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密簋释文考地

1986年,陕西安康县城东王井沟出土史密簋,铭文记述了周王朝与东夷、南夷的战争,对研究西周史、铜器断代以及山东半岛方国地理都有重大的意义。《文物》1989年7期发表了张懋镕、赵荣、邹东涛《安康出土的史密簋及其意义》,《考古与文物》1989年3期发表了李启良《陕西安康市出土西周史密簋》、吴镇烽《史密簋铭文考释》,《西北大学学报》     

利簋铭文句读管见

1976年3月在陕西省临潼县零口公社发现的利簋,是目前所知的西周青铜器中最早的一件。它记载了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是史籍有关武王伐纣记载的可靠的实物证据。铭文内容可同史籍记载相互补充印证。利簋出土后,引起考古界史学界的极大重视,很多专家学者相继发表文章,对铭文进行研究和训释,仁者见仁,均有各自的发见。但也从中看出,学者们对铭文的内容,看法并不一致。据我所接触到的文章看,对铭文的后半段见解无大差     

关于何尊铭文的几点新补证

1963年在陕西省宝鸡市贾村塬出土了一件西周初期的青铜何尊。在何尊里面底部有铭文十二行,一百二十二个字。其中虽然有三字因年久锈损,但尚可补辨,另有两字,因原字不清,名家正在探讨中。铭文的拓本见《文物》1976年第1期62页。 何尊铭文发现后,立即引起了学者们普遍重视,这对研究西周史很有益处。不过笔者在研读各家文章之后,尽管受到很多启迪,但仍觉得有些解释未到之处,现在予以补正,如有不当,请专家予以指正。为了便于说明,现将何尊铭文引录如下:     

高青陈庄引簋及其历史背景

山东高青陈庄墓葬群出土的引簋铭文,记载了周王任命引管理齐国军队,授权其作战,引奉命后聚合人众,取得战斗胜利,俘获兵器的内容。其时代在西周中期后段,其记事可与师■簋、师■簋、史密簋的铭文结合起来考察。对研究西周中期周王朝和齐国的关系,以及齐国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倗生簋》铭文新释

《生簋》旧称《格伯簋》,曾以三套传世: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各藏一件,皆有器无盖;上海博物馆亦藏一件,器盖皆全。此簋器盖同铭,拓本见于很多金文著录。其铭文涉及西周的土地买卖,这对于研究西周社会性质及土地制度至关重要,故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前人虽多有考证,但铭中一些字句的释读,从清季至今,未得其解。近来,笔者反复研读,偶有所得,试作新释,以就正于读者。     

宝鸡石鼓山M4出土48件精美青铜器

正2013年12月28-29日,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地考古,从8壁龛西周墓M4中提取出48件精美青铜器,其中包括青铜簠、球腹簋、乳钉四耳簋、牺尊和铭文方鼎等罕见青铜器。这次发掘的墓葬(M4)与2012年出土稀世铜禁的墓葬(M3)仅有十几米的距离,这两座墓葬大小、形制、结构、等级及重要性、基本相似。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占奎说,牺尊在商末较为流行,这两件基本一样的牺尊是商器,它们出土于周墓正好说明此墓出土青铜器的来源较复杂,应是伐商胜利后分配的战利品之一。结     

宗周与成周——兼探《何尊》“佳王初■宅于成周”的含义

宗周与成周是西周王朝的政治中心,即王都,数千年来并无任何异议,都认为平王东迁以前是两都并存。但是,自1965年《何尊》在陕西省宝鸡县出土,器底铭文中发现有一句“佳(唯)王初宅于成周”后,竟引出了新的问题。首先是唐兰教授写了一篇《何尊铭文的解     

再论史密簋所记作战地点——兼与王辉同志商榷

史密簋铭文记载了南夷等军入侵东国,周王命师俗、史密东征和东征的作战实况,为研究西周中期的战争史、东国与诸夷关系以及方国地名等方面,提供了新的金文资料。我曾在《史密簋铭文补释》(《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1期)一文中作过初步探索。     

西周南淮夷称名与军事考

南淮夷之称,仅见于西周晚期铜器铭文。由《生盨》、《敔簋》、《虢仲盨》《禹鼎》、《兮甲盘》、《驹父盨盖》等器铭可知,南淮夷军事实力强盛,作为周王朝的一支劲敌,多次侵入内地,打到今陕西商县一带,震动朝野。基于这一点,凡欲研究西周晚期历史,特别是军事史,周边民族关系史,无不注目于南淮夷。本文拟运用青铜器铭文,整理排列,对照文献,从南淮夷与东夷、淮夷、南夷的复杂关系中探求南淮夷的来龙去脉及其军事地位和作用。     

公簋(春秋)

<正>1977年山东沂水刘家店子出土,同出7件,形制相同。此件通高35.4厘米,盘径24厘米,圈足径17.7厘米。形似盖豆,簋身大口,方唇,折沿,浅盘,底略平,喇叭形圈足。器、盖饰鳞纹、蟠魑纹、三角鳞纹,圈足饰镂孔鳞纹。半球形盖,盖顶有八瓣镂孔莲状捉手,盖沿有四枚兽首小卡纽。盘内底有"公簋"二字铭文。现藏于山乐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旡可)簋、(旡可)尊非同人之器辨

本文拟在参考《(旡可)簋铭文与西周史事新证》一文的基础上,将(旡可)簋和其他相关铜器以及铭文相比照,在确定(旡可)簋为成王时期标准器的前提下对(旡可)簋与(旡可)尊器主的关系作以尝试性探讨。最后附带说明学术界对于"(旡可)"、"(旡可)"二字的隶定标准。     

郑州地区出土商周金文概述

截至2015年6月底前,郑州地区已公开发表的商、西周及春秋战国有铭青铜器共计有210余件,其中郑州市区出土13件,荥阳出土20余件,中牟出土1件,巩义出土1件,登封出土8件,新郑出土170余件。商代铜器铭文中以族名为主,比较重要的是在荥阳小胡村发现的"舌"铭铜器群。西周铜器铭文内容丰富,多涉及封国贵族,主要出土于郑州洼刘、新郑唐户、巩义等地。春秋战国铜器铭文则以兵器铭文为主,涉及地名、官名、人名、纪年等信息,主要出土于新郑、登封等地。     

■盂新考

■盂1970年出土于陕西省长安县沣西公社的新旺村。《考古》1977年1期《陕西长安沣西出土的(走甫)盂》已有报导,但所释甚简,铭文未能完全通读,颇多可商,铭文有几处确实难认,连断读皆有困难。读法不同,内容释就全不一样,1975年8月作者在西安市文管会曾就原器仔细考察,认为其中有几处地名、铭文关涉西周地理与制度,是很重     

眉县新出青铜器与西周王室世系、年代学及相关问题

2 0 0 3年 1月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了 2 7件氏铜器 ,其铭文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按铜器铭文内容与器形 ,可分为 3组 8篇 ,并应与 1985年在杨家村发现的另一组青铜器做综合考察。这些资料叙述了单氏家族 8代世系与西周王朝 12代世系的对应关系及相关史事 ,其中的 12位周王与《史记·周本纪》所述西周王室 12位列王的次序与称名完全一致 ,将 1976年出土的史墙盘所未列的西周王室后半世系全部补上 ,从出土文献的角度第一次全面印证了《史记·周本纪》等书面文献的可靠性。同时 ,还为西周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考古依据 ,证明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列“西周年表”的基本框架可以成立。另外 ,还有助于我们对西周历史文化有关问题的辨误。     

青铜簋

<正>济阳刘台子西周墓地出土。该簋侈口、束颈、鼓腹,平底、圈足。龙首形耳,下有钩状小垂珥,两耳间饰对称兽首。通高14.3厘米,口径18.5厘米,圈足径16.2厘米。器物造型规整、简洁庄重,为典型的西周早中期簋的器型。现藏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也释多友鼎铭文

陕西长安下泉村出土的多友鼎,是一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文物。田醒农、雒忠儒两同志在《人文杂志》1981年第4期上作了介绍和考释。李学勤同志在同刊同年第六期上也发表了详细的考释文章。这里仅就鼎铭释文和西周时猃狁入寇出入地的问题谈一点认识。 多友鼎铭文共二十二行,有重文一,合文一,共二百七十七字。第六行一数目字中间空缺一个十位数,细审器铭,系原铸就缺,因此不应按缺字计算字数。鼎铭共两个王字,按语气都应是重文。如果将两个王字都按重文计算则全文应是二百七十九字。     

郿县出土青铜器之初步研究

此批青铜器于一九五五年三月在郿县车站郷东李村出土,同坑共五件。该村农民李含璧扵掘地时得之,现由其侄李琨同志送交陕西省博物馆根据铭文内容研究。虽为一人所■可分两组。二方彞及尊为一组,牺尊及另一牺尊残盖为一组。彞是品盖对口铭文,品十行,一百零八字,重文一,盖十行,一百零七字,重文一,尊铭文在品内底,十行,一百零七字,重文一,三品铭文相同。铭文中■     

《图像集成》新收录四要素铜器铭文历朔研究

研究认为,倗叔壶铭文符合穆王二十八年(公元前976年)十月的历朔,作册吴盉铭文符合穆王三十年(公元前974年)四月的历朔,畯簋铭文符合懿王十年(公元前919年)正月的历朔,七年师兑簋盖铭文基本符合厉王七年(公元前872年)五月的历朔,我簋盖铭文符合宣王七年(公元前821年)正月的历朔。     

西周学校教育管窥

对西周时期的学校教育,古文献记载似较前代为详。尽管《礼记》、《周记》诸文献所述,难免掺杂了不少汉人的附会推论,不可尽信;但其中毕竟透露出一些真情实况;而出土的西周铭文,更为研究西周教育史提供了宝贵而可信的资料。因此,如果能够将古史文献和铭文二者结合起来,互为印证,慎重考察,则对于西周学校教育的基本轮廓,或即不难辨识     

读金文辨(二则)

一、《文物》1976年5期,载吴大焱、罗英杰二同志《陕西武功县出土驹父盨盖》一文。盨盖铭释文中有:“堇夷,俗不敢不敬畏王命”语,断句似不确。 我认为此句当读为:“堇(谨)夷俗,不敢不敬畏王命”。《礼记·曲礼》说:“若夫,坐如尸,立如齐,礼从宜,使从俗。”“使从俗”者,谓臣为君出使他国,须尊从他国之习俗。盨盖铭“谨夷俗”,言驹父谦从南淮夷之风俗,其义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