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lance between Punishment and Protection:Theory and Practice of State Exoneration from Criminal Compensation

在实现法治的过程中,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并非总是和谐一致,而往往处于冲突之中,这一冲突在刑事司法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如何合理界定冲突的平衡点?刑事赔偿国家免责的理论与实践为解决这一冲突模式,特别是在中国现实司法语境中合理界定二者之间的边界,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进路。在法治社会中,刑事赔偿国家免责条款所界定的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平衡点,绝不是中间点,而应当向保护公民权利倾斜,即在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应该优先保护个人权利。     

制度失范:一个土地冲突解释的新视角

因征地引发的社会冲突已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重要难题.关于土地冲突的缘起,既有的研究可以分为土地财政、 拆迁行为模式、 土地执法管理与生存道义等角度.在与已有解释展开对话的基础上,提出"制度失范"概念,认为土地制度在"规则""权力"和"治理"三个层面的"失范"构成了土地冲突的结构性根源.在规则层面,土地制度日渐消解其作为一种公共规则的公共性构建;在权力层面,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的权力失当成为土地冲突的直接诱因;在治理层面,基层乡村治理机制无法及时回应农民对土地权利实现与政治参与的强烈诉求.     

分权制衡理论评析

分权制衡理论及其具体模式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国家的整体和部分之间权力分工与制衡的关系.对于这一理论及其具体模式,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     

全球经济社会转型与马克思社会哲学模式的再认识

建立在劳动和资本分析基础上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自然关系-社会关系”双层冲突论,构成马克思社会哲学的完整模式。“西方”与“非西方”世界构成当今全球经济社会转型紧密联系的两面。仅从西方世界内部来看,其消费社会转型使“消费”、“社会关系”等上升为其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生产”、“自然关系”等则相对退居其次,这导致其内部社会冲突的“去自然化”;而从全球范围来看,西方通过资本跨国流通把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活动”的生产转移到非西方国家,则是将全球社会冲突“再自然化”的现实依据。“自然关系一社会关系”之间的冲突,构成当今全球经济社会转型中的主要矛盾之一,重构马克思社会哲学模式,具有极其重大的时代意义和本土意义。     

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范式中的安全合作模式

现实主义认为,冲突是国家间关系的本质,从权力政治理论推导出来的安全合作模式是均势模式或霸权模式;自由主义强调合作,根据制度约束原则建立起来的安全模式可能是集体安全模式、大国协调模式或多边安全模式;在建构主义者看来,理想的安全合作模式是安全共同体模式.国际关系理论的高度简约性决定了一种理论往往只强调国际关系的某一方面,而实际的国际关系则是复杂的.每一种范式对安全合作问题的思考都存在看成就和缺失.     

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合法性分析范式--对杜赞奇"权力文化网络"的批判性重构

中国乡村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不同于旧中国的社会控制多元化的现实景况,使得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型基本失去了对中国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解释力。在对其进行建设性批判的同时,建构了"乡村社会权力合法性交往结构"这一新型范式,把乡村社会权力主体的利益斗争视为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的交往、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以期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走向作出具有未来向度的分析。     

权力、责任与大国认同--兼论中国应对国际社会责任的应有态度

常识中的大国地位似乎仅仅与一个国家的权力特别是与其军事权势相关,即使是综合国力论也没有超脱这种以自助能力为基础的大国认知模式,但是国际社会大国地位的获得实质上是一个大国认同的过程,它不仅考察大国的自助能力,而且考察与其能力相称的义务和责任,因此构成了"权力+责任"的大国认知模式。本文通过对责任、权力与大国三个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剖析揭示了国际社会中权力与责任的对应关系,同时指出,权力与责任共同构成了大国认同的前提。中国基于自身国力的上升而逐步扩展国际责任的战略取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大国地位的认同,也展示了中国应对国际责任的应有态度。     

有限集权模式与政策执行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模式直接影响政策执行的过程和效果。为了维护中央权威，保证中央政令畅通，从我国国情和社会转型期的实际情况出发，应该选择有限集权模式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是有限集权模式的制度性依据国家结构形式是国家的中央权力机关与地方权力机关、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关系的构成方式，它是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关系在国家组织结构形式和原则上的体现。按照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不同构成形成．国家结构形式主要可以分为单一制和联邦制。单一制国家的中央权力机关掌握着主要的和统一的政治权力，并统辖着地…     

权力、责任与大国认同--兼论中国应对国际社会责任的应有态度

常识中的大国地位似乎仅仅与一个国家的权力特别是与其军事权势相关,即使是综合国力论也没有超脱这种以自助能力为基础的大国认知模式,但是国际社会大国地位的获得实质上是一个大国认同的过程,它不仅考察大国的自助能力,而且考察与其能力相称的义务和责任,因此构成了"权力+责任"的大国认知模式.本文通过对责任、权力与大国三个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剖析揭示了国际社会中权力与责任的对应关系,同时指出,权力与责任共同构成了大国认同的前提.中国基于自身国力的上升而逐步扩展国际责任的战略取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大国地位的认同,也展示了中国应对国际责任的应有态度.     

"完全的权力"与"绝对的权力"——中世纪教会法理论对现代国家主权理论的贡献及其局限

"完全的权力"和"绝对的权力"是现代国家主权理论最重要的理论渊源.教皇和教会在政治和法律理论领域作出创造性贡献是出于激烈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教皇英诺森三世发明了"完全的权力"论证其权力的至上性,以便在与神圣罗马皇帝和诸王的斗争中占据政治和法理上的优势;教会法学家约翰·条顿、劳伦修斯作出了有力的推动;奥斯蒂恩西斯则创造出"绝对的权力"和"普通的权力"这一重要区分系统地阐释了"完全的权力",深刻地改变了西方政治观念的走向,现代国家主权理论正是在这一理论脉络中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