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观念与治理技术的接合:温岭"民主恳谈会"模式的生长机制

历经10年的温岭"民主恳谈会"模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先前的文献主要关注的是对"民主恳谈会"这一治理创新形式的过程描述、功能解释、意义阐发和对策研究.本文试图以政府文件、先前的研究成果、媒体报道和新近的访谈资料为基础,从"为什么是温岭"和"为什么是民主恳谈"这两个角度,初步探索温岭"民主恳谈会"的生长机制.文章提出,权力、观念与治理技术的相互接合,既是理解温岭"民主恳谈会"整体发展的一条核心线索,又是解释温岭内部的差异性模式的重要变量.温岭"民主恳谈会"模式的下一步发展,同样取决于来自于权力、观念与治理技术方面的新动力.     

"两型"社会与绿色营销模式的契合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解决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带来的资源供给不足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必然选择.在企业经营模式上,要实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要求,就必须转变传统的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营模式,建立绿色营销模式.通过绿色营销模式,实现"两型"社会的发展要求.以消费者为价值取向的企业主导型绿色营销模式,是契合"两型"社会发展要求的一种营销选择与完备形态.     

多元主义与合作主义——国家治理与我国商协会体制探索

商协会参与治理分为三个层次:市场治理、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在国家治理层面.多元主义与合作主义模式下的商协会体制特征体现出巨大差异.在我国体制转型时期.商协会组织为分享公共权力而寻求政府权威认可、政府为获得权力的稳定支持而主动培育公民社会的"合作主义模式"应当成为政府与商协会共同治理国家的模式选择.合作主义商协会体制的构建,应着重处理好政府"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关系;建立和完善与合作主义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在政府与商协会之间建立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并鼓励和引导联合会组织形式的创建与发展.     

德国1848年革命初期法兰克福"工人协会"与国民议会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斗争

德国1848年革命初期法兰克福"工人协会"与国民议会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斗争是法兰克福工人协会为建立统一不可分的德意志共和国和维护无产阶级切身利益的斗争,是德国1848年革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一斗争后不久的1848年法兰克福九月起义是这次斗争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生态社会主义"的本质定位——析"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质底差异

"生态中心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的质底差异乃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这具体表现为:第一,在生态危机的成因上,"生态中心主义"认为,正是建立在现代主体性哲学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造成了人类和自然之间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从而导致了生态危机.据此,它要求解构人的主体性.而"生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之主体性地位,揭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第二,在生态危机的本质界定上,"生态中心主义"认为,正是现代的理性主义导致了生态伦理异化,诞生了反生态的科学技术,这是生态危机的本质,据此,它对科技发展取敌视态度.而"生态社会主义"认为,生态危机的本质是:人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与异化消费的生存模式.因此,人类不应反对科技进步,只应批判科技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非理性运用及其造成的异化生存模式.第三,在解决生态问题的途径上,"生态中心主义"反对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模式,要求根据"生物圈平等主义"来使人类回到前现代的服从自然的生活模式.而"生态社会主义"主张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以克服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仍然需要发展生产力和增长经济,只是这种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必须是一个理性的、为了每个人的平等利益的有计划发展.因而,它将是有利于生态的."①依据以上学理,我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所需吸收的主要文化素养应是"生态社会主义",而非"生态中心主义".     

城乡一体化的"圈层结构"与"梯度发展"模式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农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与城市现代化将是推动我国顺利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而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城乡均衡发展战略与人口城市化战略的必然结果.本文从现有的城乡一体化的模式梳理出发,概括我国城乡一体化之路的几种模式;并以江苏省为例提出城乡一体化的"圈层结构"和"梯度发展"模式与路径;并提出江苏省城乡一体化发展可以采取适度跨越的战略规划.     

"输血"与"造血"的协同——中国农村扶贫模式的演进趋势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贫困问题一直是我国政府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基于农村社会发展的客观差异和认识的深化,农村的扶贫模式及其实践由"输血"模式转向了"造血"模式.然而,实践却表明,单一实施这两种模式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为了应对农村社会及其贫困问题的新变化,"输血与造血的协同互动"模式是较好治理农村贫困问题的必然选择和趋势,并据此初步提出了"政府扶贫的主体责任、完善农村的社会救助及其保障体系、建立科学的农村贫困瞄准机制"等政策性建议.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现代性阐释

进行中国文艺理论的现代性建构,必然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一号召作为一种理论范式及文化政策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体现出了开明和远见,促进了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但长期以来,简单的移植和片面的曲解使这一理论的阐释效力逐渐降低.本文希图从历史语境和思维模式转换的角度切入,重新审视和阐释这一范式的深邃内涵,提出应以当代文艺实践为立足点,实现在传统、西方与当代之间文艺理论的多元对话.     

浅谈"中国威胁论"的根源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上了一条与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适应的和平发展之路.中国发展的模式和道路选择越来越成为世界性话题,国际社会有人担心中国崛起会威胁别人,担心中国崛起是否会重复德国、日本在二战前,苏联在冷战中走过的崛起又失败的老路.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鼓噪下,"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这势必构成中国继续发展的阻力.本文拟就对"中国威胁论"的根源进行分析,以求对"中国威胁论"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新上海"意识的重建

城市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在经历了政治型城市与经济型城市两个阶段之后,文化城市正在成为中国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文化城市本质上是一种不同于"政治城市"、"经济城市"的新的城市发展模式。文化城市在更高层次上阐释了城市文明与社会的本质,使之超越了城市原始的防卫与商业等实用功能,突破了古代以"政治"为中心及现代以"经济"为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其核心是一种以文化资源为客观生产对象,以审美机能为主体劳动条件,以文化创意、艺术设计、景观创造等为中介与过程,以适合人的审美生存与全面发展的社会空间为目标的城市理念与形态。文化城市建设对于发展文化产业,增强城市社会的和谐,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促进城市社会的科学与可持续发展是一条历史必由之路。这是我们推出本组笔谈的初衷,希望有更多的学者一起参与进来,共同为中国当下的城市化建设提供理性参照与智力支持。     

完善非正规就业"上海模式"的思考

1996年上海市从国际劳工组织引入"非正规就业"概念,通过政府的扶持和带动,建设"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形成了非正规就业的"上海模式",其核心特征是政府主导和政府运作.这一模式在具体运行中发挥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效应,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改革和完善"上海模式"的建议包括:扩大对各类非正规就业管理的覆盖面;加强对各种非正规就业管理的规范性;推动非正规就业的创业孵化作用、向中小型企业转制;加强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对非正规就业发展的调节与管理作用.     

马克思"感性活动"理论的现象学解读

马克思"感性活动"理论是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胡塞尔现象学的观点,主张"回到事物本身",反对一切现成的、概念化的思维模式.这就为重新解读马克思"感性活动"理论提供了新契机和新方法.与胡塞尔一样,马克思的人的"感性活动"是对康德式"认识如何可能"的一种回应,只不过它是以一种隐而不显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众升螺旋"假说——对舆论的历时性探索

传统的政治学、舆论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等学科依据各自不同的学科特点,对舆论的定义和形成过程进行了界定、深入探讨与研究.但这些研究大都集中在对独立的舆论个体的研究,并且是在一个共时的历史平面上进行的.而本文将从人类整个历史过程出发,通过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发展以及人类的价值认同过程的考察,对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一个线性的描述,并提出"众升螺旋"假说.我们认为,"众升螺旋"假说的提出,不仅仅为我们展现了社会中各种社会问题的发展过程以及舆论的发展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从整体上展现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模式.最后,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众升螺旋"这一假想的提出为人们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角度,从而使我们能为未来社会的发展提供一种建设性的参考依据.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力——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系统整体设计推动改革"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经历了从"摸着石头过河"向"系统整体设计推动改革"的转变.伴随这一过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发生了深刻变革与调整,政治领导能力不断增强.在继承改革开放以来一以贯之的制度优势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因时而转、因势而为,不仅成功推动了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创造了管党治党的新思想与新路径,而...     

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展"问题

"世界历史"时代全球发展的不平衡,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的不平衡,在当代,这种不平衡发展主要体现在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后发展国家与作为现代化先行者的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差距日趋加大的态势.大多数后发展国家是在外部力量强迫下启动现代化的,其所具有的"现代性"因素起初并不产生自内部,这使得在其发展之路上出现了诸多错位与失衡现象,面临着现代化的先行国家所不曾有过的两难窘境.当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存在永久的先行军与落伍者,沧海桑田,跨越、赶超现象屡见不鲜.特别是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后,跨越式发展更具备了内在根据与外部条件.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跨越式发展实质上就是其自觉选择和建构社会发展道路与模式、把握历史机遇、缩短发展过程、尽可能减轻发展代价、加快发展节奏的现代化实践,在当代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机制、内容与政策——来自"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模式的启示

甘肃省徽县麻沿乡麻安村在世行西部贷款项目和国家财政支持下,探索出"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模式,其核心在于通过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运作机制,激活农村内部的发展潜力,培育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达到脱贫致富的目标.这一模式给我国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极大的启示.     

"初中后教育"--农村人才资源开发的先导模式

21世纪初是我国农业发展墓丶逼?加大农村人才资源的开发力度是解决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结构性矛档盾,保护农民的劳动热情,减少农村人才资源的浪费,增强农业发展后劲,提高农民社会地位的有效途径.文章提出了以"初中后教育开发模式"为农村人才资源的先导开发模式,并着重阐述这一模式的设想及其面临的问题.     

构建全球与中国"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经济学的竞争与利己主义、社会学的利他主义、人类学的互惠与合作概念等的基础上,"共赢"假设既承认竞争与合作,又注重互惠互利,在追求己身利益时兼顾他人利益,以促进共同进步与发展.从全球视野来看,世界各国早已处于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家间形成了对立与同化、并存与联结的多元结构性关系,并且体现在世界格局转变、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全球文明进步三个方面.国家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方面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所坚持的利己型发展模式,最终带来的只是国家对立与世界冲突;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所提倡的共赢型发展模式,最终目的 是建立一个全球和平与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要将"共赢"理念落实到行动,需要全世界各国以共商共识为前提,实现世界规模的共担、共享、共建,这正是构建全球与中国"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旨所在.     

以"大都市"与"城市群"的拔节声作证——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

从全局性、深层次与战略发展的角度看,最能代表中国改革开放实绩的是城市、"大都市"与"城市群".整齐划一的计划经济模式与城乡二元的户籍管理制度,是影响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两个最关键的因素.中国城市的改革开放可相应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78-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恢复、起跑与积累阶段.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相适应,以"城镇"与"小城市"发展为主体的"城市化进程"是其标志与主要成果;二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核心的"都市化进程"构成了中国城市发展的主旋律.从"城市化"到"都市化"的飞跃.是中国城市化进程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的结果.对于中国的"大都市"与"城市群"而言,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发育不足和发展不全面.如何超越粗俗的欲望与低级的物质享乐,防止在未来发展中走向"罗马化",是中国都市化进程面临的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与光荣的使命.     

超越"专制"与"民主":新中国"选贤任能"模式的比较优势

治国之要,唯在用人.新中国选贤任能模式作为一个"模式有机体",在领导力量、价值取向、运转方式上与"专制"和"民主"体制下形成的官员选任模式相比,展现出明显的模式优越性.新中国选贤任能模式通过政治守正提升模式有机体"免疫力",通过文化创新提升模式有机体"精气",通过完善制度体系强壮模式有机体"骨骼",为超越"专制官员选任模式"和"西方民主官员选任模式",提供了政治保障、文化支撑和制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