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也要研究生产力——为平心同志《论生产力》文集序

平心同志《论生产力》的文集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令人十分欣慰的事情。 平心同志是为历史学界和经济学界所熟知的一位老战士。《论生产力》这本文集主要收编了他一九五九年后半年到一九六○年底研究生产力理论的文章。众所周知,平心同志为此曾受到过非常不公正的批     

我对生产力性貭問題的具体意見

自从平心先生提出了生产力二重性問題后,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有的贊同,有的反对,至今还没有确定的結論。他在“四论生产力性质”一文中,提到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見,他说: “不但有好多同志来信或口头同意我的見解,就报刊上刊載有关生产力问题討論的文章来看,也并非没有人同意我的論点的。例如在我发表了‘论生产力性质’一文之后,齐蓀同志在《文汇报》一篇短文中就采取了生产力具有社会属性与物质技术属性的論点(他的解釋同我略有出入)。”因此,不能不把我对这个问题的具体意見,加以更詳細的说明,請同志們批評指教。首先,我把在《文汇报》发表一篇“决定生产关系的主要因素是生产力水平嗎”短文的原委說明一下。当时写那篇短文的原因,是解答读者来信所提出的问题,問題的中心,在于有人誤認为决定生产关系的主要因素是生产力水平,因而产生了美国和苏联的生产力水平彼此相差不大为何生产关系各有不同的疑問,于是根据本人不成熟的意見,写了那样一篇文章。在那个时候,根本未曾留意到平心先生的文章,     

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论问题——与平心先生商榷

半年多来,平心先生先后在《学术月刊》、《新建設》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探討生产力性质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平心先生提出了对生产力性质的独特見解,引証了不少材料和經典論著,而且文章本身組織得自成系統。但是,由于平心先生的研究沒有建立在牢固的事实材料基础上,所以他的全部理論核心,是值得考虑的。前此已有苏星、周治平、楊宇等同志在《光明日报》和《学术月刊》上提出了商榷意見。笔者基本同意以上諸同志的論点,但由于以上諸同志在文章里沒有对平心先生的理論进行全面的評論,使平心     

关于生产力问题的讨论

李平心同志于一九五九年在《学术月刊》第六期发表了《论生产力的性质》一文,以后又继续在《学术月刊》和其它报刊发表了一系列论著,他在这些文章中提出了一些值得研究和讨论的学术问题。在讨论中既可以发表赞同他的观点,也可以发表不同意他的观点。这本来是学术讨论中的正常现象。谁料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竟对李平心同志扣上种种政治帽子和罪名,对他进行迫害。现在,李平心同志在政治上已经得到平反,对李平心同志在生产力问题的种种政治上的诬陷不实之词应予推倒。但在理论上仍然没有解决,也不宜轻易作出结论,我们希望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继续展开讨论。     

关于生产力的二重性与生产力的发展动因的一点想法

蒋学模同志在《应当重视对生产力的研究——评介李平心同志关于生产力性质的理论》一文中,基本上肯定了李平心同志在1959年提出的对有关问题的探索性工作。笔者在当时曾经在《也谈我对生产力问题的两点认识》一文中,对如下两个论点作了论证:(1)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范畴,生产力具有二重属性,即自然技术属性和社会历史属性;(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除了联     

必須正确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关于生产力性貭問題討論中若干方法論上的问题和平心先生商榷

平心先生在关于討論生产力性貭的文章和发言中,提出了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其中有不少問題,如所謂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等,都涉及到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概念及其辯証关系等根本理論問題。同时,在論述上也涉及到馬克思主义方法論上的若干問题。据平心先生說,有些人之所以不可能接受他的关于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等“科学主張”,是“因为他們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慣,既不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統一,又不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根本区別”,可見,关于生产力性貭問題的論爭,是与如何理解和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不过在这一埸論爭中,究竟是誰真正的坚持了辯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呢?又究竟是誰“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惯”呢?这是本文所要探討并提出和平心先生商榷的問題。在討論之先,我同意平心先生提出的,要有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准則。平心先生說: “在进行討論的过程中,我希望大家遵守一个共同准則,就是为了使各方面的意見尽量明确,必須集中研究已經提出的一些主要問題和基本論点,不要一味纠缠在个別字句上,否则不仅不易使討論深入,而且可能糊涂問題的实质,分散討論的力量。”我十分同意这样一个准則。并且根据这样一个准則,作一点說明:既然我們討論的要求,不要“糾缠在个別字句上”,而要使不“糊涂問題的实质”,那么在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上,我要提出和平心先生討論的,不在于誰口头上或“个別字句上”是否承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而在于实貭上如何正确理解和解决这一辯証关系。就平心先生所发表的文章和发言来說,虽然也說过不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統一”之类的話,但是这还不足以証明平心先生是正确的理解和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辯証关系,也不足以証明平心先生沒有在实貭上混淆或割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关系。所以,根据这一准则,我們的討論,的确不应該停留在“字面”上,更不能停留在“个別字句上”,而必須进一步探討其理論的实质。但是遺憾的是,我觉得平心先生自己有时并沒有遵守自己提出的准則。例如平心先生在《四論生产力的性貭》中說: “使我感到极大兴趣的是,你(指謝昌余,下同——引者)說我在‘字面上’还一再申述是重視这种作用的(指生产关系的作用——心),足見你多次讀到我所說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密切相联、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重要的促进作用或束縛作用一类的話。不管你所說的‘字面’命意如何,有了‘字面’不就有了駁倒你的誣告的鉄証么?”我認为平心先生的这种态度是武断的,是缺乏学术討論所应有的态度的,也是違背了平心先生自己所提出的准则的。因为平心先生如果要証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就同样不能借口有了“字面”就有了所谓駁倒“誣告”的“鉄証”,而必須从“主要問题”和“基本論点”上,从具体的理論分析上来弄清“問題的实质”。所以,我必须再次說明,我現在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提出一些意見和平心先生商榷,主要的也不在于平心先生是否在“字面上”承認这种辯証关系,而是力求从平心先生的“主要問題”和“基本論点”上,进行具体的理論分析,以便弄清楚在理論实质上,究竟是如何解决它們之間的辯証关系,究竟是誰“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慣”?这一点,想平心先生是不会有所异議的。     

再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再評平心先生的生产力理論中若干方法論上的錯誤

在《学术月刊》今年第六期,我曾对平心先生的生产力理論中若干方法論上的錯誤,提出批評的意見,并初步討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当时討論的重点,主要是針对着平心先生的生产力“社会属性”迭一錯誤观点而提出的。对于他的生产力“自行增殖”的謬論,原准备留待以后分析。最近两三个月以來,平心先生在《学术月刊》、《新建設》、《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又陆續发表了几篇关于生产力性质的文章,进一步为其錯誤观点辯护。因而,引起学术界許多同志进一步展开爭論和严正的批評,我認为这是完全必要的。本文仍試图着重从方法論上来进一步分析平心先生的生产力理論的错誤实质。为了叙述的方便,現分为两个部分来討論。一,評平心先生的生产力“自行增殖”論在方法論上的錯誤;二,再評平心先生在生产力“社会属性”問題上的詭辯手法。     

生产力发展动因探讨

探讨生产力发展的动因,特别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因,以及生产力发展的外因怎样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过程,是从理论上认清生产力的本质,并在实践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问题。学术界不少同志在分析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因时,常常引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定律: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即: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时就促进生产力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性质时就阻碍生产力发展。这种理解当然没有错,但不全     

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几个问题

如何理解和运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在我国学术界历来就有争论。骆耕漠同志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问题”一文中,对于这一规律的具体内容,以及它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作了比较细致的探讨,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我认为文章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却是需要商榷的,特提出来,和骆耕漠同志讨论。     

三论生产力性质——关于生产力性质的涵义问题及其它

本刊第六期和第九期先后发表了平心先生论生产力性质问题的文章后,引起读者的注意。《光明日报》10月12日和11月9日经济学版亦先后发表了与平心先生商榷的文章。在这期间,本刊陆续收到好几篇来稿,就生产力性质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等问题与平心先生进行讨论。现在,先发表杨宇先生致平心先生的信和平心先生的答辩文章。我们欢迎关心这个问题的读者、作者参加讨论。——编者     

论李平心“生产力内部矛盾”理论及实践意义

李平心先生原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我国著名的理论家。他治学严谨、勤奋，知识广博，不仅在历史学方面，而且在哲学、经济学、文学等学术领域，都有深湛的研究，发表了许多卓有创见的论著。特别是从１９５９年后半年到１９６０年底，在这不足一年半的时间里，连续在《学术月刊》及其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十论生产力性质”和其他研究生产力问题的文章，共１５篇，对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及其规律作了深入的研究和论证，在我国理论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据我所知，对生产力性质、发展动力及其规律的研究，像李平心先生那样深入到生产力…     

富于创造性的理论研究工作——李平心“生产力性质”理论述评

本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我国经济、哲学、历史等学术领域,曾围绕上海社会科学工作者李平心同志关于生产力性质问题的主要论点,开展过一场讨论。这场讨论涉及到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问题。焦点是生产力有没有内部矛盾和动力?政治经济学要不要研究生产力?对此,平心及其为数不多的支持者的回答是肯定的;而参加讨论的大多数文章则基本上(或实际上)持否定态度。现在,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终于冲破了极左思潮的羁绊,正在     

简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正> 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前些时候学术界对片面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反作用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这是非常正确的.但也有的同志进而提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不存在反作用,特别不存在促进生产力的反作用,这在我看来就不对了.郑克中同志在《重新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见《思想战线》1985年第5期),以及《再论生产关系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见《山东经济》1986年第4期)等文中提出的看法,就是后一种观点的代表.本文拟就郑文谈点看法,以供同志们研究、讨论.     

再評平心先生的生产力理論——兼答平心先生給我的一封信

我在《学术月刊》1960年第二期发表了“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論問題”一文,只是作为一个初学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澤东同志著作的青年学生,讀了平心先生的一系列的有关生产力問題的論文之后,感到不能同意他的論点,因而提出了一些商榷性的意見。不料平心先生缺乏冷静,在“四论生产力性质”一文中,說了許多使人遗憾的話,如果平心先生真的能說出个真理来,那也沒有关系。可惜我拜讀了平心先生的“四论生产力性质”一文之后,仍然感到失望,仍然不能同意平     

究竟什么决定生产力的性质

生产力性质问题,在一两年前,曾进行过一番讨论,现在又被重新提出来了。细分起来,问题有三个:第一,生产力有没有自己的性质?第二,什么是生产力的性质?第三,什么决定生产力的性质?第一个问题,我认为是不成问题的。不论我们是用生产力的性质这个术语,还是用生产力的发展程度、高度、阶段等等术语,来描摹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生产力都是质和量的统一。生产力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性质。至于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我认为它们有连带关系。假如我们弄清楚了什么决定生产力的性质,也就很容易弄清楚什么是生产力的性质。因此,我所要讨论的,主要是什么决定生产力的性质。关于什么决定生产力的性质,现在出现了两个鲜明对立的意见。有的同志认为,决定生产力的性质的,是生产资料的性质,特别是劳动工具的性质。另有一些同志强调主要是劳动者、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性质,甚至认为,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也决定生产力的性质。因此,什么决定生产力性质的问题,就牵涉到生产力中人和物的相互作用问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问题、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问题,我们也就不能不从这三方面来进行分析。为了明确讨论的中心,必须指出:需要讨论的,不是什么是生产力发展中经常的决定力量,而是什么决定生产力的性质;不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能否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决定作用,而是它们能否决定生产力的性质。还必须指出,这里所谓什么决定生产力的性质,并不是说有一个有意志的主体在决定,而是说有某个因素成为生产力性质的标志。因此,我所谓什么决定生产力的性质也就是什么标志着生产力的性质。作过这几点交代,我们就来讨论本题。     

研究生产力性质的方法论问题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和通晓社会发展的规律、特别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真正地掌握了这一规律,就可以说是从一个根本方面掌握了社会发展的辩证法。讨论生产力性质问题的一个主要意义和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加深我们对于社会发展规律、首先是对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认识。什么是生产力性质?生产力性质是由什么决定的?这类问题的讨论,对于研究生产关系为什么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生产关系如何适合生产力的性质     

评谢昌余先生“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论问题”

上月讀到謝昌余先生的“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論問題”,据他說,这是一篇“对平心先生的理論进行全面的評論”的文章,使我很感兴趣。自从平心先生去年六月发表了“論生产力性质”后,这个問題曾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半年多以来,参加討論的除昌余先生外,还有在《学术月刊》,《新建設》和《光明日报》发表有关文章的胡星、周治平、楊宇、彭蠡诸先生。平心先生为了“再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大家商量”等原因,又写了“三論生产力性质”,“关于生产     

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系统与改革

<正> 建国以来,我们长期不重视研究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只讲生产关系反作用决定论,把生产关系看成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导致离开当代中国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来谈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造成社会主义建设最初三十余年生产力发展缓慢.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来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只有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社会主义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推进,以至共产     

当代政治经济学要把生产力的研究放在首位吗——与熊映梧同志商榷

熊映梧同志在1980年提出“经济科学要把生产力的研究放在首位”之后,引起了争论。去年他又重申这一主张。我认为这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一、政治经济学只能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不能把生产力的研究放在首位熊同志说:“政治经济要不要研究生产力,诚如许多同志指出的,是关系到这门科学的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我认为争论的焦点,不是要不要研究生产力,而是要不要把生产力的研究放在首位。几乎所有主张以生产关系为对象的同志,都没有说不要研究生产力。以生产关系为对象,也决不如熊同志所说的把生产力排除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外。因为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

《经济研究》1979年第10期发表张闻天同志《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的文章,其中就谈到“生产力是经济范畴,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一部分”。《社会科学》1979年第3期刊载的孙冶方同志的《政治经济学也要研究生产力》一文,赞同李平心同志的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同时也要研究生产力的观点。如果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生产力,那就意味着要去研究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要去研究人们对自然进行斗争的能力。这样,政治经济学势必要“侵犯”工艺学、技术学乃至生理学、心理学等等各门学科了。可是“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而毕竟是一门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