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人文学科陆续推出“五史”，基础学科研究重大成果喜人

近五、六年来,北大人文学科科研硕果累累。《中国文学史》等五部由集体攻关完成的著作相继问世,构成了奇葩斗艳的亮丽风景线,十分喜人。以下是“五史”简介。袁行霈教授任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这是一部问鼎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的国家级重点教材。自1999年     

文学史撰述新的里程碑——从散文角度评说《魏晋南北朝文学史》、《隋唐五代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的撰写,说来至今已逾百年。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或认为是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此书脱稿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可算是国人自撰的第一部文学史。但是,实系国学概论,而非文学史”。其后方有同在1905年左右产生的黄人和林传甲各自的《中国文学史》。     

观念的博弈——林庚《中国文学史》之批评与反思

林庚的《中国文学史》是他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编撰的教材,其独特的撰述风格及学术观点,在当时和随后的接受与批评中,分歧颇多。以朱自清和王瑶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林著过度注重“诗”的感悟,“史”的价值减色很多。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林著遭到大规模的批判,但政治因素居多,与学术关系甚微。海外学者对林著的批评,亦颇见分歧:梁容若等秉持“全然于胸”的文学史整体观,强调通史应记录文学史识,反对林著以解决问题为中心,阐发新式文学史观。陈国球等则充分肯定林著独特的书写风貌,认为其彰显的“诗性逻辑”往往开示出文学艺术的精微之处。本世纪以降,林著再次受到当代学者集体性关注,这昭示着文学史书写审美意识的重申和诗性精神的回归。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文学史的建构——以《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为例

建国后,《〈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第一次将中国新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确定下来,也是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相结合,为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史书写提供了一个范例。《大纲》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服从于新的意识形态,是毛泽东的政治、文艺思想在新文学研究领域的演绎。新文学史的“革命知识论”与阶级斗争话语模式也在《大纲》的指导下初步形成。     

重新解读被当代文学史书写遗忘的名家精品——郭澄清现象论

郭澄清以自成一家、成就卓越的短篇小说和史诗性的《大刀记》而跻身中国当代文学著名作家行列。但是由于所谓“文革文学空白论”、重写文学史反而对郭澄清产生了某种遮蔽与误读，这就是“郭澄清现象”。通过对郭澄清小说的解读，可以发现其对中国当代小说史的独特贡献，认识“郭澄清现象”的文学史价值，恢复其历史的本真面貌。     

重读“中国故事”与“重写文学史”——以《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为中心

许子东的著作《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可以被视为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活动的余声,其“中国故事”的叙述视角及对百年中国小说中“官员”“官场”形象的挖掘是一大创见。由音频节目到纸质书籍,从“有声”到“无声”,该书体现了移动阅读时代听众、读者的阅读习惯与趣味。可以说,此书的写作方式及写作意图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移动阅读时代文学史写作的新路向,将之与之前的文学史并置比较便于照见当下文学史写作与教学的“困境”,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在当前这个时代重读“中国故事”与“重写文学史”的意义。     

“现代”中国文学史——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与后来的文学史以建构科学客观的知识学为目的不同,钱基博以传统子、史精神“撰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将王阁运、章太炎、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并置一起,讨论他们如何以各自的理论见解和创作实践共同参与和见证“现代”这一“事件”。梁启超、胡适倡导“革命”,追求文学日新叉新的“现代”;章太炎则代表着第二种“现代”人物类型,身预追新求变的“现代”潮流,却自始即长虑却顾,意识到必将随新变而来的种种流弊;《现代中国文学史》着墨最多也是人数最多的是第三类人物,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章士钊等人包括著者钱基博自己,他们始则舍旧谋新惟恐不力,晚则痛加追悔。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堪称三类“现代”文人之“忏悔录”。     

从《文学理论》解读韦勒克的文学史观

被人称之为“批评家的批评家”的韦勒克,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是其毕生的事业。他的理论探索涉及文学本体,文学史,文学批评等诸多领域。《文学理论》是韦勒克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它从总体上对文学的定义,本质,功用,结构以及文学研究的对象和研究方法等问题上做了深入的研究。其中他所阐释的文学史观主张将回归“文学性”作为文学史研究的核心要...     

胡适在京足迹

胡适1891年12月17日出生于上海。他祖籍安徽绩溪,一生获有36个博士学位,在文学、哲学、史学、考证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着开创性成就。他的著作很多,有《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等。胡适早年积极提倡白话文,对新文化运动、新文学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曾任北大教授、校长,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等职务。 尽管胡适在北京断断续续地生活工作不足20年,却是其职场仕途、学术研究步入巅峰的重要时期。     

《中国文学史》教学改革之思考

作为教材，《中国文学史》编著甚丰，编著者在撰写指导思想上，在其反映的内容、重点和难点的处理上，在作家、作品以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的评价上，呈现百家争鸣的现状，它给教学者带来了如何选择教材的问题。如何以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为本，有选择地参照其他文学史进行教学是本文论及的重点。打破传统“文学史”与“作品选”讲授时间比例，以精讲作品入手，以学生课外阅读为辅，引导学生认识和把握文学嬗变是值得实践的有效方法。     

中国文学的路——谈章培恒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本文记述了作者同已故章培恒教授合作主编《中国文学史》及《中国文学史新著》的经过,介绍了章先生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思考,以及他提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课题的意义,评述了章先生主持编纂的《中国文学史新著》的几个重要特点和学术价值。     

牛津版《技术史》及其中译本大厦是怎样架构起来的

牛津版《技术史》是1931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之后,掀起科学和技术与社会结合思潮的主要产物之一。这个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成为后来英国左翼的中坚力量,对于科学史、技术史、科学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管理学的产生起了奠基作用。威廉斯作为该书主编,为中译本写了序言为新中译本的出版创造了一定条件。堪与原版本相比拟和装订精良的中译本的问世,说明我国的科技、翻译和出版的水平有了很大发展。     

现代性视角 全景式关照 创新性追求——略论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在新时期以来30多年的教学和教材编撰的经验及科学研究成果积累的基础上完成的一部具有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总结性的教科书和研究专著。它以现代性为选取史料、描述历史和理论阐述的基本价值参照,对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在史料的发掘、新的研究成果的吸收和理论观点的创新等方面均有突出贡献,尽管由于编写者的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学术研究的态度使其作为本、专科学生的教材而显得偏难或不适用,但其对整个现当代文学学科总结性的把握和丰厚的学术原创性带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上的重要突破。     

现代文学研究转型与《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教学

现代文学研究转型的表现是 :研究视野的拓展 ;批评标准的多元化 ;研究方法的丰富多样。高校《现代文学史》教学滞后的状况亟待改变。《现代文学史》课程教学应采用与现代文学研究转型相契合的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     

文学史编纂与文学史观念——詹安泰《中国文学史》编纂实践与理论考察

詹安泰以诗、骚研究作为编篡《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的学术基点,沉潜考索,宏观裁断,在此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特点主编了一九四九年后由教育部审订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教材。文章以詹安泰《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编篡实践与文学史观为中心,考察了其诗骚研究实绩和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所展现出来的理论特色,并由此总结出其相当科学合理的文学史观念      

陈伯吹：一个世纪的缅怀与祝福

陈伯吹先生兼具作家、翻译家、学者、编辑等多重职业身份,他漫长的职业生涯所辐射的历史内容及其意味是格外丰富,也格外厚重的。陈伯吹及其一生的儿童文学活动,事实上已经构成了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进程的一个鲜活而典型的历史标本。通过对这一标本的分析和解读,我们会在相当程度上触碰到一段历史的真实脉动,发现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艺术进程中隐藏着的丰富奥秘。王宜清的新著《陈伯吹论》就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作者对研究对象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所怀有的一种尊重和理解的学术理性。     

《中国文学史·文学史年表》辨正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在每卷后均附有《文学史年表》,以时间为线索,为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等系年,对于使用者大有裨益。但是《文学史年表》中也存在一些疏漏之处,需要在使用过程中加以辨别。     

“集约性的现代”与主体性反思——顾彬与20世纪中国文学

"集约性的现代"是德国汉学家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命名。这一概念的提出,理顺了左翼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体现了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性。"集约性的现代"产生于现代民族国家确立过程中的现实需要,其中集体对个体的遮蔽制约着知识分子主体性的建构与张扬,二者的矛盾成为作者思考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基点。在对主体性的追问与反思中,作者的情感介入反映了一个汉学家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深情厚意以及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     

从翻译文本看林语堂的文化身份与文化选择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具有多重身份的知识分子。他不仅是文学家、编辑家,而且还是著名的翻译家。林语堂在他的翻译文本中建构着自己作为族裔散居者的跨文化身份。无论是翻译的动机还是翻译的文本抑或翻译的过程,都彰显着林语堂与其他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身份,正是这一跨文化身份的建构,促成林语堂做出了与其他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选择。     

论明末天才诗人夏完淳的诗歌创作——中国文学史上“天才序列”中的“特例”

夏完淳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天才诗人,集才士与英雄于一身.他不仅是明末云间派后进之领袖,就是在整个明末诗坛,他都是一颗闪亮的巨星.明清易代之际,夏完淳参加了抗清斗争,在残酷的现实中,他长歌当哭,渐渐摆脱了拟古习气,而呈现崇高一路的美学品格,诗格老成,得盛唐之伟丽.夏完淳少年英锐之气与老成之诗格相反而相成.夏完淳是有人气的英雄,并具有多元的情感世界.夏完淳是中国文学史上天才序列中的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