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社会契约性质

儒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献给君主的一个温柔的紧箍咒.为了得到与秦始皇下场不同的长治久安与人民内心的尊奉,君主必须自身接受儒教伦理的约束,即以民本主义为政治的出发点和目的.而君主接受民本主义的好处,就是君主制度的神圣化、伦理化与不可侵犯性.这就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皇权的一次最为重要的妥协,一个古代中国最为重要的社会契约!这个社会契约的核心同样也是对专制权力的限制,它理论上最大的受益对象,是有别于契约双方的第三者-百姓.     

中国古代舆情表达方式探析

保民重民、推行仁政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也是君主“以德配天”取得统治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因此,广求民瘼、观纳风谣成为君主决策的重要参考.考察谏诤、清议、谣谚等古代民意表达方式,不仅可以更好地认识民众的态度与行为对政治过程的影响,还可以以史为鉴,对完善当代舆情表达、汇集和分析制度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儒家经典"庶人之议"的本质属性和历史价值

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关注"庶人之议"的政治功能.在儒家经典及其注疏中,有一批涉及平民百姓之议的思想材料,诸如<洪范>的"谋及庶人"与<论语>的"庶人不议"等.从君主制度的一般规定性和理想化的政治决策模式的角度,系统考察这类思想材料的宗旨、内涵和逻辑及其对帝制的影响,有助于客观、全面、准确地认识儒家理想政治模式理论的本质属性、基础框架和历史价值.     

行星星占与宋代政治：以荧惑入犯、太白昼见经天为例

在古代人们关于世界的认识中,天象运行是上天意志的表现,与世俗政治紧密相关,异常天象预示世俗政治的失误、君主的失德,上天通过天变对统治者提出预警,宰辅可能因此而引咎辞职,相应的政治改革也会因此提出以消弭天变.政治格局与政治运作都会受到天变的影响,政治运作中各派势力都借助天变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天变是古代政治的一个强大塑造力量.本文以宋代荧惑入犯、太白昼见经天这两种异常天象为个案,揭示天变与政治呈现的复杂互动局面.     

古代中国“家天下”政体下的心态畸变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家天下"政体与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演变大体上同步的.在这种政体的长期影响下,人们的心态也发生畸变,突出地表现为三方面:天下乃一人的天下,臣民对其主子诚惶诚恐的绝对服从;君主被神化,受到国人虔诚的顶礼膜拜;天威难测,巨道趋卑而成奴才.     

陆贾和贾谊的礼乐教化思想

“礼乐教化”是贯穿于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种特有的意识形态现象。作为维护传统的宗法等级专制政体的思想统治工具,它起源于先秦儒学以仁义道德和宗法伦理为基本内容的政治理论,随秦汉统一的专制君主大帝国的建立而昌盛,经过历代思想家充实发展,在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领域内,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秦汉时代是中国的“大一统”政治的滥觞期,在这个阶段奠定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模式,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礼乐教化”也不例外。陆贾和贾谊作为汉初有代表性的政治理论家,在当时的礼乐教化理论的发展     

天下为公与制度之公——法家思想中的“公法本位”

与君主集权制相伴随的法家思想,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天下为君"的君主本位制.实际上其中同样存在着与君主本位相对的公法本位倾向,体现为包括君主在内的一切统治阶级,都服从于一套"无私"的法令和程序,以及统治者的权力和职责来自这个统治秩序的客观结构功能等.这个被忽略的思想线索有助于认识古代政治思想史中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     

五代后妃与政治

五代时期,后（太后、皇后）、妃对政治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方面,她们对君主的错误敢于并善于提出异议和批评,对纠正统治者的不良施政有积极的意义;消极方面,一些后、妃性识愚鲁,目光短浅,心胸狭隘,利用君主对她们的宠幸而肆无忌惮地干预君主用人行政,甚至越俎代庖,直接插手王朝政治,导致政治败坏,引发军事变乱。五代后妃可以干政并进而造成严重后果,其根源在于封建专政主义政治体制。     

语言哲学视野中的“公民社会”

语言分析的基本框架是:"符号—符号"的语法体系,是符号本身的逻辑架构;"符号—现实"的语义体系,是符号对现实的抽象;"符号—解释者"的语用体系,是符号的意义。在本质上,"公民社会"概念是一种社会分析模式,它通过公民成长的尺度(城邦民—市场人—私人—公共人)来评估社会的发展,表达公民成长的正当性及其对人的发展的意义。"公民社会"概念的解释框架是:动态线脉——城乡分离、市场崛起、"经济—政治"分离、"私权—公权"分离、"经济—政治—文化"分离;静态要素——商业化、市场经济、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国家。     

教导与用心:《尚书·洪范》和《对美里卡拉王的教谕》政治思想比较探究

《尚书·洪范》是中国西周初年史官所笔录的箕子政治思想陈述;《对美里卡拉王的教谕》(The Instruction of Merikare)是古代埃及第一中间期(The First Intermediate Period in Ancient Egypt)赫拉克里奥坡里斯王朝(Heracleopolis Dynasty)君主阿赫托伊(Wahkare Khety)在世时为其继承人美里卡拉(Merikare)所留下的一份政治遗嘱,该作系统反映了古埃及这一时期王权责任理念。两者都是上古时代统治上层人物对怎样施政治国进行思想阐释的系统体现,又都具有在革故鼎新之际如何确保统治稳定的理论创新意图。由于两种文明的人文环境、历史发展阶段等多种不同因素作用影响,前者成为以皇权与神权为中心的高度中央集权专制理论之源;而后者则逐渐形成极端君主个人专制思想。     

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与法制文明

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包括 :“礼乐刑政 ,综合为治”的治国方略 ;“为政以德”的政治观念 ;君主权力行使的理性化 ;吏治的清明。中国古代法制文明包括 :立法上法贵简当 ,改重为轻 ;体现公平的司法原则 ;依法行政 ,以法治吏的精神。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与法制文明给予我们的启迪。     

“天下为公”是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

公天下论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政治理论之一。它的主要内容是君主论,着重回答设君之道、为君之道和择君替君之道等重大政治理论问题。"天下为公"既论证了治权在君的合理性,描绘出"圣王之制"的理想政治蓝图,又为君权的存在与行使设置了条件和规范,还为政治批判提供了价值尺度。立君为公、君位为天下之公器、君道尚公、天下非一家一人私有等思想是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帝王观念有其精致、周到之处,甚至包含着许多超越时代的政治理性。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对这个特点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这是需要改进的。     

黄宗羲君主政治理论中的"协同治理"思想探析

在黄宗羲的时代虽还没有协同治理这个概念,但国家治理需要统治者分工协同的观念古已有之.黄宗羲继承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君臣协同治理的思想观念,并以此作为批判和否定"三代"以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不具备正当性的理论依据;同时,黄宗羲还从这个基本观念出发,构想了他认为合理的君主政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从而将原来只是着眼于巩固君主统治的传统民本思想,推进到"而在万民之忧乐"的新民本主义.黄宗羲的国家治理社会协同的思想对启蒙近代民主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本质上是出于维护和改良君主政治的需要,还不能说是近代民主意义上的国家政治思想.     

中国古代佛教势力发展变化中的皇权政治因素

在以皇权政治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社会,外来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变革历程,是受中国皇权政治的改造日益世俗政治化。这主要表现在:其一,佛教依附皇权政治而发展,其兴衰存亡,制约于世俗君主,受专制皇权所直接控制支配。其二,儒佛合一,佛教接受儒家统治思想的改造而成为皇权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份。其三,参与世俗政治,佛教表现出"辅助王化"、服务专制皇权的特殊政治功能。     

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监察源远流长,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区别于世界其它国家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特征。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就是君主专制和官僚政治。在这种制度下,君主统治一切,但必须依靠庞大的官僚集团来实现。君主需要对内外官僚进行严密控制,需要一种督察百官、纠举失职、弹劾非法、维系纲纪的力量,同时,为避免君主在用人行政方面出现重大失误,需要设立一个机构来进行协调和制衡,这样就导致了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一大特色,是需要好好总结的宝贵财富。孙中山先…     

“忠”观念先秦演变考

“忠”这一观念产生于春秋初期,它首先是规范君主的政治伦理原则,它要求君主“忠于民”,具体表现就是要“思利民”,这是由当时的国家形态、原始民主传统所决定的。春秋中期以后,“忠”作为政治伦理原则,由要求君主“忠于民”演变为要求臣下忠于社稷和公家之事、忠于君主,但忠于君主是依附于忠于社稷和公家之事的,而且忠于君主是有条件的;另一方面,“忠”演变为一般道德规范,要求君子也就是当时的贵族“考中度衷”,为人谋尽心无隐。“礼坏乐崩”的现实、新的君臣关系以及“士”阶层的迅速崛起决定了这一演变。战国时期,由于郡县制与君主专制政体的形成、新型君臣关系的出现,“忠”作为一般道德原则的一面被抛弃;作为政治伦理原则,则成了对臣下的绝对要求,这在实际政治领域和一些思想家如墨子、荀子、韩非子的学说中有着充分的反映。     

古代君主自谦词流变考证——以诏令为考察对象

古代君主自谦词经历了秦汉、唐宋、元明清三个发展阶段,其中唐宋时期为君主自谦词使用最鼎盛的时期。君主自谦词从使用语境看,多是面对祖先、先帝、太皇太后、皇太后等长辈或提及承继大统的语境,也有面对臣属的情况。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自谦词的核心原则是表现君主独一无二的至尊地位,即使唐宋以后君主自谦词倡行孝道,亦是以移孝于忠的方式教化百姓,有利于形成更广泛的忠君意识。自卑尊人也是自谦词使用的一项原则,统治者希望以此构建和谐的君臣关系,维护社会安宁稳定。     

浅析马基雅维里史学中的现实主义

对于马基雅维里,评论家们往往忽视了其复杂性.在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中,道德和政治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我们称之为"道德-政治"的二元对立.我们可以发现这种二元对立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马基雅维里既如同前期人文主义者,在<君主论>中大谈君主的美德;但是同时又宣称君主可以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这正是他与前期人文主义者的最大相异之处.马基雅维里也因此陷入了"道德-政治"的二元对立之中.马基雅维里的这种二元对立,也给予了我们一种多元的启示.     

神权垄断的悖论:中国古代国家对术数活动的限制与两难--侧重于兵阴阳学方面

一中国古代国家的政治基础 ,建立于有神论之上。这不仅表现在“君权神授是贯通整个古代社会意识的核心命题之一 ,也是君主合理性的最高依据”① ;而且表现在作为中国古代治国之本的“礼”和“礼制” ,实以对神祉和祖先的崇拜、祭祀为首要内容② ;更表现在中国古代绝大多数的统治者都笃信和尊奉各种各样的宗教或术数。术数或称“数术”,在古人看来 ,“‘数’是天神意志的表现形式 ,‘术’是人们通过数探知未来的技术”③。“术数”一词始见于汉代 ,《汉书·艺文志》有“术数”一类 ,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和形法等六方面列入其中 ,…     

身体思维与中国古代治道观的形成

早期中国在身体思维的视野下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治道观。在治道的目的层面，古代思想家将国家视为一种放大的身体，强调治国与治身的相通性，以身体层面的中和境界为基础而展开对治道目的的论说。在治道的内容层面，古代思想家往往从身心一如的角度出发，以心与身的一体性来论说国君与臣民一体性，并在此基础上突出心对身的内在调节性，借此彰显君主对臣民所承担的“养”与“教”的责任。在治道的途径层面，古代思想家经常将身体视为权力规训的对象，主张通过对身体的内在与外在的规训，即“礼”与“刑”两种途径来实现良善治理。这种身体思维视野下治道观长期被坐实到具体的政治运作中，由此而形塑了古代中国特有的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