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国政府行政程序法定化欠缺的深层根源

中国政府行政程序法定化欠缺的深层根源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封建君主专政制度的强制和儒家思想的禁锢演绎为历史传统的影响;由“法律工具论”、“治国运动论”、“管理论”带来的行政法治观念淡薄及行政程序价值理念的失落与市民社会力量增长的缓慢构成现实基础的制约。     

“坦白从宽”法定化论辨析

“坦白从宽”法定化论辨析向朝阳，周长军近年来，在修改刑法的众多呼声中，“坦白从宽”应当法定化是一个较强的音符。１９８９年两高“通告”之后，该主张渐居上风，并涌现出许多相关的立法建议①。“坦白从宽”法定化论（下文简称“法定化论”）认为，把坦白上升为法定...     

追寻理性的刑法变革

刑事法治之下,刑法变革既是根据犯罪结构及其变化趋势的立法强制性、法定化的过程,又是民众根据自身的传统、利益、价值观等,选择和创造的民主化、认同化的结果。而要构建一种强制化、法定化、民主化、认同化的刑法制度,刑法变革必须满足以下基本条件：准确反映特定社会的犯罪结构及其发展趋势;真实反映不同群体的各种现实利益关系;充分反映民众共同的价值观;取得刑法文化上的正当性。而此,正是人类追求刑法变革的应有理性。     

论权利法定化

权利的法定化是指从法律制度层面,对权利的内涵、外延、实现程序、灭失过程、救济途径、创新路径等进行具体的规定和描述,使权利具有强制力和可执行性。为了更好实现对权利的保护,权利法定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笔者从权利法定化的条件、内容、原则、思路等方面对权利法定化进行了阐释。     

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制度创新支持

“坦白从宽”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法律政策，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方面起过非常 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坦白从宽法定化的建议。本文认为由于在坦白从宽 的认定方面存在一定问题，若将坦白从宽简单法定化可能会带来一些弊端，因此对坦 白从宽法定化应进行一种综合的制度设计。     

中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现状及路径选择分析

中国行政问责始于"非典"肆虐的公共卫生危机时期。随后的三年里,行政问责受到广泛关 注,成为行政改革的亮点。但在其制度化进程中仍面临诸多困境,如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 、问责内容、问责程序、问责的法律体系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和欠缺。导致这种现状的深 层次原因是权责对等意识缺乏、职责划分不清、制度有效供给不足等。据此论文提出完善行 政问责制的路径选择为确立以权力机关为主导、多方有序参与的问责主体架构;围绕公共权 力,规范问责客体的范围;界定问责内容,实现问责标准法定化;完善问责程序,增强可操 作性;健全法律体系,弥补制度缺陷。     

论酌定情节法定化

酌定情节法定化是符合现实需要的,它可有效防止量刑失衡,遏制司法腐败,维护司法统一,树立司法公正形象;同时它还有着深厚的理论根基,是罪刑法定原则、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与有效运用。现阶段我国可将那些为学界与实务界所公认的法官在量刑时应予以综合考虑的酌定情节法定化。     

犯罪与被害互动关系中被害人过错法定化研究

犯罪与被害关系中,素来存在着犯罪中心主义倾向。但被害人学、被害人过错研究的兴起以及起因于被害人过错的犯罪现象的大量存在,引发了从犯罪与被害互动角度重新审视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被害人过错传统意义上属于酌定量刑情节,本文采用刑法学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的含义,并且所关注的是被害人过错在量刑上的影响。基于互动关系,通过论述被害人过错刑法意义与国外(地区)立法现状,对我国被害人过错法定化现状以及问题作思考,并提出被害人过错法定化的可行之路:总则宏观规定与分则具体罪名规定相结合模式。     

试论西部大开发与环境权的法定化

环境权是环境需要的表现形式 ,是社会利益实现的前提 ,只有关注环境权 ,才能尊重人类的生存。文章认为在西部大开发的立法中将每个公民的环境权法定化 ,既是西部大开发的根本前提 ,也是西部经济建设与西部环境协调发展的有力保障。     

从政治文化视角思考传统节日法定化的意义

传统节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传统节日的法定化保护,是文化安全的手段,也是国家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传统节日的法定化对加强公民的政治认同、培养公民的民族情感,树立公民的文化信仰、保卫国家的文化安全,以及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大的政治文化意义。     

政府规模选择与政府成本和绩效

按绩效原则,政府规模理性选择的位置应落在它带来的成本适度和绩效最大的那一点上,也就是边际政府交易成本和边际市场交易成本相等的那一点上。政府规模过大必然导致政府成本增加,无效成本扩大,政府绩效降低,还意味着可能的政府失败及社会与市场的萎缩。     

完善公务员制度 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服务型政府是民主政府、有限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绩效政府。这是服务型政府的形态,也是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转变公务员观念,完善各项制度,推行配套法规,是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证。     

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再思考——以政府观为理论向度

以政府观为向度来重新审视新自由主义在学术界是不多见的,具有相当的新颖性。在廓清新自由主义政府观涉及的政府、政府观、新自由主义等学术概念和梳理新自由主义政府观同古典自由主义政府观、现代自由主义政府观三者理论渊源的基础上,可以提炼出新自由主义政府观内涵的四项主要内容：政府的起源、政府的职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其具有的三个基本特点：有限性、消极性和法制性。     

政府模型的历史演变与政府改革

自政府产生以来 ,政府模型经历了专制政府、放任政府、全能政府、有限政府的历史演变。如今 ,全能政府成为政府改革的对象 ,将全能政府改造为有限政府成为今后一段时间的必然趋势。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本途径：政府创新

服务型政府是针对中国传统的管制型政府而提出的新概念。服务型政府是民主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绩效政府。这是服务型政府的形态，也是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实现服务型政府目标的基本途径是政府创新。政府创新不是随心所欲，也不是标新立异，更不是标语口号。政府创新是在不断积累的基础上的新发现和新创造，包括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只有通过政府创新，才能实现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才能最终建成服务型政府。     

内生态型政府的内涵及其构建

目前,生态型政府这种新的政府范式理论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外生态型政府层面,其内涵被界定为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之自然性和谐的政府。事实上,外生态型政府就是所谓的"绿色政府""环保型政府"或"环境友好型政府"。但是,随着现实社会的发展和理论研究的深入,内生态型政府比外生态型政府更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内生态型政府不仅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更可以促进政府自身的重塑和再造,进而实现政府善治的终极目标。而要顺利实现这种由"外"向"内"思维路径的转变,必须制定政府内生态化的根本目标,确立政府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坚持政府职能统筹的原则,选择政府生态化的网络治理模式,完善生态型政府的制度保障。     

澳大利亚城市社区运作机制与主要功能

澳大利亚城市社区管理在澳大利亚地方治理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城市社区的运作机制不同于我国社区管理机制，城市社区管理的主体是澳大利亚的市政府，是最低层次的社会事务管理机关，城市社区管理的经费主要来自于州和联邦政府的拨款。澳大利亚联邦和州政府一般不能干涉属于城市社区管理的事务，社区日常事务管理权由社区居民授予。澳大利亚城市社区主要有社会服务、民主管理与参政、社区矫正以及情感归属等功能。     

我国债券市场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研究——以省级政府信用评级报告为例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发展迅速。以2014—2017年省级政府发行债券时披露的信用评级报告为样本,分析了我国债券市场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我国债券市场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在不同地区、不同层级、不同类型债券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进一步分析认为,政府债券市场化机制不健全导致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供给不足,财政管理失衡导致不同政府会计指标的披露水平参差不齐,财政实力不均导致不同地方政府选择性披露会计信息,披露管制缺位导致政府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不高。因此,应当推动政府债券市场化改革,以激发市场主体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需求;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建立政府会计标准体系;制定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指引,以规范地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行为;加强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管制,以提高政府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论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基础

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基础是政府对一切行政活动、行政行为进行评价、判断、选择的标准,它对政府的行政决策及执行行为具有深层次和基础性的决定及导向作用。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基础,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前提条件和思想基础,是政府行为的灵魂。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基础作为一种行政理念要建立在公共性、公平性、公利性和公开性等公共价值基础上,使政府成为民主政府、责任政府、质量政府和效率政府。服务型政府价值具有引向、简化、建构和凝聚功能。服务型政府价值观念的树立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关键。     

宪政视野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公共服务型政府有三个方面内涵,第一,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法治的政府。把公民的意志通过法定程序组建起来。第二,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宗旨是为公民服务,以公民为中心。第三,公共服务型政府是责任型政府,通过宪法,让政府承担相应的责任,防止无政府状态,促进公共利益。我国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宪政目标是建立民主政府,法治政府,有限与有为平衡的责任型政府。通过完善现行宪法,重视法治建设理念;建立多元的权力制约模式;做好政府职能定位;扩大公民权利等措施来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