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西洋恐怖“幽灵船”的千古之谜

如果说，对于天空，人们最感兴趣的是UFO，那么对于海洋，探秘者最感兴趣的则是“不明漂游船”，即“幽灵船”。巴西一个家庭的奇遇，验证了“幽灵船”的存在，并引出了“幽灵船”的最新解释。     

寻找“幽灵船”

神秘的“幽灵船” 1872年12月5日，亚速尔群岛以东大约650公里处，英国双桅船“得·格拉齐亚号”上的船员发现了一艘正在漂移的船。“得·格拉齐亚号”的船长是戴维·莫尔豪斯，当他看到这艘船时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不就是。玛丽·赛勒斯蒂号”吗？莫尔蒙斯船长知道，“玛丽·赛勒斯蒂号”和他所在的船部是从纽约港出发的，但前者比后者早8天离港，按理说此时应该已经抵达意大利的热那亚，可它为什么还在亚速尔群岛附近呢？莫尔豪斯船长决定伸手相助，于是派一组船员登上了“玛丽·赛勒斯蒂号”。     

劣质铆钉“谋杀”泰坦尼克

一部《泰坦尼克》的电影让无数人相信,正是那座该死的冰山,让它蒙受灭顶之灾。然而,研究人员发现,不合格的铆钉可能才是导致这艘“永不沉没”的豪华邮轮沉没的凶手。     

谈娄烨电影《推拿》的“反类型化”倾向

娄烨的电影《推拿》突破了同类型残障题材电影的叙事陈规,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反类型化”倾向：它一方面规避了声泪俱下的“苦难模式”,另一方面亦不同于宣扬“身残志坚”的主旋律励志电影,同时也与略带理想化色彩的残疾人“纯爱电影”拉开了距离。将《推拿》置于描写残障群体的电影文本序列中进行观照,对其独特的“声音关怀”、“盲视觉”的电影语言,以及平等的叙事姿态进行了细致评析。     

2012年，玛雅人究竟是怎么说的

电影《2012》向人们展示了在2012年冬至那天“发生”的山崩地裂、流星飞溅、大火熊熊、海啸滔天的恐怖景象。末日来临，人类文明危在旦夕，人们在喜马拉雅山紧急建造了一艘“末日方舟”，以便能够逃过浩劫，继续繁衍。其实，早在这部电影上映之前，2012年这个年份已经变得“恶名昭彰”。有人言之凿凿，说根据玛雅人的预言，世界将在2012年12月21日毁灭。那么，关于2012年，玛雅人究竟是怎么说的？世界真的就要毁灭了吗？     

跨媒介与跨文化焦虑的发生：“元电影”视角下的《银汉双星》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中国电影发展与创新的探索时期,为中国电影本土化创作理念以及电影文化的自反性思考提供了方向,也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出现的《银汉双星》《银幕艳史》等具有自觉“元电影”意识的电影创作做了铺垫。1931年的《银幕艳史》已被赋予了重要的史学价值,而《银汉双星》作为更早于《银幕艳史》的一部“元电影”,在电影从无声到有声的变化过程中,无论是其媒介特性、叙事结构、视听语言还是民族意识的探索都值得进一步关注与探究。从社会时代背景、早期电影工业语境以及电影工作者的创作的元电影意识等方面来看,《银汉双星》具有作为中国电影史中第一部“元电影”的可能性,这一个案亦具有管窥早期中国电影跨媒介和跨文化焦虑发生的价值。     

文艺遗产与中国电影的“公民启蒙”

李欧梵曾以“社会写实主义”或“批判的写实主义”来归纳现代中国电影传统,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着中国电影史的另一条动脉：“通俗文化演义”。社会言情电影是通俗文化演义传统中的主脉,它不时占据着中国影坛的主流。谢晋将文艺遗产融入电影,遵循“改良现实主义”的社会言情电影创作传统,这恰与“批判的写实主义”形成对照。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中,谢晋电影扮演着“公民启蒙”的桥梁角色。80年代至今,中国影坛能够出现《芙蓉镇》、《霸王别姬》、《活着》、《色｜戒》、《一九四二》等比较成熟的佳作,既表明了“情感体验”与“改良现实主义”的生命力,也显示着“文艺遗产”与“公民启蒙”的当代活力。     

战争题材电影如何再现爱国主义精神——以《长津湖》为例

近年来,一系列战争题材电影走进大众视野,深受好评与赞美,爱国主义主题表达空前浓烈,其中以电影《长津湖》为甚。文章通过分析电影《长津湖》中爱国主义精神的表达方式,旨在探寻何以通过战争题材电影这一独特的艺术方式再现爱国主义精神的宏大叙述。电影《长津湖》以宏大视野和微观叙述相结合的方式刻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影片在爱国主义精神表达与凝练上采用“全景散点式”独特风格,讲述了志愿军将士“中华脊梁式”英雄群像和“英魂永驻”的个体奉献精神,重构战争题材电影中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态塑造,巧妙地运用电影传播、数字传播以及共情传播相融合的创新方式,生动诠释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此类战争题材电影成为激发大众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文艺载体。     

新中国的乡村传播实践——基于“十七年”农村题材电影的分析

对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中国家意识形态如何在乡村传播,并以“移风易俗”“忆苦思甜”的方式进行社会动员,重塑乡村生活的艰辛历程等系列问题,以“十七年”间拍摄和放映的电影为对象,对选题、人物形象、情节表达等进行细致的对比分析。研究认为,在新中国“十七年”间,电影《儿女亲事》等抨击旧婚姻制度,歌颂自由恋爱的婚姻和宣传新婚姻法,《槐树庄》等电影则呈现了土地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人际关系,电影《神鬼不灵》等是破除迷信、宣传科学的电影,这些电影对旧民俗、旧的社会关系的摧毁,使民众开始重新认识社会的习俗和习惯,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和规范就在“移风易俗”的电影中逐渐出现和建立了;电影《暴风骤雨》《白毛女》等成功刻画了旧制度中人民遭遇的苦难,表明革命是不能在传统的旧风俗土壤中自动生成的,反映的进步思想是社会是前进和发展的,必须与反动阶级和落后势力进行斗争,通过“忆苦思甜”来建构新政权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在“十七年”所力推的这项农村题材电影文化政治传播既是国家对内传播实践的创举,又柔性地将乡村政治引导到新的社会形态中,成功地实现乡村治理的社会主义转变。     

社会主义女性电影与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以王苹导演作品为例

作为新中国第一位电影女导演,王苹在20世纪50年代、 60年代导演的《柳堡的故事》《永不消逝的电波》《霓虹灯下的哨兵》《江山多娇》等经典作品,展现了政治社会环境变革与王苹女性主义意识表达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王苹导演的社会主义电影聚焦于两性关系中“革命”与“恋爱”的兼容;另一方面,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由传统的“被拯救者”成为“自救者”与“拯救者”,既彰显出革命年代女性主体能动性的表达,也融入了导演个人的意志,同时隐喻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解放的政治期待。值得注意的是,电影中“母亲”形象从缺位到归位,从单薄到丰满的发展过程,也折射了代际关系与家国关系的变迁与重构。     

《七宗罪》的超我化暴力：拉康精神分析的诠释

“超我化暴力”构成了当代惊悚电影经典《七宗罪》的基础快感逻辑。超我化暴力使“律法”与“快感”两个原本相互对立的 实体离奇地相互混融,并由此脱离传统惊悚电影经典《惊魂记》中的病理化暴力与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逾越性暴力之范畴。影片 中对超我化暴力的戏剧化描绘对“邪恶”这一永恒道德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夜宴》的“审判”

9月13日晚,中央一套《新闻联播》的一条新闻是关于《东京审判》在全国取得好票房,除了大量电影片段,还采访了一个年轻的观众,大意是看了“很震撼,很受教育”。中央一套以新闻联播的“尊贵身份”来推介一部国产电影,是极其稀少的,印象中只有伟人传记片或当代模范共产党员例如《孔繁森》之类影片才有这个“待遇”,而此类电影,往往官方是贴钱的。《东京审判》得到了最高规格的“营销”,这是《夜宴》即使愿意花1000万宣传费也做不到的。但有意思的是《东京审判》当天晚上就结束档期了。     

两种“现实”的竞现：网游时代的“银幕世界”——以电影《头号玩家》与《失控玩家》为例

日益风靡的网络游戏促发了电影对其进行“再媒介化”的创作,由此诞生了一批“网游电影”,《头号玩家》和《失控玩家》即其中的两部代表性影片。与之前的电影对单一物理现实的呈现不同,这两部影片转向了对科技仿真现实与物理现实的共时思考和同时表现,其中内含着“网游电影”之“一个银幕、两种现实、三重世界”的结构关系,亦显示出“网游电影”与传统电影在叙事、主题、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及差异。此外,“网游电影”在吸收游戏元素的同时,又受到了电影艺术的规约和再编码。     

电影《大地》与“中国形象”

鸦片战争以降,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运渐恶化。然而,20世纪30年代,“中国形象”却产生了重大转变。在此转变过程中,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小说作品《大地》及由其改编的同名电影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分析电影《大地》中所体现的正面为主的“中国形象”,以及这一积极形象背后的历史、社会成因。     

中国大片的5年之痒

《十面埋伏》制作投资2.9亿元;《无极》耗资3.4亿元;平民导演冯小刚招来了1亿多人民币投资拍摄《夜宴》;就连热衷小制作、边缘电影的贾樟柯也将拍摄一部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的《刺青时代》……中国商业大片的投资蔚然成风。然而,中国商业大片更像是一座根基不稳的空中楼阁,故事的肤浅与薄弱成为其发展的瓶颈。“中国大片”一词并非传统词汇,在新版《现代汉语词典》中也没有收入该词。中国人最早对于“大片”的接触追溯到1994年11月首部引进大片《亡命天涯》。从那时起,中国电影与好莱坞大片展开博弈,从起初的“狼来了”到今天的“与狼共舞”…     

逆光下的生活：岩井俊二电影的美学特征

作为日本新电影运动旗手,被誉为日本最有潜质的新近“映像作家”的岩井俊二,其电影作品以影像清新独特、感情细腻丰富著称。本文通过对岩井俊二的经典作品（《情书》、《燕尾蝶》、《关于莉莉周的一切》、《梦旅人》等）的分析,归纳出岩井电影美学的发展脉络,并讨论其电影与众不同的美学特征,并指出其电影美学的实质是表现一种“逆光调”的生活。     

符码转换与价值延异——鲁迅小说改编电影的路径与实践

鲁迅小说改编电影有1956年北京电影制品厂的《祝福》、1957年香港长城电影制片厂的《阿Q正传》,1981年的《阿Q正传》《伤逝》《药》和1994年《铸剑》六部作品。这些改编电影在寻找忠实文学原著的精神内涵和契合改编的时代语境间平衡,艺术表达上暗隐当代中国文学性渐弱而视觉性渐显的趋势。改编电影从原小说中挖掘贴合电影表达的质素,强化电影的故事性,强化情节结构,增添情感元素。充分利用原小说中包含着现代性的“看”的思考和现象,在银幕上下、故事内外的各种历史文化影像中试图寻找小说和电影共通的解读编码,演绎成各类影像化模式。鲁迅小说电影改编的实践经验都显示了20世纪中国现代性文化语境中的视觉语言和文字语言影响和交融日益加强的文化现象,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字文化经历影像转化进入更为宽广的“公共领域”的努力过程。     

从“精神分析”到“英雄牌”痒痒挠——姜文“后革命”电影中的英雄叙事

分析导演姜文“后革命”电影《鬼子来了》和《让子弹飞》的英雄叙事模式。虽皆讲述“英雄”,与中国近代革命历史相关,但两部电影的主旨并不在“主义”和“革命必胜”的宣传,而是在革命的“宏大叙事”框架之下的“非正典叙事”。《鬼子来了》着力于“后革命”的民族文化反思,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影响下的日本耻感文化对中国封闭的农民意识的威胁;而《让子弹飞》激动的却是一种男性的英雄原欲,其影视剧改编则是消费主义背景下的“乌托邦游戏”。     

沈从文小说的电影改编之探讨

沈从文的小说展示了真实的人性,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世界”代表的是一种美好、健康、自然而不悖于人性的生活方式。他的《边城》《萧萧》《丈夫》相继被改编成电影《边城》《湘女潇潇》《村妓》,根据其小说改编的这3部电影,不仅展现了湘西人积极健康、善良淳朴的人性之美,还呈现出不同于小说原著的“湘西世界”,更加...     

趣事

《三抢拍案惊奇》经典台司 电影《三枪拍案惊奇》由于有赵本山、小沈阳、闫妮等笑星的加盟，使一部电影几乎变成了一台小品，“笑果”十足。现搜集其中几句经典台词与读者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