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拟骚诗对屈骚主题的重现与衍变

汉代拟骚诗是对屈骚的传述之作,再现和揭示了屈骚部分思想主题及艺术蕴涵,然受时代思潮、个人经历、思想情感的影响,发生了表现重心与格调的衍变.拟骚诗对屈骚的解读与楚辞评论共同深化了汉代楚辞接受.     

宣寄情志 联类已身──两汉骚体赋与文人不遇心态

宣寄情志联类已身──两汉骚体赋与文人不遇心态马正学关于两汉骚体赋，古今论者已多有研究，本文试就两汉骚体赋予屈骚言志精神之承沿及其所折射的两汉文人的心态作一粗浅考察。王逸在《楚辞章句·九思序》中说：自屈原终没之后，忠臣介士游览学者读《离骚》、《九章》之...     

论楚辞对汉诗的影响

汉诗大抵包括楚歌、乐府、文人五言诗。楚歌在艺术形式上与楚辞实无区别;乐府中的部分作品变化楚辞而创为三言体;文人五言诗“风神或近楚《骚》”。艺术情调上,楚歌本身就具有哀怨悲凉的情调,而屈、宋又把这种悲凉之音加之以更为深沉的内涵,形成“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汉代下层文人的人生悲剧命运,促使他们在创作中自觉认同楚辞的创作倾向。从而使这种情调在汉代的楚歌、乐府与文人五言诗中再度复现。     

班彪《北征赋》文史价值考论

《北征赋》具有重要的文史价值,它不仅反映了两汉易代之际文人的生活状况,为了解文人的创作心态提供了重要资料;而且上承屈骚精神,下启引史入赋、借史咏怀的抒情小赋,具有重要赋史价值。《北征赋》以近乎直录的方式保存了许多史料,对进一步了解秦汉时期的交通状况、班彪民族观的形成以及汉代四家诗的发展等多有裨益。     

是模拟之作还是解读之文──《楚辞》中四篇汉人作品的性质归属质疑

一般认为,《楚辞》中的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这四篇汉人作品是纯粹的对屈骚的模拟之作,内容空洞,没有任何价值可言。本文通过对汉人这四篇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基本内容、写作体例等问题的考察分析,认为此四篇作品并非传统理解的是对屈骚的单纯模拟之作,而是汉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解读之作,是现存最早的关于屈原的文学性评传。它们是汉代极值得重视的评论楚辞的文献资料,在楚辞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两汉的文学观与两汉文学

①汉儒认为诗的主要价值是讽谕,这种观念禁锢了两汉诗歌的发展。②汉骚赋虽模仿屈骚,但因无屈原的“悲世”激情与批判精神,加之以理性思辨代替抒情,故缺乏屈骚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③汉大赋追求大美与形式美,标志着赋家文学自觉意识的增强。但铺陈与讽谕存在矛盾,使大赋成为病态艺术;赋中缺乏作家的真情,使大赋成为“为文造情”之作。④因司马迁的悲剧遭遇及“发愤著书”的意识都与屈原相通,故在汉代文学中,真正继承并发扬屈骚传统的是《史记》。⑤乐府诗虽对现实生活的再现与诗人主观情志的表现交融并重,但作家的主体意识却得到更大的张扬。⑥东汉后期,人们逐渐摆脱政教伦理文学观念的束缚,重视文学的抒情特征,而《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则标志着“缘情”文学的诞生。     

模拟中的解释: 论《楚辞章句》中的汉代拟作

<楚辞章句>中收录了许多汉人模拟屈骚的作品,这些拟作在艺术水准上与屈骚有着一定的差距,但是<楚辞章句>的编纂者将它们收入,符合汉代经学的编纂体例.更重要的是,这些拟作体现了汉人对屈骚的理解,其中一批作品将屈原塑造成为正道直行、眷恋故国的道德楷模,这批作品大致在西汉中后期被结集,流传至东汉,王逸对其进行了修订增扩,最终形成了<楚辞章句>这部楚辞学最重要的选本.这个选本广泛流传,它的阐释倾向抑制了对屈骚的其他理解,深刻影响了从汉代至今人们对屈原及其作品的基本认知,并最终完成屈原和楚辞的经典化塑造.     

屈骚、巫神与宗教迷狂

屈原是上古巫文化时代的伟大诗人,他的作品带有深重的巫文化印迹。但从汉代来以文入学者多按儒家传统注解屈骚,在研究方法上多囿于考释。时至今日,在一般人心目中,屈原是一个竭忠事君的伟大爱国者,一个没有男女情欲的庄严偶像。屈骚中的“巫迹”被曲意淡化,甚至完全抹杀了。本文拟从巫文化角度重新对屈骚加以评价和解释,尽力恢复屈原和《离骚》的本来面目。     

中国诗学主潮：古代文人诗的形成过程

唐代诗歌的繁荣,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文人诗成为主流。纵观唐代之前的诗歌史,虽然呈现以民间歌谣为主体向由民间歌谣与文人诗并峙局面的转型,但由《诗经》与《楚辞》构成的诗、骚范式,已经为文人诗的最初萌育种下了胚芽。两汉时期,诗歌艺术创新精神在经学化时代趋于失落,但经学化本身的文化意义却在文人心理形成深厚的积淀。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乐府民歌仍然占据文学史的重要地位,但随着文学自觉意识的萌起,文人诗创作已蔚为大观,而这正是唐诗极盛的直接基础。在唐代之后,整个诗史只不过是文人诗范式的不断转换而已。由此可见,以唐诗极盛为核心,清晰地勾画出一条以文人诗演进为主轴的诗学主潮。     

论屈原早期创作特色

这是作者从屈骚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轨迹角度研究屈原的系列论文之一。全部屈骚，是屈原不同时期政治处境、生活境遇、心态变化的审美物化形态。而屈骚的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则是一个动态的整体系统。探讨其间的联系与发展轨迹，则不仅有助于科学判定屈原作品的特定序位，判断其创作时间及它们各自在屈骚整体中的位置，而且有助于全方位认识屈骚的创作个性。基于这种动态的考察，本文将屈原创作分为两朝、三期、五个阶段这三个层次。屈原的创作是以《桔颂》为发轫的。其中以道自任的人生理想，追求至善至美的精神，其句式、结构、象征手法，都发轫于此而贯穿了屈原创作的始终。《桔颂》清新丽朗的风格，则正体现初期创作特点，与昂扬奋发时期的心态相适应。《惜诵》是屈原早期创作第二阶段的重要标志。屈骚个性化的抒情诗从《惜诵》开始，是屈原第一首辩诬抒愤之作，更鲜明体现了屈骚本色。《桔颂》、《惜诵》都奠定了屈骚艺术个性的因子，为以后两个时期三个阶段的创作的发展、完善奠定了根基     

屈骚意象论

《诗经》与屈骚是我国最早的诗歌作品.它们以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诗歌创作的艺术表现,奠定了我国诗学的基础.其中,诗歌意象的建树,对后世影响甚大.这里,拟对屈骚意象的内涵作一初步的分析.     

伤逝惜原,抒愤托骚——贾谊《惜誓》综论

汉世即已流传天下的骚体诗作《惜誓》,可以认定为贾谊之作。东汉以来怀疑和否定《惜誓》为贾谊之作的三条主要理由,实际上难以成立。《惜誓》当作于贾谊被疏之后、任长沙王太傅之前,亦即文帝二年(前178)年末。《惜誓》的题意,乃悲哀远去。贾谊作《惜誓》,旨在代屈原立辞,抒写屈原被放逐而离别国都的悲愤和欲高蹈远游却牵念故乡的情怀,同时寄寓了自己被疏离而将远去的愤慨。《惜誓》在思想内容上,主要体现为爱国情感、愤世心绪和见疏哀怨;在艺术表现上,主要体现为骚体诗风、瑰玮境界和奔放气势。《惜誓》反映了贾谊早先模仿屈骚创作骚体辞赋的风貌,虽然难与屈骚的成就伦比,却也深得屈骚遗风;还反映了汉人早先模仿屈骚创作骚体辞赋的风貌,开创了汉人拟骚诗的传统。     

从汉儒评《骚》看两汉文学接受的异化

楚辞的代表人物屈原及其作品在汉代曾引起广泛的争论,尽管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人对屈骚的评价有褒有贬,但他们的批评取向却十分一致:这就是竭力将屈骚评论纳入经学的轨道,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原则作为屈原人格及其作品思想性评价的根本准则,以至于从根本上遮蔽和消解了屈骚的浪漫主义美学精神和艺术特色.因此,汉儒对屈骚的接受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对两汉文学接受的这一异化现象进行认真的考察和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此期文学接受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论汉代骚体诗的情感表现

汉代骚体诗的情感表现具有多样性、丰富性与艺术性。从多样性与丰富性来看,骚体诗可归结为帝王之歌、臣子之歌、隐士之歌、文人才女之歌以及远嫁异域女子之悲歌,它们虽在总体上承袭了屈骚“主悲”的情感基调,但由于诗人各自身份地位、人生遭遇不同,因此,诗中情感极富变化,极具有个性色彩。从艺术性来看,汉代骚体诗打破了楚骚固有的表现模式,根据诗情表现的需要,灵活决定诗体形式,句式灵活多变,格调呈现多重意蕴。骚体诗以其情感表现的多样性、丰富性与艺术性证明了它是汉代抒情诗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孔雀东南飞》文本考索

《孔雀东南飞》诗继承了汉代乐府古辞的叙事传统,结合了“弃妇”、“殉情合葬”、“烈女”等传统母题,叙事方式和整体结构安排因情节扩展和篇幅增长均有相应发展;其叙事风格与后汉辛延年《羽林郎》非常接近,受古辞《陌上桑》“日出东南隅”影响较大,不仅迥异于以程序语句为框架的《木兰诗》,更与魏晋文人书面化程度较高的叙事作品有别。由于其文本形式的各个方面均与现存汉魏时期的文献材料密切相关,《孔雀东南飞》诗当为汉末建安文人拟乐府作品。     

论屈骚对谢灵运诗文之影响--兼议《楚辞》在六朝的传播

家族出身、文学才情、政治理想、仕途遭际等方面与屈原相似,是谢灵运接纳屈骚精神的重要原因。《楚辞》寄托比兴、浪漫想象、铺排叙事等手法,又影响到谢灵运的具体创作。结合六朝政治局势、时代风尚、文化思潮来看,缘情绮靡的诗风,推动了文人对形式美的探索;动荡更迭的政局,加深了时人飘若转蓬的无依感。讨论屈骚与谢灵运诗文之间的关联,进而探索六朝文人对《楚辞》的接纳,对于明确谢灵运文学思想的构成,洞察谢诗用典特征,钩沉《楚辞》在六朝的传播,具有非常意义。     

原型美学——《诗》《骚》美学

海内外对《诗》《骚》影响中国诗学的作用,谈论了何止万语千言,但其眼点都是《诗》《骚》的艺术表现技巧,很少从深度层次上去探究、说明。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说:“遇有浮沉,时有得失。畴才汇于末世,利禄萃其性灵;廊庙山林,江湖魏阙,旷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从;文人情深于诗骚,古今一世也。”《诗》《骚》美学之所以被中国文人所接收,并代代相承,其更深原因何在呢?这正是我们所要接触并探讨的问题。     

从骚体赋看汉人对屈骚的接受与传播

汉代是有载籍以来全面接受和传播屈骚精神的第一朝,汉代骚体赋又是汉人接受传播屈骚精神的艺术结晶。汉代骚体赋从文体特征到题材内容、思想情感,始终映射出屈骚的光辉。汉代骚体赋对屈骚的接受突显出“士不遇”的忧患,对忠君爱国精神、正直高尚品格的颂扬,同时又表现了对屈原以身殉国行为的批评。凡此种种,忧患、颂扬、肯定与批评,都反映了汉人的人生观、道德观和社会思想观念,并带上汉代大一统的社会文化特征。     

论屈原中期创作特色——屈骚的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轨迹之二

本文是作者研究屈骚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的系列论文之二。是《论屈原早期创作特色》的续篇。对屈原中期创作做了全方位动态考察。汉北“三年”之放是屈原创作高峰。此期屈原传世作品最多、质量最高、最能体现诗人艺术个性。本期创作分四个发展步骤：（一）《九歌》。其写作目的有三个不同层次，产生三种不同效应，是民俗本源、国事寄托、身世感喟隐显有别的立体化主题。较诗人以往作品更多地体现了个性特征。（二）《思美人》、《抽思》。屈原“恋君情结”滥觞于《九歌》，发展于《思美人》、《抽思》。这两篇愈趋成熟地体现了屈骚个性特征。“香草美人”象征体系、两段一“乱”结构、沉郁缠绵风格都基本定型。（三）《离骚》。它最能体现屈骚个性特征。忧愤深广的情思，直陈其事、香草美人象征体系、神话故事化系统虚实相生的三维构思和表现手法，回环往复“三致志”抒情方式，沉郁顿挫、风逸缠绵、刚柔相济风格等等，都达到了屈骚艺术成就的极致。（四）《天问》。它是哲理抒情诗。情韵淡化、思理深化，显示出屈骚艺术风格变化的新趋势     

以《诗》释《骚》--论王逸《楚辞章句》注释方式

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王逸在注释时采取了以《诗》释《骚》的方式,用两汉诗经学的解释方法来解释《楚辞》。这种依《诗》取兴的方法影响甚远,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学术从东汉末至魏晋的转变,在楚辞学史及文学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