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方发展权的失衡看当代中国的区域不平衡发展

区域不平衡发展问题,是当代中国政府面临的最为艰巨的公共管理难题之一,因而,从公共管理的学科视阈对其展开探讨争鸣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与＂行政分权＂说的传统解释不同,本文试图从行政分权对地方政治生态带来的政治效应,阐释改革以来我国区域不平衡发展现象的因果机理。同时,通过构建地方发展权的分析框架,指出地方发展权的失衡是当代中国区域不平衡发展的重要制度根源。针对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出平衡发展的政策思路。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效应研究——基于东、中、西部省际面板数据(1988-2005)的分析

财政分权衡量指标体系的设计;同一计量模型对不同国家、地区的解释力;样本数据时间段的选择是解释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重要因素.我国的财政分权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同时存在着较显著的地区间差异,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小与各个地区经济的原发达程度大小成正比关系,分税制改革以后财政分权的积极效应更加明显.     

分权改革与国家治理:中国经验分析

中国被认为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在计划经济年代,这种集权体制限制了社会的活力,影响了财富的生产,制约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分权化成为政府改革的主要方向。从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分权改革、20世纪90年代的精简机构、2000年以后的转变政府职能等一系列改革表明,虽然政府改革的主题不断变化,但改革的总体方向保持了持续性——分权化。但是,这种分权化改革也产生了国家权力"碎片化"的倾向,没有实现集权与分权的均衡。为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这种分权化进一步表述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中国的经验显示,国家治理需要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要解决好国家发展活力不足以及部门本位、地方保护、寡头分割等问题;分权化的目标不是重新切分"权力蛋糕",而是实现治理变革;分权化改革应该坚持的原则是让企业、社会和公民最大化受益;分权化改革必须与促进统一性和均等化的制度变革同步进行。     

我国的区域发展与区域政治研究

区域问题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十分突出,对区域问题的政治学研究还有很多空白点。区域发展差距过大会威胁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统一。经济全球化加大了我国国内地区发展的差距,国际环境中也存在分裂势力。区域政治主要研究国内地缘政治、民族地区的政治整合策略、地区政治发展与国家政治发展的关系、行政区与经济区的关系、中央政策与地区差异的关系等问题。     

财政分权与小学义务教育:中国案例(英文)

主流的财政分权理论一般认为,通过“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两种机制可以提高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福利水平,本文将这一理论应用于1978年以来的财政分权改革与中国小学义务教育的案例,发现财政分权并没有增加小学义务教育的有效供给。本文认为,出现这一结果的内在机制是,西方通行的财政分权促进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的两种机制在中国并不成立,尤其是人口流动障碍及其地区性差异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向追求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率的方向转变,这导致各地区激烈的财政竞争并相应挤占了义务教育等外部性较强的准公共产品性质的财政支出。本文还发现财政分权对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它推动了富裕地区的经济增长而抑制了后者。     

中共八大前后中央与地方分权的两条思路探析

中国是一个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中央与地方如何分权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切实的实践问题。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为了改变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中央开始向地方分权,并在实践中形成了渐进式分权和激进式分权两种方式,各自取得了不同的成果,这为今天处理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提供了历史的经验教训。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俄两国地区发展政策比较分析

中俄两国都是幅员辽阔的转轨经济国家,两国国内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巨大,需要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加以宏观调控.中国区域政策的核心是缩小区域差距这一经济目标,而俄罗斯区域政策的核心是维护国家统一这一政治目标.因此,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管理模式是分权模式,而俄罗斯则采取了集权管理模式.两国不同的选择基于基本国情的差异.     

代理人困境与国家治理:兼评“风险论”

向下分权是治理幅员辽阔之国家的必然选择。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统治者采取向下分权的时候也会面临治理风险,即如果地方政府取得足够的资源和权力,它们可能对最高统治者构成威胁。曹正汉在考察中国古代统治体制演变时,提出郡县制是帝王减少代理人风险的制度安排,因为郡县制具有避免让单一地方政府强大到可以挑战帝王权威的作用。本文探讨向下分权对于集权体制政治稳定的影响。分权在为最高统治者减少代理人风险的同时,也为统治者创造了规避责难的空间。但向下分权在减少代理人风险的同时,也给统治者造成了多重代理人问题。具体而言,代理人如果没有受到有效约束,他们不但会削弱国家能力,还可能损害政权的合法性,引发社会风险。如何约束代理人始终是最高统治者面临的难题。     

审慎推进财政分权体制

中国法律规定由中央政府集中控制国家税基和税率结构,而改革开放的进程实际上推动了财政分权的发展,尤其是支出责任的下放,同时也分散了中央对政府收入的控制。尽管如此,地方政府并未被真正赋予税收权力和支出自主权。在此背景下,考虑中国的经济条件是否适于全面推行财政分权体制,或推行该体制还需一定时间,是十分必要的。     

集权与分权结合：多校区大学管理的必然选择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多校区管理问题越来越复杂,这其中包含集权与分权的问题。处理好集权和分权的关系,是大学多校区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运用集权与分权的策略在于授权,在授权过程中求得集权和分权的平衡。     

论分权与权力制约

分权与权力制约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分权的学说与权力本身一样古老，而有分权就有权力制约。我国的权力分工与制约体制是新型的社会主义权力制约制度，在本质上带有调整和探索的性质。与实行多党制的国家相比，我国现阶段的国家权力之间的分工和制约只能是相对的，而分权与权力制约的变革实际上面临的是一个国家权力如何民主化的问题。     

先秦哲学思维方式和基本范畴的演变

近年来,不少哲学史工作者都在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范畴体系问题。有的同志认为: “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民族理论思维发展的逻辑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历史两者辩证统一的认识史”。也有的同志认为:“哲学史上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是围绕着对某些基本的概念或范畴的解释展开,从而形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参阅陈俊民:《论中国哲学史的逻辑体系问题》,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汤一介:《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这些看法给我们很大启发。我认为应该把这两种观点结合起来,需要再补充的一点…     

论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对中国这样多民族的大国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政治问题。论文诠释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分析了中国区域经济的演变与现状,探讨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指导方针,阐释了党中央有关宏观区域经济的政策。     

财政分权:理论与国外实践

财政分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在处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关系时所采取的一种主要模式。随着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世界各国的财政分权实践也在不断深入,并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本文对财政分权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评述,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了三个不同类型的国家——美国、俄罗斯、日本的财政分权的实践,分析比较了这三个国家的财政分权模式,并对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提出了建议。     

六朝分权体制考——东晋的国家权力与地域社会

六朝为门闽贵族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占据支配地位的时期.但是,皇权也同样存在并发挥作用.贵族的权力和皇权的权威,构成了东晋时期的国家权力.另一方面,这种权力架构又立足于江南地域社会之上,没有了后者的支持,皇权与贵族便犹如浮萍一般,毫无所据.所以在东晋,皇权、贵族和地域社会之间,呈现出了两层分权态势.这种分权,并非出自对峙者的主体意识,而是出于各自利益的需要.没有皇权,贵族将无法存在,以豪族为中心的江南地域社会也无法应对流民的南来;没有贵族,皇权将失去依靠,无法应对豪族;而没有豪族,国家权力本身将无法存在.当皇权受到威胁时,贵族和豪族都要出手相助;当皇权强大,侵犯了自己利益时,就必须联手予以压制,这些都是东晋时期分权体制的特点.     

政治发展还是“政治退却”——新中国政治发展战略退却思问

政治发展是不同类型国家都面临的问题。我国政治发展目标是人民民主。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辉煌成就相比,中国政治发展在实践和理论层面上都存在一定滞后性,这需要从新中国60年的发展历程中进行反思。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战略进攻”相比较,用“政治发展战略退却”来描述当今更为合适。政治战略进攻,脱离了中国社会历史现实和国情,是一种超越现实的、罗曼蒂克式的政治发展;从浪漫主义的政治发展经过改革、退却到不合格的不完全的社会主义政治,是一种趋向于现实主义的政治发展;从多元政治主体关系中谋求以社会主义政治为主导和定向的政治变迁,是一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和合主义的中国式的政治发展战略。     

俄罗斯《文明对话中的中国》于2004年出版

为祝贺M .Л.季塔连科院士70岁寿辰,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于2 0 0 4年4月底出版了《文明对话中的中国》论文集。该论文集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国内外知名学者共同完成,内容包括经济、国际关系、政治、哲学和历史5大部分。经济部分包含1 3篇论文,如“对中国‘国富民强’基本战略最终目标的研究”;“2 0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中国稳定发展问题”;“中国对外贸易改革与开放战略:政治和经济”;“俄罗斯与中国的区域人口问题:比较分析”;“对中国过渡经济伦理学基础的探讨”;“中国农村发展前景”;“中国税制改革的新…     

中国政治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变奏

中国改革实践与中国政治发展理论研究处于双向互动之中。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的核心问题集中在中国政治发展理论框架的构建、中国政治发展一些重大问题的宏观探讨和中国政治发展时政热点的分析上。民主政治模式、新制度主义模式和治理模式是中国政治发展研究所形成的主要理论解释模型,实现“善治”与“和谐”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目标,而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创新、推广基层民主、加强执政党建设则可以被视为实现发展目标的重要步骤。     

中国地缘政治的特点及其变动规律（中）——中国内陆地缘政治的区域比较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在亚洲地理板块中占据着主体地位,在全球地缘政治比较中,以“亚洲重心”和海陆兼备而拥有较大的优势。前文（上）通过与欧美的地缘政治比较,认为欧洲的地缘政治特征是无中心的绝对“破碎型板块”,北美洲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绝对主体板块”,亚洲则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相对主体板块”。本文（中）通过中国内陆地缘政治的区域比较,认为中国的地理大势是北部陆域广阔,东部大部分地带与大海衔接,这样的地形对中国政治产生着双重影响：它既保护了也弱化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当今的中国作为海陆复合型国家,其国防务必海陆兼顾,方可长治久安。     

财政分权下西部高等教育地方政府供给机制激励困境与制度创新

由于地方政府目标函数的多样性,在我国M-型经济组织结构激励下,地方政府官员为政治前途势必顺应偏重于GDP的政绩考核机制,重物质基础设施,轻人力资本投资,挤占公共教育支出.同时,由于初始经济禀赋、区域经济总量以及经济结构等的差异形成财力上的巨大差距,在当前财政分权体制下,西部欠发达地区在政策协调能力、税收返还谈判能力等方面远落后于东部地区,这使西部在财政竞争中总是处于劣势,财政分权的“趋好”竞争效应无法取得像东部的业绩,反而强化了财政分权的“趋坏”效应,更加忽视地方性公共服务需求,进而导致西部高等教育供给的激励困境.因此,当务之急要对西部高等教育政府供给机制进行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