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和上海的中等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是随时间、空间等条件不断变化的动态概念,它不是一个确定的、一成不变的数值,而是一个变化的区间。通过恩格尔系数,可以判断何时出现中等收入群体;通过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等指标,可以计算出中等收入的上下限。上海在持续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中已产生中等收入群体,并在逐年扩大,运用统计部门的资料,就可以对上海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中等收入群体情况进行估算。     

上海中等收入家庭住房问题分析

从房价收入比看,目前上海的房价处于高位,这对有刚性需求的中等收入家庭形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文章认为：大力提倡中等收入家庭通过贷款方式来购买商品房隐含着不小的风险,特别是对于勉强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而言。政府提出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方案目前只适用于保障低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没有纳入保障范围。解决中等收入家庭的住房需要,限价房开发模式是合适的解决途径之一。     

“中等收入陷阱”及中国式化解

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目前的研究中一般将人均收入水平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描述为落入了这一陷阱,这种界定本身尚不严谨,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而且用人均收入作为判断标准,没有抓住相关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问题的要害。"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命题的破解要立足中国国情和制度特色,通过培育新的发展动力,以积极应对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遇到的新挑战。     

新时期我国农村居民中等收入者标准界定研究

新时期,针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突出的情况,党的十八大提出实现全民"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扶贫对象大幅减少"的新要求。准确把握我国农村居民中等收入者真实内涵,对其进行合理界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全面小康社会为目标,在综合考虑城乡居民中等收入者标准的差异性、可比性、动态性以及其他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测算出农村居民中等收入者标准为农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18598.3元～55794.9元(2011年价格)的区间。这个标准可在新时期为准确把握我国农村居民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情况提供较为科学的测度依据。     

中国“潜在中等收入群体”:理论内涵与收入结构分析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是构建合理有序收入分配格局的战略选择。中等收入水平是一个区间而非绝对值,具有动态性和地区差异性,不宜采用全国统一的标准来界定。使用居民可支配收入作为划分标准的计算结果显示,省级地区间中等收入水平上下限差距较大,东、中、西部地区中等收入水平上下限均依次递减。我国潜在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约为2.6亿,其中在东部地区就业的中青年是首先"挤入"中等收入群体的主力。应通过加快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形成良好的制度环境,推动潜在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现实的中等收入群体。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路径探索

中等收入群体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对于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测算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发现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适度偏低,并且显现略微下降的趋势。为了达到“橄榄型”社会70%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要求,应该主要通过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城乡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借助CLDS数据,本文分析了城乡低收入群体的特征,发现他们人力资本积累少、就业质量差、健康水平低、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低。针对以上特征,本文最后从完善就业政策体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具体政策建议。     

社会学视角下的中等收入陷阱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学界普遍从经济学角度来探讨,各项研究通常认为创新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条件,本文试图在经济学讨论的基础上,结合拉美历史从社会和体制角度来进行综合分析,以南美为参照分析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优势和问题,并讨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几种可能性.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研究

本文通过库兹涅茨假说把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和“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有机地联系起来,实现收入差距的缩小和“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目的。通过非参数估计模型、线性回归模型和非线性回归模型对库兹涅茨假说在更强的假设条件下进行了实证分析,证明在人均收入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时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是成立的,并考虑了时间虚拟变量对库兹涅茨曲线形态的影响。在计量实证的方法下,利用48个国家／地区的630组数据对本文的观点进行了计量检验,检验结果证明了库兹涅茨假说的成立。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及购买行为的实证分析与预测

中等收入群体作为社会稳定、经济增长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越来越多地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必须通过发展经济、扩大就业,增强广大农民的创收能力和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等手段来积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     

论中等收入阶层

现代中等收入阶层的诞生与发展具有划时代的社会意义,它能增强社会稳定、提高劳动效率,是通向共同富裕的阶梯。现代中等收入阶层的出现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一是人类才能天赋呈正态分布曲线,二是人类创造的产品生命周期按照S型规律发展。社会主义中等收入阶层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等收入阶层的根本区别在于:它由以知识分子为中坚的劳动者组成,不包括剥削者;它的理想型态是上圆下尖的粗胖橄榄型,即更多的富裕和更少的贫穷。认真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使其成为社会结构的主体,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     

贫富差距与“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相关性分析及战略对策

“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经济增长问题.2010年,中国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进入向发达经济体发展的风险积聚和高发期,分析结果表明,“中等收入陷阱”与贫富差距关系密切.中国要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应通过缩小贫富差距来提高经济发展动力系统的效率,另一方面应通过强化政府职能来降低收入分配引发的阻力风险.     

中等收入陷阱：命题真伪与问题实质

中等收入陷阱一直是备受关注又饱受争议的重要问题,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难以回避的重大课题。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阶段难以逃脱的宿命,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也是一个遮掩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失败真相的理论陷阱。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澄清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真伪,洞察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的缺陷,揭示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有助于认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巨大危害。抵制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以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统筹发展与安全、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国家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从具体国家和地区来看,拉美等经济体是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国家,而东南亚以及东盟国家正在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大致上可以归纳为：一是经济体内部社会问题,包括收入差距过大、政治不稳定、人口问题、城市化问题等;二是资金和人力资源缺失导致的产业升级乏力;三是外贸过度依赖于海外市场,国内生产附加值低;四是金融风险、热钱涌入、资本外逃等外部风险较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在体制改革、技术进步、发展教育、平衡对外贸易、防范金融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作出努力。     

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的人口学特征分析

本文首次采用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倍数作为划分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以沈阳市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经济学消费理论对沈阳市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特征从人口的收入、性别、年龄等角度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并依据相关结论提出了一定的政策性建议。     

城镇中等收入居民相对收入水平的实证研究--以省际横截面数据检验库兹涅茨假设

本文以城镇中等收入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对2000年省际横截面数据的研究发现,中间阶层的收入份额表现出线性下降的趋势,实证检验拒绝了库兹涅茨倒U假设。相对收入水平的下降表明该阶层在经济增长中获得了利益,但分享份额低于社会平均水平。政府财政控制、税收调整、公共投资和居民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对中等收入阶层未发挥显著的作用;而存在一定影响的“国有经济投资比例”和“教育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例”处于相对下降的趋势中,从而造成该群体相对收入水平的下降。     

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比较研究

我国目前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多将按人口排序、收入处于中间水平的中等人群收入,与处于收入分布范围的中间水平的中等收入混同。我国当前的中等收入群体明显处于低水平。农民收入分布则呈现以大多数低收入群体为基础的金字塔结构,向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结构转换的过渡性结构。虽然省际差距有所收敛,但中低收入省份净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数量为零,多数低收入省市的收入位次难以提高。未来应逐步抬高水平较低但又人口众多的收入群体的重心,形成更高水平的橄榄型结构。应加快产业升级,发展高效益现代服务业,实行以投资合作为主导的省际对口帮扶政策,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扩大农民中等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视角与中国对策

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和低水平均衡陷阱既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障碍,又是经济起飞的出发点。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程度和质量。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要在对经济发展理论的系统把握和在经济发展实践的动态变化中认知。应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理性处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政策层面,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引入,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与包容性产业创新

在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由于转型缓慢、收入分配失衡、需求结构失衡和创新能力不足,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因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中国在经济社会转型期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为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产业创新和包容性增长来完成跨越。但在这一过程中,产业创新和包容性增长不能割裂,转型阶段的中国应采取包容性产业创新的模式。为实现包容性产业创新,需要通过建立并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达到以上目的。     

培育中等收入阶层要普及教育

美国贝卡罗恩大学和中国预防医学院在中国连续十年搞了一个中国人口、经济和营养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稳定地处于中间位置的人的数目持续降低的。到八九年、九一年的时候，持续处于中间位置的人，只占原来的80％。九一年、九三年，下降到原来的76％；另外24％的人，要么变富了，要么变穷了。八九到九三年的比重是83％，九三年到九八年，比重为78％，九八年到--零零一年，比重已经下降到76％。也就是说十年以内，稳定地处于中间阶层的人口比例下降了5％。这5％的人要么往上走，要么往下走；而往下走的可能性比较大。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国内外对中国是否会掉入"中等收入隐阱"存在不少争议。对巴西、阿根廷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和日本、韩国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比较表明,"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一国经济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而收入分配制度是找准效率和公平平衡点的"砝码",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实现十八大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