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史学的两股思潮

中国封建史学发展到了宋代,达到鼎盛。继宋而起的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统治全国的朝代。对于比自己先进发达得多的汉族文化,元朝统治者不得不采取一些有利于自己发展的统治政策,“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附会汉法。”元代的史学亦既是宋代史学的继承和延续,同时又保持了本身的一些特色。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史学领域内掀起了二股思潮,一股是重视史学鉴戒教育作用的鉴戒史学思潮,另一股是围绕辽、金、宋三史编修义例而展开的关于史学正统观念的大辩论思潮。这二股思潮的出现,对整个元代史学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元代屡设史馆诏修辽、金、宋三史,修订累朝实录,汇编《元典章》、《经世大典》等都与史学内部、特别是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     

论王闿运史学思想形成过程及成因

本文对王闿运史学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过程、成因三个方面作了详细阐述,揭示了其史学思想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形成时的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李达的历史理论和史学思想

重视史学是李达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李达认为史学是各门学科的基础,他说：“历史很重要,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是社会科学的中心一环”①。虽然李达主要不是历史学家,但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其史学思想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李达的历史理论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有三李（李大钊、李达、李汉俊）并称之说。三李的学说各有特色。李大钊主要宣传了唯物史观。李汉俊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见长,李达则以科学社会主义为…     

十六国、北朝政权的史学及其历史意义

在十六国与北朝时期,各少数民族在北方先后建立政权,迭相兴替。多数政权受汉代以来历史文化的影响,开始进行官方的记史、修史活动。这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传统史学的政治功能与文化魅力,促使北朝官方史学机制走向稳定发展。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史学建设,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谱写了新鲜、丰富的篇章。而更重要的是,史学文化与历史观念的融合,成为民族大融合最具催化作用的因素。     

简论战国诸子史学思想

战国时期“托古之风”是一场研究古史的史学实践活动,诸子们把历史发展看做一个过程,逐渐由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转向重视史学教育作用,提出的史学思想和原则,对后世史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试论元代道教史籍 --兼论道教史家和道教史学

元代道教史籍非常丰富,可分为仙传、谱录、山志、碑铭集、游记等体裁;仙传又可细分为专传、类传、总传、像传等小类。元代道教史家和道教史学各具特色,从侧面体现出元代道教发展轨迹。建立“道教史学”体系乃是逻辑的必然,对道教研究也有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史学对民族融合的作用

中国古代民族大融合的深层原因,是学术上值得探讨的问题.民族融合的关键因素在于文化的认同,而传统史学则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最为发达的组成部分.从先秦到汉代,华夏文化中系统的礼制伦理文化和"大一统"的政治历史观,成为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核心.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史学凸现为民族融合的先导和最稳定因素,这源于各个少数民族政权竞相仿从汉族政权的官方记史、修史体制,从而导致历史观、史学意识的文化认同,以及祖先血脉的认同,构成持久的民族凝聚力.隋唐以后直至清朝,传统史学始终发挥着这种凝聚力量.因此,中国传统史学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史学引导了历史.     

清初的经世致用史学思想

清初顺治、康熙年间,经世致用史学思想极为兴盛,促进了历史研究的蓬勃发展。回顾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经世致用虽是悠久的史学传统,但象清初这样如此高扬经世致用的旗帜,将史学与现实政治极其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还是前所未见的。清初堪称古代经世致用史学思想发展的新阶段。     

论史学功能的文化形态

历史学归根到底无非是人类社会一种较为特殊的文化形式,故其功能本质上也是一种合精神性、中介性和传播性于一体的文化性功能.它首先表现为文化形态,即由史学的文化特性所决定的对人类文化意识领域所具有潜在作用与影响,包括促进人类的自我认识和把握,进行人类文化知识的保存和增殖,提供将历史、现实和未来统一起来的双向思维模式等.在此基础上,进而转化为社会表现形态,即史学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所起的具体作用.在史学功能由文化形态向社会表现形态的转化过程中,必然要受到社会环境、史学研究者的思想观念和史学受众状况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变异现象.     

谈清代汉学对史学思想的影响

清代,汉学对史学有重要影响。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的观点在思维模式上是相同的。汉学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使史家克服了以往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在历史编纂学上,史家反对宋儒所重视的《春秋》笔法和正统论,也是受了汉学的影响,折射出宋清间史学由重阐发向重事实的转变。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解释历史发展时,已很少再执著于“天理”、“心性”这种纲常名分标准来评价历史事物。当然,汉学过分强调考证辨伪为“实”、分析评论为“虚”,也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     

顾炎武与浙西史学

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 ,始于明清之际。由黄宗羲开创的注重人文价值的浙东史学和由顾炎武开创的注重科学实证的浙西史学 ,分别代表了传统史学近代转型的两种思想进路 ,而浙西史学与同时期兴起的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更具有本质上相通的可比性。从顾炎武对“六经皆史”的史事论证 ,到钱大昕论“《尚书》《春秋》实为史学之权舆” ,反映了中国学术从经学独尊向着建立以史学统摄经学的近代历史科学转型的趋向 ;从顾炎武拒斥“《春秋》笔削大义微言” ,到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对“《春秋》笔法”和“宋儒法戒”的全面批判 ,确立了以求真为史学之最高宗旨和作为近代历史科学之本质特征的价值中立原则。更为重要的是 ,浙西史学三大家继承了顾炎武“引古筹今”的史学思想 ,在为历史上的改革运动翻案、批判文字狱的专制暴政、阐发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政治思想诸方面 ,不仅思想锋芒更为尖锐 ,而且在学理上亦有所发展和深化。20世纪以来流行的贬低乾嘉史学的观点乃是不合乎历史实际的偏见。     

北朝史学的发展及特质

北朝史学处于各民族由对抗走向融合,国家由分裂趋于统一的历史大变动时期,在史官建置、修史机构创设、史学理论探讨、史学著述水平等方面都有发展与创新,具有自己的特质,成为凸显学术文化的亮点。而长期战乱、南北对峙造成的文化荒芜及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及世族庶族矛盾的错综复杂斗争等,又对北朝史学的健康发展多有制约,打上了鲜明的政治印迹。     

中西史学思想之比较--以西方历史哲学与儒学为中心

史学思想的比较 ,必须置于文化传统中方能进行 ,而中西文化的传统 ,并不是单种和一线的 ,而是多元和开放的 ,无法将之“同质化”处理。中国传统中从儒学到理学的演变和西方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所显出的不同特征 ,都是为人所熟详的例子。因此 ,我们在探讨史学思想不同的时候 ,不应用目的论的眼光 ,用现代史学的特征来概括以往的时代。但若从大处着眼 ,中西史学思想还是表现出三大不同。首先是宗教观念对史学思想的影响有所不同。与儒家思想相较 ,西方基督教和犹太教强调来世 ,于是有一种历史有目的进步的观念。其次 ,由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 ,西方史学比中国史学显得更为多元化和具有批判性 ,而中国史学与官僚体制的关系比较紧密。复次 ,西方史学在早期受到系统逻辑思维的影响而在现代则又强调理性思维 ,而中国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只是到了近代才有比较充分的表现。     

论王船山的史学思想

作为一代学术宗师,王船山在学术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就其史学思想来说,在继承古代学者治史优良传统的同时,无论是史学的经世致用思想,还是在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方面的独特视觉和眼光,都具有自己鲜明特色。对于他的史学成就,从近代以来,有一个逐步重视和推崇的过程,船山先生的史学思想对诸如曾国藩等湘籍名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其军事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焦Hong的史学思想

焦竑是明代后期的著名学者,其著述中包含了丰富的史学思想,体现了他对一系列史学问题的看法.在刘知几"史学三长"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史职"说,拓宽了对史官外部条件的要求.同时,他也发表了对史馆修史、史料收集、修史原则的看法,构成了他的历史编纂观点.在目录学方面,焦竑继承了前人的成就,在分类上有所新创,形成其独特的目录学思想.此外,焦竑对历史考辨的态度以及所运用的方法,也对传统考据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十九世纪后期对封建史学的批判述论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萌芽时期,对封建旧史学的批判,主要指十九世纪后期,以康有为、严复、唐才常、黄遵宪和梁启超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救亡图存,从改变封建君主专制、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政治立场出发,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对封建专制主义发起猛烈批判的同时,对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旧史学也作了批判。批判封建史学,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要求,也代表了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时代精神。对封建史学的批判,在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倡导改良主义时已显端倪。十九世纪后期,伴随着变法维新运动的开展,批判封建史学成了维新人士的自觉行为。根据变法维新的政治需要,改良派不论是从历史观念上,还是从方法论上都对封建史学的弊端予以抨击,在关于变法维新的诸多政治问题上,改良派也强调和突出了批判封建史学的重要意义。这就使当时对封建史学的批判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史学批判与政治批判紧密相联的背景下,康有为、严复、唐才常、黄遵宪、梁启超等人从以下几方面批判了封建史学。     

清高宗与章学诚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透视清朝"盛世"史学的价值取向

清高宗与章学诚同生活于传统文化大总结的时代,各自对史学理论多有探讨,分别是官方和私家对传统史学思想总结的代表者。将二人的史学见解予以比较,很有学术意义。他们的具体史学主张各有特色,而在大的原则问题上极其近似,这可以透视出清代"盛世"史学的价值取向,即贯彻纲常伦理准则、官方主导方向、提倡经世致用宗旨。清高宗与章学诚都善于在已经陈旧的史学体系中,提出翻新花样的设想,当时堪称创新,而从长时段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实为加固了传统史学的旧有轨道。因此,当时无论官方还是私家对史学思想的总结,不仅没有带来史学体系的嬗变和突破,反而更严格地束缚于传统政治文化的躯壳之内,其负面作用不容忽视。     

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

作为20世纪初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宣言之一,《新史学》除了呼吁“史界革命”、倡导“新史学”外,还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以进化史观为指导阐释历史撰述的性质和目的;激烈抨击中国传统史学。 对于前者,梁启超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把史学研究认定为寻求人类进化发展的过程并求得其公理公例,这样明确的认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他特别强调指出: “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     

中国史学:在与世界史学互动中前行——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为中心的考察

2015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将在中国济南召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诞生于欧洲,从1898年迄今已有百余年历史,它经历了从创立、发展和国际化三个发展阶段。其发展受到西方文化的浸润与熏陶,反过来也极为深刻地影响着现当代西方史学。中国历史学家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常设机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早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联系,胡适于1938年8月参加了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的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此后中国与它若即若离,直至1982年重新入会。中国史学目前迫切需要走向世界,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作为一扇中外史学交流的窗口,可以让中国了解世界与国际史学,更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和中国史学。重绘新的世界史学地图,它将会起到非凡的作用。     

何炳松史学思想析论

何炳松是曾与梁启超齐名的史学家。他致力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建设与发展 ,形成较为系统的史学思想 ,其核心是建立在进化史观基础上的总体史观 ,主张从宏观联系的角度研究历史。因此他对通史 (指西方的综合史 )极其推崇 ,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他虽重通史著作 ,但不偏废史料 ,在史料学和编纂学上有许多具体建议。他强调史学的社会价值 ,要求史学求真与致用相统一。这些思想继承前辈 ,启发后人 ,在 2 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产生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