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满鲜花的田野:播种者费孝通

小序 费孝通作为杰出的学者,有自己鲜明的个性,那就是不喜欢书本上的死道理,总愿意从生活当中看出问题.这种学术的作业方式,可以当得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费先生充满传统士人的忧患情怀,但又是一个现代型的知识分子.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牵引着费孝通的心思.可贵的是,费孝通并没有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行动者".所以,尽管费孝通参加过政治,包括1949年以前的"民盟",20世纪50年代的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80年代以后当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为"首长",但这都不是费孝通对自己的定位,外物于我何有哉!费孝通可以说也是一个多元一体的统一体,貌似不可解的背后,其实有费孝通内在的逻辑和心情.     

纪念费孝通先生民族研究7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为缅怀费孝通先生对我国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做出的突出贡献,由国家民委主办、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和中央民族大学承办的“纪念费孝通先生民族研究70周年座谈会”10月10日在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在书面讲话中指出,费孝通先生一生经历的90多年,正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大变革时代。费孝通先生不仅是时代重大事件的见证人,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的活跃参与者。在这一过程中,费孝通先生为我们贡献出了社会经济和民族文化两方面的杰出智慧和研究成果。他说,费孝通先生始终把个人的研究紧紧贴在国家发展的脉搏和人类发展的…     

大瑶山调查与费孝通民族研究思想初探--纪念费孝通、王同惠大瑶山调查七十周年

2005年是费孝通、王同惠大瑶山调查七十周年,费孝通先生也于同年4月24日逝世.笔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试图就大瑶山调查对费孝通人生和学术的影响、民族研究思想的形成以及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思想展开初步的研究.     

亲迎"三区论"的知识社会学分析——对费孝通研究的一个补充

学术界对费孝通及其学术思想与方法的研究虽然成果众多,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费孝通的学士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这些研究几乎都参与构建了费孝通是一位功能论者与社区研究者的标准认识,但这篇论文却是一个不同于上述标准认识的特例,它研究文化分布,对它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和了解费孝通.因此,围绕费孝通在论文中所形成的亲迎"三区论",笔者在本文中详细论述了这一理论得以形成的多元背景和影响因素,解释了这一不同于传统功能论的研究特例如何产生的问题.     

三本书,三种心态——如何探讨费孝通的人类学思想

天于费孝通的生平和学术思想的讨论,国内目前比较集中概括的,主要见于三本书:大卫·阿古什(David Arkush)的<费孝通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张冠生的<费孝通传>(群言出版社,2000)及潘乃谷、王铭铭主编的<重返"魁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金秀大瑶山考察对费孝通一生学术研究的影响

金秀大瑶山考察是费孝通一生学术研究的开始,他一生中的一些重要学术成果与大瑶山考察有关,他的学术研究方法在大瑶山考察中得到首次应用和体验。大瑶山的考察改变了费孝通一生学术研究的方向。     

费孝通先生逝世

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费孝通同志,因病于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费孝通先生曾任本刊特邀顾问,长期以来对本刊的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关怀和支持。对他的逝世,本刊表示深切的悼念。费孝通先生逝世     

从"礼治秩序"看法律人类学及其问题

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那段沧桑的日子里做了许多事.1935年夏天,他与新婚妻子王同惠一同前往广西大瑶山研究瑶民生活,到冬天,在山里遭遇不幸,王同惠未获生还,费孝通负伤,在广州治疗之后,1936年夏天借养病之机在家乡调研.该年秋天,费孝通把所获材料带到英国,在马林诺斯基的指导下,完成了其名作<江村经济>.1938年,费孝通取道西贡进入云南,得到中英庚款资助,在该地开始研究工作,在"魁阁"创办社会学工作站,致力于"类型比较"研究.     

费孝通先生的民族研究经历简析

<正>如果将1935年瑶族调查作为费孝通先生学术生命的开始,那么,直到先生逝世,其学术生命持续了将近70年。然而,费孝通先生的学术生涯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受"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及之后的"文化大革命"等政治因素的影响,他失去了23年宝贵的本来可用于学术研究的时间。所以,先生将"文化大革命"之后重新开始的学术研究视为自己学术上的第二次生命(费孝通,2000)。     

“以心换心”：费孝通及中央民族访问团在贵州访问的经历与意义

20世纪50年代费孝通及中央民族访问团在贵州的访问经历,在贵州省乃至中国民族工作史及费孝通的学术生涯中,都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事件。对费孝通而言,访问团经历是其学术思想的转折点。对贵州而言,访问团在贵州参与的民族工作及其后果,本身就是一项长达70余年民族平等关系政策的省级实验,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经验,当下更可成为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省级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