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劳动收入和合法非劳动收入都应得到保护

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是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迫切要求,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为此,必须深化对劳动的认识,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必须正确认识非劳动收入存在的客观基础,保护一切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必须在坚持标准、明确收入合法性基础上,兼顾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必须重视保护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合法收入,同时要注意防止负效应、拉大收入差距.     

“非劳动收入”应该得到保护

十六大报告关于“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 ,都应该得到保护”的论断 ,是党中央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出发 ,与时俱进地作出的一项英明决策。从理论上重新认识“非劳动收入”的合理内涵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浅说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 :“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 ,都应该得到保护。”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一种不准确或不切实的概念 ,似乎凡劳动收入都是合理合法的 ,凡非劳动收入都是不合理、不光荣的。甚至把一切非劳动收入与剥削连在一起。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理论认识和方针政策不断与时俱进 ,发生变革。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 :“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求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通过多种分配方式获得的收入 ,依然可分为劳动收入与非劳动收入两类。文章对合法的劳动收入与合法的非劳动收入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京城出现“利息族”

众所周知，京城有“瓦片族”、有“啃老族”，最近，又多了个族群“利息族”。现在，京城里干泥瓦工木匠保姆医院护理月嫂搓澡工的，已经很难再看到北京人的身影。身边的北京朋友，家家都有两套房，一个独生子女，想让子女不啃老都难。不可否认，当下，许多人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不成正比，问题是许多非劳动收入也是合法收入。靠“房市”“股市”甚至于“期货”和“收藏”致富的大部分是普通市民。别的不说，市区的住户只要有座房子，哪家不坐拥几百万的资产呢？问题是，有了“恒产”以后，我们怎样度过余生，怎样报答和回馈养育我们的社会，无疑是北京人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     

走出剥削悖论——私营企业主收入及社会属性简析

私营企业主与剥削:不能否认现阶段私营企业主获取剥削收入的可能,但也不能说凡是私营企业主都会有剥削;私营企业主的合法收入,不是不劳而获的不义之财,而是劳动收入和资本所有权收入的统一;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属性,不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收入对城镇双薪家庭时间配置的影响研究

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的数据,分析了非劳动收入、个人劳动收入和配偶劳动收入对双薪家庭中夫妻在工作日市场工作时间、家务时间、学习时间和休闲时间的影响.结果表明:非劳动收入的提高可以引起妻子学习时间和休闲时间的增加,丈夫休闲时间的增加;个人劳动收入的提高会导致自身的工作时间和学习时间增加,家务时间减少,并且对丈夫家务时间影响较大;丈夫劳动收入的提高会导致妻子的工作时间减少和休闲时间的增加,而妻子劳动收入的提高仅会引起丈夫工作时间的减少;教育可以减少夫妻的工作时间并增加学习时间和休闲时间,使家庭中家务劳动更倾向于共同承担.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当提高合法非劳动收入和重视教育的对策建议.     

非劳动收入与按生产要素分配

非劳动收入是我国当前收入分配制度中的重要内容。由于人们对非劳动收入至今仍存在各种不同的看法,甚至把它等同于剥削收入,因此,有必要对非劳动收入作进一步分析,对其性质作出科学界定。文章通过分析劳动和生产要素在创造价值中的作用及决定分配的因素,提出了按生产要素分配不是剥削的观点。     

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党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对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为此,必须牢固树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劳动观,必须尊重和保护一切有利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和非劳动收入。     

劳动收入与消费结构——基于中美的比较分析

从中美两国1994年至2006年劳动收入及消费相关数据出发,可分析出劳动收入影响消费结构的内在机制.劳动收入影响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影响消费总量进而影响消费结构,社会保障和消费信贷对该机制存在影响但相对有限.我国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恶化了收入分配以至不利于居民消费总量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优化.所以,当前工作要注意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提高劳动者收入.     

劳动保护能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吗？——基于《劳动合同法》的准自然实验

利用2000—2017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将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视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劳动保护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加强了劳动保护,使得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提高,且这一促进效应对于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以及普通员工更为凸显。机制检验发现,劳动保护加强使得工资率的增速快于劳动生产率,且劳动保护加强主要通过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提高劳动报酬,进而使得劳动收入份额增加。     

浅谈我国现阶段的财产继承制度——学习新宪法第十三条的体会

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是建国以来一部最好的宪法。 新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它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新宪法的这条规定,坚持     

贸易模式转变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基于中国工业分行业的实证研究

对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工业行业的分解可以发现,产业结构变动是近年来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之一。同时,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和国有垄断力量下降会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分段回归表明,贸易模式的转变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因。进出口高度相关的珠三角加工贸易时代,进口渗透率促进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出口型加工贸易的长三角时代,进口渗透率与劳动收入份额同时下降,这是企业降低原料和劳动成本的结果。因此,进口渗透率在不同阶段作用机理不同。     

非劳动收入及其表现形式

苏共二十七大指出,确保对劳动方式与消费方式相适应的牢牢的控制,是社会政策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彻底根除非劳动收入的问题,要求制订和实施一系列经济的、组织的和法律的措施,以便消除同社会主义原则水火不相容的现象的基础。因此,就迫切需要确定非劳动收入内容的定     

市民化与个人劳动收入：外部性视角

在市民化的推进过程中,身份由非市民转变为市民的这部分人群无疑会受到直接影响,与此同时,原先就已获得市民身份的和至今尚未获得市民身份的两个群体也会受到或正或负的外部性影响。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微观数据对市民化的外部性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推进市民化,给更多的非市民以市民身份和待遇,不仅不会损害其他劳动者的收入,相反会产生正向的外部性而使他们从中获益。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地区市民化率每提高10个百分点,个人劳动收入平均将增加3.8%,其中,至今尚未获得市民身份的非市民的劳动收入将增加2.5%,原先的市民将增加5.7%。     

企业所得税是否影响了劳动收入份额?

作为中国税收体系中最重要的直接税，企业所得税对初次分配的作用一直未被重视。利用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微观企业数据，测算了企业层面的所得税有效税率以及劳动收入份额，并实证研究了企业所得税有效税率对企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所得税有效税率越低，其劳动收入份额也就越低，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这一结论依然是成立的。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企业所得税的降低导致了资本密集型企业产出份额的上升和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这两种影响的共同作用，导致最终经济中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     

党的十六大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党的十六大是我们党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为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会议。它全面地深化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突出表现在:把“三个代表”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把“与时俱进”纳入党的思想路线,深刻阐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含、“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保护“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等等。本文对此予以论证。     

劳动收入份额与技术进步偏向性

通过构建模型考察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与技术进步偏向性关系,模型显示:(1)劳动收入份额与技术进步作用表现出双向性,技术进步偏向性和要素组合模式决定要素收入分配结构,而技术进步偏向性更是通过要素产出弹性强化对收入分配结构作用,即纯技术进步偏向性对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变化影响有限,而且技术进步偏向性与要素收入呈现相依性和非线性共变特征。(2)劳动收入份额对技术进步偏向性方向的影响并非固定,而是存在临界效应,当劳动收入占比达到这一临界时,企业对技术进步偏向性选择无差异。若劳动收入占比小于或大于这一临界值时,企业对技术进步偏向性的选择将向两个相反方向发展。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微观证据

基于中国加入WTO后获得美国给予的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PNTR)地位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系统地考察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有助于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且该促进效应在中国加入WTO后逐步加强。进一步的影响渠道检验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一方面会通过工资率渠道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另一方面会通过生产率渠道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其中,工资率渠道的提升效应占主导。进一步地,在考虑了企业异质性后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促进效应在对美国出口企业、纯一般出口企业、民营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这一新颖的视角解释了中国加入WTO以来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并丰富了评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动的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动态演变研究

准确描述劳动收入份额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动态演变轨迹,是破解收入分配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进而实现共享发展的一项基础性研究工作。基于1997—2017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与空间计量经济学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考察劳动收入份额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动态演变规律。结果表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明显的时序波动性和空间非均衡特征,劳动收入份额在地区间具有层次性差距。具体而言,尽管劳动收入份额的空间非均衡程度呈现出不断降低的态势,但劳动收入份额的地区间差异明显大于地区内差异,地区间差异是劳动收入份额空间非均衡的主要动因。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不仅具有时间上的前后连贯性,还具有地区之间的空间关联性。基于二元邻近矩阵和地理距离矩阵的空间收敛性检验表明,中、西部地区内部的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现象。因此,建议积极发展区域间的互补型合作关系,逐渐平滑资源要素分布和经济发展条件的区域差异性,促进各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在差异中提升,在发展中提升。     

地方政府竞争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来自长三角地区的经验证据

地方政府竞争在促进长三角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显著地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为明确地方政府竞争与长三角地区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和分位回归方法对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2001—2009年的经济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地方政府竞争恶化了劳动收入份额。不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地方政府竞争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作用逐渐降低。另外,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显示出互相替代的关系。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上升降低了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显著增加了劳动收入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