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干涉"神话与美国意识形态

近年来“人道于涉”论在西方甚嚣尘上,其实,所谓“人道干涉”并无人道可言,“人道干涉”论只是西方为确立美国霸权下的世界新秩序所做的舆论准备,以此为法理依据的关国新干涉主义对非西方国家的安全和主权造成了极大威胁。美国海外干涉往往具有多重动机,包括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后者除政治意识形态如民主、人权外,还包括民族意识形态即关国的道德优越感和全球使命感。美国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尤其是美国新干涉主义的关键。     

美国新干涉主义的特定历史背景

美国新干涉主义是后冷战的产物。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新变化为美国国家利益实现的新方式——新干涉主义提供了特有的背景。国际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蘅、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依存度的增加、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跨国公司发展,构成新干涉的基本历史背景面。     

美国新干涉主义的特定历史背景

美国新干涉主义是后冷战的产物.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新变化为美国国家利益实现的新方式--新干涉主义提供了特有的背景.国际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蘅、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依存度的增加、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跨国公司发展,构成新干涉的基本历史背景面.     

美国干涉话语体系的新发展——关于美国介入叙利亚冲突之话语实践的分析

叙利亚冲突的演进与美国的干涉密不可分,实际上美国早就成为此场冲突的重要一方。受主权原则及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等的限制,美国不得不为自己本质上完全非法的一系列对叙干涉活动提供规范性依据。但是美国原有的相关干涉话语体系已经不能满足对叙干涉的需要,因此美国对其进行了更新发展。这种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亲民主干涉”话语体系的发展、“境外武力打击非国家行为体”话语体系的发展、“人道主义干涉”话语体系的发展。在叙利亚冲突背景下,美国发展上述三类话语体系的路径,分别是重构“合法政府”话语、重构“自卫”话语、构建禁化武新话语。美国对三类干涉话语体系的发展,本质上都是对其霸权逻辑的翻新,其中国际负面影响最大的是“亲民主干涉”话语体系的发展,另外两个方面则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亲民主干涉”活动及其话语体系的发展。     

美国干涉与所谓"西藏问题"

所谓"西藏问题",是由逃亡国外的达赖集团和美国等西方干涉势力一手制造的.美国在这一问题上采用了种种卑劣手法捏造历史事实,大肆鼓吹"西藏独立";直接插手,唆使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利用新闻媒体和各种场合,为西藏分裂主义分子造声势和提供表演舞台;以"人道主义"卫士自居,大打"人权牌".由此可见,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仍将是激烈的.     

美太平洋舰队干涉中国大陆武力解决台独问题的可能性及中国大陆的对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准备插手中国和台湾问题的解决。本文试就美国军事介入干涉中国大陆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及中国大陆可能实行的对策做以分析。     

艾森豪威尔政府与1958年黎巴嫩内战

1958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出兵黎巴嫩是继仁川登陆后美国最大的两栖军事行动。美国动用了140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出动飞机11000架次。外国学者认为伊拉克政变是促成美国军事干涉黎巴嫩的主要原因,美国军事干涉黎巴嫩是为了稳定伊拉克政变后日益恶化的中东局势,这些观点都是片面的。本文作者根据已解密的美国外交档案,提出新的见解,认为没有伊拉克政变,美国也会干涉黎巴嫩内战。美国出兵干涉黎巴嫩内战的真实目的是通过黎巴嫩来建造美国的军事强权,同时向世界传递其政策的可信性,从而树立自己的威望。     

论美国人权外交的历史渊源及其实质

美国的人权观念最早受到"天赋人权"和《独立宣言》的影响。在外交领域内首先涉及人权问题的是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外交,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四大自由"的主张把人权渗透到外交领域。1977年上台的卡特总统正式把人权外交作为一项长期国策。从此以后的历届美国政府都以维护人权为借口,在全球范围内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美国政府人权外交的实质是其推行世界霸权,干涉别国内政,实现其政治经济军事利益的工具。     

德国与辛亥革命

在改变中国命运的辛亥革命中,德国无疑是当时干涉中国政局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 之一,而在此方面的专门著述却非常薄弱。本文揭示了德国出于维护其在华既得利益而竭力 反对革命和竭力维护各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利益现状,以确保其重点放在欧洲争霸上,说明了 以德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必然是中国革命的敌人,但德国的努力也在客观上维护了当时 中国的领土现状,使其免遭进一步侵犯。     

自由国际主义3.0与美国的软实力建构

自由国际主义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一方面,美国主要依靠自身实力来实现国家利益;另一方面,通过强调其民主价值理念的宣扬和灌输来推进国家利益的实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将在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方面占主导地位,基于此,美国主要将在软实力方面持续发力,这与自由国际主义3.0相契合,通过建构自身软实力,以巩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延续所谓的“美国世纪”,但在权力转移的背景下,美国软实力的建构同样存在困境。     

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是一国外交政策的基础。纷纭复杂的外交问题如果以国家利益为焦点便可以理得有条有理,只有用国家利益的概念才能解释国家及其政府的行为。本文通过对国家利益这一概念的厘定,分析战后美国的国家利益及确立依据,阐述国家利益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从数量关系看抗战时期美国“租借”援华

大凡一个国家援助另一个国家或集团 ,不会仅仅是因为同情而施予。从美国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几组数据来看 ,不难发现美国“租借”援华是受其国家利益所支配的 ,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对中国抗战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而对纵容蒋介石打内战所起的作用更大。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及其意识形态渊源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鲜明地体现了美国的价值观、使命观及利益观。美国理想主义外交的意识形态渊源于美国政治文化中的“美国例外论”和自由主义传统,理想主义理念作为贯彻美国国家利益的“符号”和表征,备受历任美国总统和外交决策者的垂青。尽管美国外交披着华美的道德理想主义外衣,但却难掩其追求现实国家利益的利己本质。     

冷战后美国国家利益的变化与"哑铃战略"

在40多年的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国家利益随着国际格局与环境的巨大变化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美国需要在一段没有"对手和敌人"的历史时期内改造整个国际社会、控制国际格局的未来发展方向和性质,为美国未来可能遇到的威胁或挑战提前做好应对准备.目前正在实施的一种以"哑铃战略"为核心的全面战略调整,是冷战后美国将要长期执行的战略性决策,是对冷战后美国国家利益发生的变化所做的战略性应对.这一战略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可能要持续到21世纪中叶.     

跨学科研究偏好 契约设计与运行机制——以美国大学代管的国家实验室为例

二战开展大规模的军事研究延续了美国大学进入＂大科学＂时代的跨学科研究偏好。为了使美国大学代管的国家实验室顺利运转,美国联邦政府对国家实验室进行了＂政府所有—大学代管＂的契约设计,这种外在的管理体制与＂政府所有—大学代管＂的国家实验室的内部运行机制达到了很好的契合。＂政府所有—大学代管＂的国家实验室的管理体制是其活力所在,高效的运行机制有力地推动了＂政府所有—大学代管＂的国家实验室的良性发展。     

关键时刻:美国精英眼中的中国、美国与世界

世界转型的深入、中国崛起的效应与美国衰落的焦虑促使中美关系进入关键时刻,其走向考验着两国精英的智慧。与114名美国权威人士的战略对话表明,在如何看待美国、中国、中美关系与世界的未来问题上,美国精英的基本观点是:美国面临严峻的国内外挑战,为维系全球领导地位,美国进行大幅战略调整,以国内稳定发展和亚太主导地位为优先诉求,其战略重心从欧洲大西洋向亚洲太平洋倾斜,并将亚太战略的矛头指向中国,对华战略遏制成分加重。有鉴于此,中国应以长远眼光来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具体包括:清醒认识中美实力差距,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战略信任建设,努力消除误解和误判;清晰划定国家利益的底线,坚决维护核心利益,积极扩大共同利益;坚持求同存异原则,妥善处理分歧;注重文化软实力建设,强化对外文化交流机制;积极建立科学完备的中国国家战略体系,加强马克思主义战略理论体系建设。     

美国对外行为的政治文化考辨

美国的政治文化与对外行为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上帝选民”、“山颠之城”和“民主模特”的幻像 ,使美国政府将自己的对外行为神圣化、美饰化和使命化。此外 ,孤立主义、扩张主义、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反共主义、霸权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自由保守主义、非国际主义等外交传统与政治思潮 ,对美国的对外行为都具有深刻的影响。概而言之 ,痴幻的天定神话、独特的外交传统和衍变的政治思潮 ,使美国的对外行为具有一种理想式的冲动、交替式的变动和阶段式的波动。在美国政治文化的鼓噪下 ,阶级利益、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膨胀 ,使美国的“使命”极具危险性与破坏性。     

中美双边外交的影响因素、特点和趋势

中美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国内因素和世界各主要力量影响中美双边外交。冷战后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和“9.11”之后中美双边外交出现了一些新特点:战略竞争与合作关系取代了中美安全战略合作关系,美对华政策正向着一种基调积极的方向转变,经济贸易外交成为巩固两国关系的基础,反恐外交成了非常重要的一种形式,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国的人权外交。美中关系总的趋势是向着良好方向发展的,中国的发展不必然伴随着美国的衰落,中美各自的国家利益也不必然具有对抗性。对中国来说,在对美外交中处于被动反映的模式仍将存在。     

"美国研究"或"对美国的研究"--试析中外美国研究范畴的不对称性

美国的强大使美国研究在全球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然而,中外美国研究在内容范畴上却存在着巨大差别.美国研究在本土的兴起是其民族身份诉求的象征,是内向的,采取的是文化的研究途径;而对中国或其他国家而言,美国研究是对一强大的他国的研究,因此较易倾向于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各国美国研究协会成立的先后也因此与美国的外交拓展基本一致.通过对加拿大与中国的美国研究的案例分析,认为除了语言与经济条件的限制外,本土主义与国家利益的结合是美国研究各国发展差异的原因所在.中国的美国研究更多的是一种对美国这一国家实体的研究,这种研究从长远而言需以美国研究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