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怀乡

鲁迅对于故乡的情感极为复杂。本文从鲁迅青年时期"逃离"绍兴、鲁迅的现代观念的建立和"现代者"身份的确立等方面否定了鲁迅怀乡。     

鲁迅:最受诬蔑的人--鲁迅去世后,非议鲁迅现象面面观

鲁迅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然而,鲁迅被利用,被歪曲,被肢解,鲁迅成了"两个鲁迅",一个是作为客观存在的鲁迅,一个成了当权者整人的工具仓库中一件被经常使用的工具.鲁迅成了最受诬蔑的人,单纯的鲁迅世界变成了十分复杂的各种各样的鲁迅现象.     

鲁迅所处的时代与鲁迅的"骂人"现象

鲁迅“骂人”是特定时代的特定文化现象 ,并不只是鲁迅在“骂” ,事实上是更多的人在骂鲁迅。与其纠缠于鲁迅的“骂人” ,不如更多地去了解鲁迅所处的时代。如此 ,才能更好地了解鲁迅“骂人”的形而上意义。     

鲁迅儿童文学译作中的欧化现象考察

有关鲁迅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聚焦他的译作的研究,目前并不多见.其中的一个原因或许是他的译作欧化的痕迹过多,晦涩难懂.以鲁迅的三部儿童文学译作<小约翰>、<表>和<俄罗斯的童话>作为具体的考察对象,从动态的视角来探究鲁迅儿童文学译作中的欧化现象,可以发现,就鲁迅的儿童文学译作而言,欧化现象并非一成不变.从整体上看,鲁迅后期的儿童文学译作中的欧化现象没有他中期的明显.同是后期的作品,也会有一定的差异.     

“池田鲁迅”:战后日本鲁迅传播的新形象

与竹内鲁迅丸山鲁迅等日本学院鲁迅形象一样,池田鲁迅也是在战后日本时代语境中建构的日本鲁迅形象。一方面,池田大作对鲁迅的思想探究和价值传播一直紧贴战后日本变化的时代语境,并积极致力于发掘鲁迅之于当代世界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池田鲁迅不同于日本的学院鲁迅,它是日本鲁迅实用性研究的典范。另一方面,在1980年代以后,池田大作在注重鲁迅人性革命思想的同时,也开始重视发掘鲁迅的文化交流意义和教育思想价值,并以鲁迅为媒介,推进东亚乃至世界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使得鲁迅传播显示出强劲的活力,而池田鲁迅也成为鲁迅在海外传播一个不容忽视的新形象。     

被遮蔽的鲁迅形象——阶级斗争话语与鲁迅的符号化

在对鲁迅宣传和阐释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条与其精神背离的政治功利性线索,启蒙者的鲁迅形象长期被遮蔽。1962年后,鲁迅被纳入“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视野中来,“文革”期间的每一次政治运动,都从鲁迅身上榨取资源,内涵丰富的本应“说不完的鲁迅”被“文革”政治彻底地符号化了。     

浅谈鲁迅的“直译”与“硬译”

翻译家鲁迅以笔代戈,穷其半生从事翻译介绍和研究外国文学.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坚持“宁信而不顺”的“直译”与“硬译”,批判削鼻剜眼,强调翻译要有“异国情调”.针对“直译”与“硬译”的异议,从翻译之区分题材、预期读者及翻译目的三个方面为之辩护.作为时代翻译家的救亡图存的最强音,鲁迅坚持“直译”与“硬译”,以达“益智移情”之效,是“窃”外国之火,照明中国的黑夜,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     

鲁迅对“老中国”形象的解构

鲁迅分别从历史、现实、以及历史、现实与未来关联和交互的三个维度,解构了老中国形象,即从纵向的维度,通过对传统文明的反省,展示对老中国历史的深刻剖析;从横向的维度,通过对老中国现实境况的执着批判,展现对现代文明的价值建构,同时从纵横交互的维度,通过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关联和交错,三位一体地展现对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现实状况与发展前景的深度思考。     

鲁迅与翻译小述

作为中国翻译发展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鲁迅的翻译思想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的宁信而不顺和直译继承了古代文质说和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说,他的洋气翻译思想对后来的翻译思想有很大的启示作用。鲁迅的翻译思想可以说是为翻译目的服务的,本文将从他的翻译目的入手开始他与翻译的简单综述。     

《鲁迅诗稿》书法艺术探寻

书法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中国传统文人、学者必备的文化素养与技能。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学者书家是中国近代社会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他们虽无心于书法但却是当之无愧的书法家,他们的书法成就对当代书法学习、研究以及书法的良性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鲁迅先生的诗稿,融诗之情与书之韵于一体,以独特的文风气韵和真挚的情感,不仅为书法提供了更为深广的内容与审美空间,而且丰富了诗歌的审美空间,扩展了精神世界的表达方式,无疑是我们研究鲁迅先生书法以及精神世界的最宝贵资料。     

“爱”与“自由”:鲁迅生命的底色——鲁迅早年生活透视之一

对鲁迅的早年生活进行新的阐释,论述早年鲁迅所体味的人间之“爱”,所展露的“自由”天性以及这一天性所得到的最初应和与强化,提示人们关注这两种最初的人生感受、生命意欲在鲁迅整个生命世界中的深层奠基作用。     

鲁迅的书籍装帧与“民族性”体现

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在中国现代书籍的装帧设计方面也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不仅对中国传统的书籍装帧艺术深有研究,还大力引进了西方好的书籍装帧形式。在引进西方优秀文化艺术的同时,他注意到了一个关乎民族文化根本性的问题——＂民族性＂,鲁迅的书籍装帧设计正是他勇于引进西方文化而又能够保持传统文化中＂民族性＂的体现。     

鲁迅的“佛文化”因缘

鲁迅与"佛文化"的因缘,其一是鲁迅受"佛文化"相对自然、自在的濡染;其二为鲁迅对"佛理"的相对积极主动的钻研与运用。前者可以从家庭氛围、时代气息和具体环境三个角度见出,后者则比较清楚地显示出四个不同的阶段:兴趣的生成时期(1908-1911)、理解的强化时期(1912-1923)、纯熟运用佛理的经典时期(1924-1926)和广泛、多面地运用佛理的时期(1926-1936)。     

鲁迅的春节

春节是个家人团圆、亲友团聚的日子。鲁迅的春节不例外,却也独具特点。早年,鲁迅对春节并无兴趣,“舍间是向不过年的,无论新旧”。20岁除夕,他在《祭书神文》中写道,“绝交阿堵兮尚剩残书”,“宁招书癖兮来诗囚”,“向笔海而啸傲兮,倚文冢以淹留”。春节,说白了,就是吃喝玩乐,鲁迅自然“不齿”。     

鲁迅的“五四”观和“五四”叙事

在鲁迅的认识中,“五四”是一极为宽泛的范畴,有时是指“五四”运动,但更多时候是指“新文化运动”。鲁迅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是先抑后扬,而对“新文化运动”则是肯定之时亦有反思。他的“五四”叙事是以“新文化运动”为中心,整体性观照视角下的“反思”式书写。对知识分子与传统同一性存在的表现及超越意向的寄寓等,让其生命体验蕴蓄着新的淬炼和升华的可能。     

鲁迅小说的代际伦理观探析

鲁迅小说对代际伦理问题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在展现＂长者本位＂观对＂人之子＂残忍的戕害和压榨的同时,还揭露了国民对宗法精神的眷恋与维护。＂逆子＂的出场导致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审父＂意识的开启。鲁迅立足于＂以幼为本＂的观念,既肯定幼者的自然天性,同时对其身上的根性进行了启蒙审视,体现了一种现代品质的、崭新的伦理观。     

鲁迅对待文化遗产态度概观

鲁迅对待文化遗产一贯持正确的态度，其观念系统深刻、独具特色：早年对中外文化遗产都有丰厚积累，提出“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原则；五四时期侧重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否定，却也敞开了“将彼俘来”“自由驱使”的襟怀；后期对中外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多有辩证论述，提出了著名的“拿来主义”。鲁迅对待文化遗产态度源自其对反封建现实斗争的执著：以现实斗争的需要决定对文化遗产的继承，以丰富的文化思想经验帮助和指导现实斗争。鲁迅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对我们建设新世纪民族文化富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鲁迅与广东新文学运动的历史评价

鲁迅自1927年南下广州之后,对广东新文学运动反复进行“五四”思想启蒙工作,是广东新文学运动的播火者和拓荒者。30年代以后,广东文学的繁荣与鲁迅精神的影响是有密切关系的。其影响巨大是同那时广东的历史条件、文学要求和鲁迅本人的精神、思想相联系的。     

鲁迅文学与左翼文学异同论

一种文学有一种思想根基。鲁迅文学以他的“立人”思想为根基。鲁迅的“立人”思想有三块基石:一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二是19世纪末“非物质,重个人”的思潮;鲁迅步入左翼文学阵营,没有改变他的“立人”思想,而是吸纳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特别是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这是他的“立人”思想的第三块基石。在此前后,与文艺界进行了两次原则性的论争,存在三大分歧。鲁迅的抗争,使他“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在近于和“文坛皇帝”、“元帅”、“工头”、“奴隶总管”的决裂中溘然辞世。历史表明,鲁迅文学比左翼文学的思想根基更深厚,美学品位更丰富,更具开放性,更有可供后人借鉴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