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唐代士大夫的转型——以韩愈所论“士大夫”为中心

韩愈既是文学与儒学承前启后的转折,也是分析唐代士大夫“转旧为新”的切入点.通过对韩愈所论“士大夫”的分析可以看出,少见魏晋以来士大夫的“士族”、“公卿大夫”之意,注重新的唐代士大夫进士科举背景,突出士大夫的道德操守.唐代科举制度尤其进士科的完善、安史之乱的战乱动荡是韩愈所论士大夫“转旧为新”的时代背景.     

论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以苏轼词的"士大夫化"为"切口"

本文以苏轼词的“士大夫化”为“切口” ,剖析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传统文化的思想蕴涵十分复杂 ,但其主流导向和实用功效却落脚到引领封建社会的读书人成为“合格”(既入仕为官 ,又怀有士大夫情志 )的士大夫文人。而苏轼即是一位典型的士大夫文人 ,他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其词中又充溢着士大夫情志。故本文重在剖析苏词所表现的士大夫情志中偏重于政治层面的士大夫意识和偏重于生活层面的士大夫情趣 ,以此来映现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北宋士大夫的人格特征

北宋士大夫的人格关怀具有中国传统儒者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而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局面在宋代出现,既是其国情的客观需要,也是儒道释三教合一的历史必然.北宋士大夫不仅复活和进一步延伸了儒家传统的忧乐思想,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化了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意识,因而形成北宋士大夫人格的突出特征.     

明代士大夫眼中的回回形象

明代士大夫尤其是江南士大夫在他们的笔记中记载了大量的回回形象,这些记载不仅反映了汉地回回人的现实生活,也反映了汉族士大夫对回回的评价。回回入居中原后,坚守其宗教习俗,张扬其义气性格,汉族士大夫对其有褒有贬。明代士大夫对回回形象的描述反映了汉文化与回回文化之间的接触与碰撞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农耕与游牧、农业与商业两种文化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发展演变也是回回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进程之一。     

十六国时期北方豪族的政治境遇

十六国时期胡族君主为了政权统治需要,大量征辟汉族士大夫进入中央政府。但是由于胡族政权权力分配结构和汉族士大夫本身的仕进心态不积极等原因,使得这一时期大多数汉族士大夫仕途不畅。此外,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实力的倒挂,直接导致了胡族君主对汉族士大夫普遍存在着猜忌心理,这也是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体现。     

宋代士大夫货殖经营之风探源

自宋代开始,士大夫从事货殖经营的活动日益突出,货殖经营之风愈益渗透到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之中.宋代士大夫货殖经营之风的盛行,不仅与宋代商人地位的提高有关,也与宋代士大夫的贫困化和平民化紧密相连;宋代浮薄华侈的社会风气和士大夫义利观的转交,则为宋代士大夫从事货殖经营提供了肥沃土壤和文化心理机制.     

明代士大夫“好名”探析

明中后期,士大夫"好名"现象日盛,名实不符、沽名钓誉、门户党争、空谈"好名"者比比皆是。其"好名"动机和缘由,除了儒家立身扬名的传统熏染外,主要是士大夫出于私利和意气,以及考选制度的败坏。对于士大夫"好名",社会各界褒贬不一,皇帝普遍厌恶"好名",并以此作为拒谏理由;明代舆论对浅薄"好名"基本否定;朝臣以"好名"作为攻击他人的借口;而卫道士大夫则为正当"好名"辩护。明代士大夫"好名"问题,是明代社会变动的一种反映;而有关"好名"的争论,可视为士大夫与皇权争夺政治话语权的角逐。至清代,君主借革除明代"好名"流弊的时机,实现了皇权政治全面压倒士大夫政治的转换。     

北宋士大夫的淡交观与淡交倾向探析

北宋是中国封建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在一系列新的时代因素作用下,北宋社会出现了"举世重交游"的盛况,士大夫群体也以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机缘形成对象广泛、形式各异的丰富交游活动。然而就在这种繁荣交游的背后,北宋士大夫的交游却呈现出一定的淡交倾向,淡交观也表现为其重要交游理念之一。北宋士大夫的淡交观是对传统淡交观的继承和发展,淡交倾向则是淡交理念在交游实践领域中的具体体现,是北宋时期党争与谒禁条件下士大夫面对政治风险时的一种自主性交游规避。     

试论宋代士大夫忧患意识的时代特征

有宋一代,士大夫忧患意识的主旋律是忧国忧民。他们以强烈的政治忧患意识,积极上书论政,大力倡导社会改革;唐末五代以来儒家道统地位的衰微,直接引发了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忧患,并在文化领域自觉承担起振兴儒学的重任;同时在文学创作和社会实践中又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宋代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主要源于民生、对社会、对国家的终极关怀意识。     

王安石与“三苏”的恩恩怨怨

王安石与苏洵、苏轼、苏辙同为唐宋八大家,同为北宋时期著名文人和士大夫。因为性格和素养有别,苏洵看不起王安石;因为王安石领导熙宁变法,苏轼上奏反对,苏辙是先拥护后反对,而王安石对苏轼兄弟给予挤压排斥。他们之间所产生的恩恩怨怨,体现出北宋士大夫的为君王忧和为天下忧的士大夫精神,也体现不同政见者之间的意气性格,由此可感知历史的厚重与性格的迥异。     

论晏欧体

晏殊、欧阳修所共同构成的晏欧体,是北宋士大夫词人的初祖,晏、欧共同具有“以诗为词”、“诗人之词”的一面,从而保证了词体有别于诗的独特风格;欧阳修首次对柳永实现了接纳,接纳的原因主要在于欧阳修不同于晏殊的人生态度;晏、欧作为北宋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人物,改造艳科之词而为士大夫词。以诗为词的尝试,深致的情感表达,构成了晏欧词体士大夫化的具体内涵。     

论鲁迅对中国士大夫精神的传承

士大夫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社会现象,这一群体的存在,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使中国精神命脉得以传承。士大夫用手中的笔去记录事件,还历史一个公正清白,以其刚正不阿的性格去监督限制皇权的滥用。鲁迅凭借犀利之笔,直指社会病灶痛处,对中国人的劣根性进行了无情批判。在鲁迅身上折射出的社会责任感正是鲁迅对中国士大夫精神的传承。     

明代嘉隆万时期政治文化的嬗变

嘉靖至万历时期历时近百年,是明代政治文化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开始之际发生的"大礼议"是一场士大夫政治与皇权政治分庭抗礼的关键性事件,士大夫群体在这场政治冲突中失败,从而,在正统到正德时期承当士大夫政治体制内领袖角色的内阁蜕变成为皇权政治的附庸和工具。隆庆到万历初年,已经发生蜕变的内阁在国家政治中恢复了话语权,但扮演的不再是士大夫政治中心的角色,而是较单纯的辅翼皇权,甚至运作皇权的角色,从而内阁与期待恢复士大夫群体相对独立话语权的中下层士大夫发生激烈冲突。张居正去世以后,内阁弱化,皇帝与士大夫主流群体的矛盾被凸显出来,庙堂政治功能在此过程中瓦解。以"大礼议"为节点,"青词阁老"、"阁部纷争"、"张居正夺情"、"争国本"、"争矿税监"、"党争"等政治现象,一起构成了百年政治文化蜕变的一幅长卷。     

清初士大夫禅悦之风与《红楼梦》的关系(一)

第一节士大夫的禅悦生活及其思想实质一、大小和尚和大小道士,他们的个性和共性二、士大夫的雅气之中的禅味及其来源三、妙玉吟诗,宝玉参禅;出家士大夫和在家大和尚的同一性问题四、清初士大夫和大和尚之间建立在儒释一家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师友关系     

从冯燕到向中令——由游侠而士绅的“忠义”之路

冯燕是唐传奇中的豪侠,其侠举为士大夫所褒奖。他们虽极力将冯燕式的侠义和儒家之"义"联系,但冯燕以后的人生并无圆满的交代,留下了一个历史的悬念。宋人张齐贤所写的《向中令徙义》,为"冯燕"式的豪侠提供了一个新的人生模式,即走向"忠君"报国之路,获得士大夫的身份殊荣。"向中令模式"的意义是将冯燕们完全士大夫化,成为(扌晋)绅的楷模。这种转换是由宋代文人政治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从冯燕到向中令象征了民间侠义的儒家化改造的完成。这种"忠义"对民间,特别是士大夫群体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文化影响。     

论中国古代士大夫及士风和名节——以宋朝士大夫为中心

本文针对在中华古史研究中盛行一种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史观提出不同见解,认为历史演进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教科文、军事等多方面的综合演进,而被剥削、受压迫的广大劳动大众是历史演进的主干和主角.古代的士大夫与近代的知识分子一词有相近之处,其中的大多数只是卑鄙龌龊之徒,更有巨恶大之辈,不应将所谓士大夫的群体视为社会精英,但士大夫中也确有个别的真正精英人物.本文强调了在当代提倡名节或气节的重要性.     

士大夫集团文化性格的完成与文人画的产生

士大夫在传统社会的基本架构中兼具政治集团与文化艺术创造集团的双重特质。士阶层出现了儒与侠的分途后,单纯意义上的古代人文知识分子开始出现。而士大夫的以道自任的文化性格也开始肇端。秦汉时期学士、文吏的分途与混一,造成了政治集团与文化创造集团合一的世族阶层,士大夫双重特质的构架开始产生。科举制度产生后,士大夫全体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仰禄之士",文化性格中的体道与忠君的矛盾更加深刻,科举也强化了士大夫作为文化独占集团的特征。随着宋代士大夫之政、士大夫之学的空前统一,士大夫集团的文化性格最终完成,而文人画也由此肇端。宋代士大夫之学也决定了后世文人画的一些基本美学特征:即在美学终极目标上体道、艺术立场上强调士气、艺术操作层面要求传神而忽略形似。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人文理想主义精神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阶层所继承,并在新的内涵上形成知识分子的新操守,中国文人画在近现代完成了创作主体的转变,继承传统文化价值是当代中国画发展的重要课题。     

从“国家”到“天下”——汉魏士大夫文学中的政治情感考察

在中国封建时代 ,文学创作的主体是士大夫。所谓的士大夫 ,是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地位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从少年时代起就接受了儒学哲学体系的熏陶 ,他们是整个社会中最有学识的人 ,也是最有修养的人 ,由于他们所接受的价值观是建功立业、修齐治平 ,所以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会自觉自愿地走向朝廷 ,成为政府官员群体中的一员。关注政治、参与政治是中国历代士大夫的传统 ,也是他们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重要的特征之一。汉魏时代有名有姓的文学家几乎全属于士大夫阶层 ,他们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考察汉魏士大夫对待政治的态…     

研究游龙文化的人——赵茜

据说，五凤楼是唐代士大夫与皇帝斗富而建的可与皇宫比美的五凤展翅腾飞的富丽堂皇的建筑。五凤楼屋脊上装饰的鳌鱼，就是游龙的象征。在黄巢兵乱时期，这些士大夫避难来到山水清秀，风水优美的徽州定居，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文化、科技，先进的生产力。徽州历代出名臣名人，就是有士大夫遗传基因的结果。士大夫的后代繁衍昌盛后，为了团结全族而建宗祠，故徽州名门望族建宗祠均采用五凤楼作门面。这也反证了徽州名门望族是唐宋士大夫的后裔。     

清初士大夫禅悦之风与《红楼梦》的关系(二)

四、清初士大夫和大和尚之间建立在儒释一家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师友关系士大夫之所以喜欢与大和尚为师友,其原因,不止于羡慕大和尚的生活。我们如果光从生活上的舒服保险清高等等立论,还不足以尽士大夫的思想感情。要知道,儒家还有一个有志于道则“不耻恶衣恶食”的传统。颜渊是个典型人物。他“在陋巷,一簟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而他自己则“不改其乐”。所以,士大夫与之交往的,往往是有学问的和尚,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