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小说”理论的“文体比较”思维与成就

18 97- 1 91 6的 2 0年是中国小说文体理论由传统向现代迈进的初始阶段。其间 ,人们对小说文体的认识理解 ,经历了在“经、史、子、集”框架下小说与“群书”的比较 ,到中西小说比较以及“艺术系统”内比较的过程。通过比较思维的更变 ,“引进”了一些新的小说文体概念术语和理论模式 ,小说观念上发生了许多变化 ,并尝试构建系统的现代“小说学”。     

“平话”辨正

通过对“平话”概念相关文献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全面系统的梳理辨析,既对前人研究做了全面总结,又对其中的诸多误识进行了深入辨正,重点指出,“平话”的命名是元代初年从演说方式的角度对当时最为盛行的主要说唱伎艺进行区分的结果。明清时期,“平话”还被引申为白话通俗小说及其文体和多种讲唱伎艺的泛称。近现代,“平话”曾被古代小说研究界定为宋代白话通俗小说及其文体的泛称和古代短篇白话小说的文体类型概念。     

试析庄子的“情性”观

“情性”观是庄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庄子认为“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然存在,所以《庄子》内篇有以“生”代替“性”之例;而“情”则指人的喜好、厌恶之类的情感,是人主观思维的结果。性是与生俱来的,所以人有生命即有性,而情则是后天的产物,有生命者非必有情。庄子后学则进一步认为“情性”为恶之源,这种观念与战国后期的性恶论接近。《庄子·盗跖》篇“强反其情性”,其意并非指强力违反其性情的美行,而是顽固反归私欲习性的恶德。     

论南朝诗学对“吟咏情性”说的改造

“吟咏情性”是南朝诗学的核心观念,但这一命题是从汉代诗学中移用过来的。在汉代诗学中,“吟咏情性”的含义是：诗歌是抒情的,而所抒之情须是合乎礼义的,须以礼节之。到了南朝诗学那里,“吟咏情性”这一命题被作了改造。改造是在两个方面进行的：在情的问题上,在基本含义未变的情况下,抽去了礼的制约作用,因而扩大了情的范围;在性的问题上,则渝换了概念,抛弃了汉人对性的伦理学解释,注入了才的因素。这样,在南朝诗学中,该命题表达的含义就是：诗歌既要抒发个人生活中产生的真实的思想感情,又要表现诗人独特的才情。南朝诗学之所以要对该命题加以改造,主要是因为它自身处于两股对立力量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张力之中。一方面它有着向唯美方向发展的要求,这决定了它必须要在旧命题中注入新内容;另一方面,它又与传统儒家诗学有着联系,是儒家诗学片面发展的结果,这决定了它必须要到传统思想中去为自己的合法性寻找理论依据,这就是它为什么终究只是沿用一个旧命题的原因。     

论元人诗论中的“情性”问题

元人是怎样认识诗歌创作与作者情性之间的关系的?以下我们将分别从情性的主导性、制约性和诗歌创作的目的性等方面进行分析。 元人普遍肯定“情性”是人皆有之的。而诗歌创作和作者情性的关系,则情性是主导的,诗歌创作受到了作者情性的制约;换言之就是:人无情性就无诗。 后期诗论者、诗人杨维桢曾有一文写他一次与“同年(同中进士者)黄子肃”等人“论闽浙新诗。子肃数闽诗人凡若干辈,而深诋余两浙无诗”,意思是闽诗胜浙。黄(闽人)是闽非浙的言论激恼了浙人杨维桢(杨籍贯乃今浙江绍兴),于是杨回击道:“言何诞也,诗     

“云雨”与“合气”的宗教(神话) 原型及其诗歌嬗变

“云雨”.作为中国古代性关系的隐语,从宋玉赋中提出“巫山云雨”后,大量地出现于古代诗词之中。人们往往忘记了、忽视了“合气”也是一个古代性关系的隐语。而且两者的性质与目的完全不同。这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主干造成的。“云雨”与“合气”作为不同价值取向     

“格言中的体系”——尼采的“反哲学”及其写作

“毕达哥拉斯文体”的创构既有中国传统的思想渊源,又深受西方现代思想观念的启迪。尼采回到古希腊思想的根源处反思、重构哲学,通过引入“格言”与“诗”两种表达方式,倾心“聆听”世界交响曲的“回声”,并以“语境化”的结构方式构建“格言中的体系”,消解苏格拉底以来的理性主义力量,系统重估形而上学的价值。尼采颠覆了传统哲学概念化、体系化乃至形式化的书写程式,将语言视为理性与启示之母,赋予思想更强的穿透力与生命力,使人重新成为更深、更广力量的倾听者、领受者和传达者。尼采的哲学写作是一种理智诚实的标志,予人启示良多。     

“抒情”如何“现代”,“现代”怎样“中国”——“中国抒情现代性”命题谈片

“中国抒情现代性”是王德威继“晚清现代性”之后提出的又一重要学术范畴.一方面,它的命题与问题意识直接来源于普实克、夏志清、李欧梵等人代表的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它借鉴了陈世骧、高友工等人上世纪中期在北美和台湾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开创的有关中国古代的“抒情传统”的思考.王德威尝试将二者嫁接在一起,重构现代中国的情感结构与文学谱系.“中国抒情现代性”接续了他在“晚清现代性”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将对“中国现代性”的寻找由晚清延伸到中国古代——进一步拓展到中国思想与情感的内部,表现出海外中国研究者对文化多元主义、“后学”、文化研究以及批判理论等在内的当代西方人文思想的回应,同时也表现出这一代海外中国研究者独特的文化乡愁.虽然无论是以“抒情”这一西方诗学概念来描述中国古代美学传统,还是以“抒情”对“史诗”的对抗来描述现代中国历史,王德威都面临着一系列知识难题与思想陷阱,但王德威的“抒情”方式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民国文学视野中的现代文体学

“民国文学”较之中国现代文学或者其他文学史概念,主要体现为新的学术视野的拓展,对什么是“文学”、什么是“现代文学”以及什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问题的重新认识与思考.在民国文学视野中,文体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是重新认识这一时期文学特质的不可绕过的问题.而各种文体研究和文学批评活动和实践总结而形成的文体学,既是民国文体的理论提升,也是文学观念的另一种呈现方式.民国文学视野中的文体与文体学打破了传统的“新文体”、“旧文学”坚壁,构建了一个包括新文体、传统的古典文体和通俗性的流行文体在内的完整的、体系性的文学文体谱系.古典文体的流芳余韵,新文体的实验性、现代性,都市流行文体的世俗性、时尚性,不同的作家群体和读者群体各得其所.当然,所谓民国文学中的古典文体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异,开始与新文学进行融合,新文学也积极吸收古典文学的艺术精神,以合适的文体表现时代的新思想,或者说为新思想寻找到了恰当的文体.正是这样,人们看到了内涵丰富的文学历史,看到了民国文学的审美向度.     

“法理学”与“法哲学”关系之管见

本文对目前学界“法理学”与“法哲学”两概念并用的由来作了简要的考察。通过对“法理学”与“法哲学”概念的界定 ,文章认为 ,两者在学术传统、学科归属、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四个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 ,“法哲学”与“法理学”是相互联系 ,且相互独立的两个学科     

儒家“公私”思想的人伦关系维度——兼论“差序格局”的社会伦理含义

本文以儒家思想传统下的公私概念为中心,着重讨论儒家公私概念在人伦维度上的含义。研究比较了儒家与法家思想脉络下公私概念的不同语义,进而区分出儒家公私概念在人伦层次上的双重内涵：第一,公私概念经历了从经验的“君-臣”关系到抽象的“尊-卑”秩序的演变,后者成为建构儒家关系伦理的基本原则;第二,人伦性的“私”,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伦理,也构成了儒家相当重要的“公”的内容。传统儒家所强调的“公”的价值,在人伦层次的理解维度上,恰恰体现为对孝悌忠信等所谓“私人的道德”的践行。由此,本文也对社会学经典概念“差序格局”背后的社会伦理含义进行了思想史溯源式理解。     

论谢灵运的“文体宜兼，以成其美”的创作观

六朝是我国哲学与美学大发展时期。作为诗运转关文学家的谢灵运，在其哲学思想及创新思维指导下，也产生了颇有特色的创作思想。尤其是他的“文体宜兼，以成其美”的创作自觉，以审美的标准打破文体间的绝对界限，互吸互融，从而兼善各体，风格多样，突破了传统的源自儒家“正名”思维“辩体”观念，有利于文学的多元化发展。     

开放的文体观——刘勰文体观念探微

对刘勰文体观念的探讨,通常的路径是从体裁和风格这两个概念出发,作平行的研究。事实上,由人体概念引申出的"体"的整体性和直观形相性是刘勰对文体认识的基础。在刘勰看来,文体不是某一因素所能决定的,而是情志事义和辞采宫商等形式因素的有机统一,是文体客观规范与作者主体情性的对立统一,是体裁和风格的交融结合,正是在这多种关系的辩证把握中,刘勰完成了他综合性的辩证的文体观念建构。刘勰这样的一种文体观念架构,因其指涉意义广泛,使中国古代的文体论具有向多种路径发展的可能和潜力,而成为一个包容能力极强的开放系统。     

“法理学”与“法哲学”关系之管见

本文对目前学界“法理学”与“法哲学”两概念并用的由来作了简要的考察。通过对“法理学”“哲学”概念的界定，文章认为，两者在学术传统、学科归属、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四个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法哲学”与“法理学”是相互联系，且相互独立的两个学科。     

关于晚清“新文体”的“恶评”问题及其他

作为整个晚清时期散文创作主流的“新文体” ,因与长期在文坛上占据正统地位的“桐城派”散文的尖锐对立、且有取而代之的力量和趋势 ,在其发展的各阶段中 ,必然招致了它的对立面人物的种种诋诬、攻击 ,即所谓的“恶评”。问题的深刻性还在于 :对“新文体”予以各种“恶评”的 ,大都为晚清思想文化界的有代表性的重要人物 ,而且由于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文化倾向各不相同 ,着眼点多有区别 ,因此这些“恶评”的思想文化内涵也就是显得格外的丰富和复杂。     

“体”:从文化到文论

作为中国文化元关键词,“体(體)”的本义指骨肉相连、血脉相通的生命之躯.在“人”(人之生命存在的类自觉)和“身”(人之生命存在的主体性自觉)两个概念的基础上,“体”概念是对人之生命存在更具体内在层次的自觉.当“体”用于描述人自身时,多指与心相对的肉身性躯体;当“体”引申指人生命以外的其他事物(如文章)时,则是对事物具体存在的整体呈现.由此形成“体”关键词的两种表义模式,即“心-体”相对模式与“异‘体’”相对模式.“体”用之于文论,称文之“体”多为彼此相对之“文体”,各种辨体理论即是彼此相对的文体关系之体现.据此表义特征并征诸众多文献,可证作为文论关键词的“文体”的基本内涵是指文章自身的整体存在,并在具体语境中呈现出丰富的特征、构成及层次.与此同时,当以“心-体”二分关系比照文章内在构成时,“体”也可偏指与文意相对的外在直观形式.但“体”的偏指义与基本义并非同一层次的概念内涵:源自文化元关键词“体”的自身整体存在,才是“文体”的本质规定.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

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的研究,虽然把握到实践概念,但存在人的生命本性研究维度的缺失。西方传统哲学“科学观点”与“神学观点”的思维方式是割裂了人性的思维方式,无法实现对人与世界的真实理解。马克思从人的自身根源,以否定性统一的“实践观点”去理解人及其对象世界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符合“人之本性”的思维方式,从而变革了西方传统哲学对人与世界的极端化理解模式,实现了在传统哲学理论中割裂的人性的统一。马克思在思维方式上的此种变革,也是当代中国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未来的重要思想根基。     

"大众化"与"经典化"--"红色经典"论之五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在确认这种经典化文学遗产价值存在的合理性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话语概念就是“大众化文体”。本文先将“大众化”作为一种“现代性”思想文化现象进行检视,继而从“大众化文体”与革命意识形态、“大众化文体”的“一体两面”的审美言说方式这两个论述层面,解析了“大众化文体”在“红色经典”中的审美构成功能和创作思维机制,并阐释了“红色经典”是如何通过“大众化文体”解读世界、建构意义。     

古代“公案小说”辨异

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 ,一些专业的辞书、论著 ,一致认定公案小说是在宋人的勾栏瓦舍中“说”出来的。其实不然 ,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始终伴随着中国古代小说走完了产生、发展、衰微的全过程。作为一种文体概念 ,公案小说是在大量的作品产生之后 ,经宋人的“说话”而定名的     

《庄子》中的“气”及“气化词”的文化本源

“气”在《庄子》中内容广博，灵活多变，与老庄哲学思想融为一体。在庄子的思想中，“道”是“气”产生的基础。《庄子》中“气”的概念，建立在道家学说的基础上，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源，极大地丰富了汉语文化的内涵。汉语中，有许多“气化词”，其内核和庄子中的“气”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