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地认识"现实的人"与"抽象的人"

旧哲学以“抽象的人”为其人学理论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以“现实的人”为其入学理论的逻辑起点。“现实的人”与“抽象的人”有明确的内涵,二者不可混淆。但是,换个角度说,“现实的人”也是“抽象的入”,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的。     

典型与意境是探索艺术超越性的殊途

艺术是现实的反映 ,但它并非是对现实事物的平面模拟 ,而是能够超越现实的。“典型”与“意境”就是探索艺术超越性的两个范畴。“典型”是从具象超越到抽象本质 ;“意境“是从在场具象超越到不再场的具象。“意境”比“典型”更能彰显艺术的超越性和艺术的魅力所在。     

自我意识·对象性的人·现实的个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变革源于其存在论根基。以“现实的个人”为存在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终结了全部形而上学，实现了哲学的当代性。而“现实的个人”的形成则经历了“自我意识”、“对象化的人”、“现实的个人”三个阶段。与此同时，表征哲学存在论之现实性的“活动”也相应地经历了“自我意识的创造活动”、“对象性的活动”、“生产实践活动”三个过程。实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论形成的隐密的中心。     

论马克思个性思想的发展逻辑

马克思的个性思想的发展过程,围绕“个性自由及其实现”问题展开,经历了五个发展环节：‘‘理性指引”——“意志自由”——“人的异化和人的解放”——“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其思维进路为“理性本质、自然本质与现实存在的关系”——“个人的现实生存状态（现实的自我异化及其扬弃）”——“个性自由而全面发展”。     

中国梦视阈下的“四个全面”——基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三维思考

“四个全面”,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基于中国梦的视阈,可以从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现实、未来纵向三大维度审视“四个全面”。从历史维度看,“四个全面”是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的深刻总结;从现实维度看,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面临的问题,是“四个全面”提出的客观要求;从未来的维度看,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习近平关于“三个务必”重要论述的依据、要义和实践要求

“三个务必”是百年来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总结,是应对“新的赶考之路”挑战的现实要求,也是“两个务必”守正创新的表现形式,具有深层次的历史依据、现实依据和理论依据。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永恒追求,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两个务必”的高度凝练,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夺取新胜利的必然要求,牢记“三个务必”需要深刻领悟“三个务必”的基本要义,把握好三个“务必”之间的内在关系。新时代弘扬“三个务必”,共产党人需要遵循加强“三个务必”教育、坚持人民至上原则、增强党的斗争本领、推进党的建设工程等四个方面的实践要求,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逻辑与“两个结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一个科学的有机整体，是人民立场、唯物辩证的科学观点与方法的辩证统一，其“理论与现实双向趋同”的整体性逻辑构成“两个结合”的深层本质。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源于青年马克思对“理论与现实”矛盾的解决，开启于对“物质利益”问题的深层剖析，以哲学立足现实，创立唯物主义大历史观。在这一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下，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剖析，让现实印证理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创立剩余价值理论。由此，社会主义学说被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上，为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奠定了科学前提。“两个结合”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的根本途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双向趋同，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过程。     

从“包头空难”看国际航空私法中的“深口袋被告”

文章以“包头空难”为切入点，重点阐述了主要航空大国特别是美国“深口袋被告”的理论与实践，并从理论与现实基础两个角度论证了中国采用“深口袋被告”的现实可行性。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黑格尔命题质疑

黑格尔曾提出一个非常有名的哲学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在当时的德国，在保守派和激进派两个方面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前者赞赏，后者反对，但是他们对这个命题的理解却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此所谓“现实”意即“存在”、“现存”。所以如恩格斯指出的，     

分裂与置换——析《呼啸山庄》中的凯瑟琳·恩萧

根据弗洛伊德理论和后现代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分裂”、“置换”这两个概念分析,《呼啸山庄》中女主人翁凯瑟琳的死亡悲剧是源于她内心深处既追求理想化爱情又追求现实爱情的“兼得”心理。“理想”与“现实”这两股力量在她身上相互对抗,势均力敌,最后将她的精神撕裂。传统文学批评拔高了该小说中男女主人翁爱情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反映了在艺术的“安全”领域里,作者与受众喜好将理想凌驾于现实之上的心理。     

“治安承包”及其对公法私法二元区分的挑战

文章认为，对于“治安承包”现象的出现，应该考查它出现的背景、在现实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才试着从理论上寻找支持或反对它的理据。通过“公共行政”、“公法私法二元区分”两个视角的分析，笔者认为，“治安承包”现象的出现有其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因素，而且实践证明其在现实中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不应该简单地否定“治安承包”现象。     

当代小说创作“神奇现实”的归位——罗伟章“三史”研究

“三史”需作为互文本体系来读,他们具有现实主义基础与现代主义技法的融合,并引发对“神奇的现实”命题的重新审视。“三史”的根基首先是现实主义的,“神奇”既是“现实”的一部分,从创作设计来说更是对“现实”本质特征的点睛之笔。罗伟章的“神奇现实”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路径中的“魔幻现实主义”理解不同,具有拉美作家“神奇现实”本意的回归,也是“神奇现实”在新世纪中国小说创作中的再出发。     

余华长篇小说新作《文城》的承续与创新

余华长篇小说《文城》综合了余华20世纪80年代中短篇小说的先锋性和90年代长篇小说“回归”现实主义的传统性,既有艺术形式上的先锋探索,又有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反映,具有极高的可读性。《文城》的内容既有“生活的现实”,又有“文学的现实”,其“现实”是“虚伪”与“真实”的混合。与余华其他长篇小说相比,《文城》的时代与历史、现实与想象、虚构与真实的“并存”更为自然无痕。小说讲了三个故事,这三个故事内部是统一的,相互之间却是分裂的,但这种分裂在余华创作的整体上却实现了某种统一性,也即先锋的余华与“回归”的余华在这部小说中实现了统一。《文城》在书写血腥、暴力、死亡上,在语言诗性上,在人物对话书写上都承续了余华小说的一贯风格,但在主题、结构、题材、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又有比较大的变化,具有新的开拓意义。     

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现实转化

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促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向现实转化，必须从思想观念上深刻认识“五个第一”；从科学技术上真正做到“三个可行”；从实际行动上认真落实“五个到位”。     

关于马克思新哲学体系的起点——马克思新哲学体系探讨之三

马克思新哲学体系的起点,不是“物质”,而是“现实的人”。这是马克思新哲学面临的根本任务和研究的主要对象所规定的,也是马克思新哲学的研究方法所要求的。马克思所理解的现实的人,是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发展的共同产物,必须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去把握其本质。作为马克思新哲学体系起点的“现实的人”,是由多个相互联系的范畴按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结构而组成的范畴群。     

古诗词中的“旧时”例释

古代诗人面对历史遗迹往往触景生情，有一种时空穿梭、情感进发之感慨，他们往往置身于两个“情境”中，一个是“历史之情境”，一个是“现实之情境”。而这两个“情境”往往又形成鲜明的个性对比，诗人从中领悟到了历史变迁、社会盛衰的现实，种种情感交织碰撞，使得作品字字凝练，意境深远。     

论人的虚拟生存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本质学说分为两个层次:人的类本质和人的现实本质;“虚拟人”的本质是对现实人的类本质的虚拟化,即对现实人的目的性、意识性和创造性活动的提升和对现实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超越;人的现实本质是无法虚拟的,它规定和制约着“虚拟人”的虚拟本质,后者只是前者在网络空间的一种表现形式。     

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情感建构

现实和历史情境要求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要强化情感的建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一百年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蕴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共情力”。因此，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情感建构的现实基础，自觉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共情力”,对新时代有效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精神“故乡”的失落——鲁迅《故乡》赏析

《故乡》是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中的一篇,是鲁迅作品中最让人喜爱的作品之一。鲁迅的《故乡》中写了三个“故乡”:一个是回忆中的,一个是现实的,一个是理想中的;第一个是“过去时”的,第二个是“现在时”的,第三个是“未来时”的,小说突出描绘的是现实的“故乡”。一、回忆中的“故乡”“我”回忆中的故乡是一个带有神异色彩的美丽故乡。它的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展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这里“深蓝”的天空,有“金黄”的圆月,有“碧绿”的西瓜,少年闰土有一副“紫色”的圆脸,脖子上带着“明晃晃”的“银白”色项圈,海边有…     

历史?理论?现实:“两个确立”的三维阐释

“两个确立”是深刻总结党百年奋斗历程得出的重大历史结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形成的重大政治成果。“两个确立”作为理论和实践的产物,不是凭空出现的“飞来峰”,也不是别国经验的简单复刻和剪裁嫁接,而是在艰苦的革命斗争、激荡的历史搏击中凝结而成的智慧结晶,它是历史选择、时代呼唤、民心所向、众望所归,具有深刻的历史、理论和现实逻辑。从历史逻辑来看,“两个确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智慧结晶;从理论依据来看,“两个确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品格与鲜明本色;从现实需要来看,“两个确立”是应对当前国内外复杂形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然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