用范围也表现出弱化的趋势。加强制度建设、培育制度信任,是维持新时期社会关系、确保由“熟人信任”走向“陌生人信任”的必由之路。     

儒家文化的制度视角与企业家精神

制度的形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在封建经济下,它是有效率的制度选择;同时,儒家文化以道德入法,作为一种法律管制着人民的行为,在王权至上的政治结构下,也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儒家文化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遏止了企业家精神的诞生和成长。     

论转型社会中政府信任的重建——基于制度信任建立的视角

政府信任衰落及由此而来的“信任危机”及“信任赤字”是社会转型期中国的一种客观实在.之所以会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出现一堵亟待翻越的“信任墙”,相当大程度上是转型过程中政府作为“制度供给主体”在制度能力上的信任缺失所致,具体表现为:制度供给能力不足;制度正义性匮乏;政府制度有效性不强.而要改变这种境况,惟有以制度信任为“切入点”来促进政府信任的重建:首先优化政府制度供给过程,提高政府制度供给能力;其次树立制度系统观念,增强制度的有效性;最后强化制度意识,塑造制度文化,确立制度权威.也只有这三方面的有效契合,政府制度供给方才有可能再获信任,政府信任由此才能得以再造或重建.     

信任与怀疑之间——中国政治信任研究

目前中国政治信任的问题不在于政治信任度低,而在于政治信任度下降。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导致“信任下降”很难被“容忍”,这主要基于三点原因：“良性”政府的预设导致民众对政府高期望;唯一执政党的制度导致对执政党高要求;信任与政权稳定紧密相连的传统导致政府对民众高敏感。在实践中,我国政治信任表现为：信任政治目标与不信任政治过程并存;信任高层与不信任基层并存;短期事件围观与长期信任影响并存。政治不信任会导致怀疑、冷漠、恐慌、嘲讽、愤怒一系列后果。为了推动政治信任建设,政府和民众要共同努力,实现从人格信任向制度信任的转变。     

求职过程中的关系信任与制度信任

制度信任是降低求职过程中风险、提高求职效率、促进劳动力市场良性发展和有效运行的主要机制.在劳动力市场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关系信任在求职过程中也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求职过程将表现为关系信任与制度信任交织作用的过程.     

全球化下中国劳动关系的制度解析

世界经济全球化下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在劳动市场上劳动力供过于求,资本在劳资关系上占有强势地位,由于制度变迁过程中相关制度滞后,劳动与资本作为两个利益集团,缺乏有效的制度途径来建立起和谐的劳动关系。在既有的劳动关系理论基础上,文章提出一个制度失灵的分析框架,以期对不和谐的劳动关系提供一种解析。     

农村社区中的信任状况研究——基于对凉州区建设村问卷调查的分析

信任是社会秩序的粘合剂,立足于我国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以某一农村社区为研究场域,以实地调查研究资料为内容,通过对建设村实地调查资料的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农村社区中的信任状况不容乐观：特殊信任衰退,普遍信任下滑,制度信任模糊。在此基础上,基于问卷调查的结果,分别从经济、社会、制度、文化以及个体等五个纬度展开分析,结果发现,农村社区中,村民的谋利心理和行为、村民社会流动性的加快、制度供给与执行不力以及农村社区传统文化的消解等诸多因素,是导致农村社区信任下滑的重要因素。     

社会信任模式与合作型信任的重构

在增进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过程中,应开发利用信任资源。信任的秩序功能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增强,到后工业社会发展为人类合作的主导模式,合作型信任为合理社会秩序的构建提供了充分的社会支持。以后工业化与全球化时代的政府治理模式作为研究立足点,良性善治的社会治理模式需要合作信任作为其文化建设体系与社会整合机制。     

中国社会转轨时期失信与败德现象的制度分析

本文从探讨社会的信任关系及其结构出发,阐明了中国传统社会以特殊主义的信任为主体、与纵向普遍主义相容并与横向普遍主义相斥的信任结构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转轨时期社会秩序的剧烈变动对旧的信任结构所产生的破坏性及由此产生的严重的败德与失信问题,指出当人们在人际互动中对于他人的败德和失信行为形成预期时,出于对自我利益的捍卫,就可能演化成为所谓的败德竞赛和失信攀比。最后,作者初步给出了重建中国社会信任体系的几点建议。     

学术自由的实现与现代大学制度的建构

学术自由的实现与现代大学制度的建构密切相关 ,学术自由的实现是现代大学制度矢志追求的目标。学术自由的实现既包括“外在自由”的实现又包括“内心自由”的实现 ,故学术自由实现有内外两个尺度 ,外在的尺度主要体现为保障学术自由的政策法规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完善 ;内在的尺度则表现为学术自由作为一种理念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认同。中国建构现代大学制度既要完善旨在保护学术自由的外在制度 ,又要培育以学术自由精神为核心的内在制度。     

论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的适配性——结构化视角中的信任关系考察

为了超越信任研究中客观主义和结构主义相对立的立场,需要把持一种结构化的视角。在这一视角中,信任既是一种系统性的关系结构,又是社会交往的实践机制。在社会体系的纵向运转和更迭中,社会信任有着不同的类型,它既可以在马克思概括的人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得到理解,也可以在工业社会的领域分化中加以把握。在结构化视角中考察社会信任和政府信任,可以发现二者具有共时态和历时态上的适配性关系。     

论中国普遍信任建构的社会因素

近十几年来 ,信任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中国社会的结构变迁孕育了普遍信任建构的要件 ,普遍信任的机制正在建立与形成当中 :日益完善的市场机制为普遍信任的孕育生长提供了前提条件 ;蓬勃发展的中间组织成为普遍信任建构的有效组织保障 ;而各项法律、规范的完善为普遍信任的存续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     

从关系向度到制度向度——信任达成趋势的理论探讨

信任问题既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日益凸显的问题,对信任达成趋势的理论分析与探讨,意在促进对如何建构一个适应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与完善的信任机制的思考与研究.     

信任与不信任的社会均衡

所谓信任与不信任的社会均衡是指人们之间的信任或不信任自我增强和生成,达到一种能够自我维持而相对稳定的社会状态。信任或不信任的自我增强及维持不过是社会关系和活动的一种表象与表征,它们反映的是与其自身相关或构成其基础的社会关系和活动的自我增强及维持。它们的形成不仅源于本身的自我增强效应和机制,还基于广阔的历史、社会背景与基础。关于对策建议的讨论似乎陷入了一种循环论证或决定的僵局。若要对社会均衡问题有个清晰而透彻的分析和建言,有待研究方法上的根本突破或革新。作为一种相对较新却盛行有日的理论思潮,社会建构论或能担此重任。     

质疑韦伯的中国社会信任观

韦伯认为中国人具有典型的不信任的特点,中国社会缺乏普遍信任。对于韦伯的论断,我们应予辩证的分析:一方面,这一论断指出了我国传统伦理文化和社会结构与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之间的不相容性,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另一方面,韦伯把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看作一个静止的、封闭的体系,他对中国诚信的论断又有失偏颇,可以说它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也明显缺乏一种辩证、发展的眼光。     

产权情景、社会信任与土地产权的社会认同

土地产权的社会认同表征了农户主观层面的产权实施强度,反映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协同性,对农地的有序流转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均有重要意义。基于苏、赣、辽三省2379户农户的调查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土地法律文书提高了土地产权合法性认同,村庄土地调整提高了土地产权合理性认同却降低了土地产权合意性认同;制度信任提高了土地产权合法性认同和合理性认同,但降低了土地产权合意性认同,人际信任则提高了土地产权合法性认同和合意性认同;较低的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强化了土地法律文书与土地产权合法性及土地调整与土地产权合意性之间的相关性。因此,应从公共治理、村庄自治和农户行为能力三个层面探讨提高农户土地产权社会认同的有效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