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历史与书写历史

“历史创造者”并没有“创造”一切历史；“历史创造者”“创造”的一切并非都有价值。历史上并不存在什么“创造者”，而只有“书写者”。正因为如此，有必要用“书写历史”来代替“创造历史”，因为“书写历史”比“创造历史”更适用于来解释历史。“书写”是中性词，故而，它就比“创造”更有可能兼容那些更丰富的历史内容和更多样化的历史观点     

“自然的历史”与“历史的自然”

自然和历史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界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科学地、正确地解决。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只承认“历史的自然”，而否认“自然的历史”；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哲学家只承认“自然的历史”，而否认“历史的自然”，二者都割裂了自然与历史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认为，历史是“自然的历史”，自然是“历史的自然”，“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是一个基于实践活动而诞生和发展的现实的辩证的有机系统。     

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叙事前提——评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对马克思的神学解读

洛维特将神学视为历史进步意识的前提条件，将马克思历史哲学同基督教末世论进行同质化理解，是对马克思历史哲学叙事前提的神学解读。从维科到黑格尔的近代西方历史哲学本质上致力于以哲学反思历史、以历史证明神学，持续发展了孕育于历史神学中的历史进步意识，最终实现了对历史神正论的彻底完成，表现出鲜明的神学性质。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叙事前提并非神学，而是“现实的人”及其目的性实践。历史的意义不在于真理的“彼岸世界”之中，而在于“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即“此岸世界”的真理之中。“此岸世界”的真理性源于其构成“彼岸世界”的历史起点，“彼岸世界”是对“此岸世界”的理想形象的建构性反映。世界从现实状态向理想形态的转变过程是历史进步与历史代价的统一，呈现为“更好的当下历史”向“当下历史的理想形态”转化的非线性过程。这一转变过程得以完成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在于，“现实的人”及其以改造现实世界为目的的革命性实践。     

历史三分法与中国历史哲学

从中国传统学术的视阈入手,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对“历史”有一种三分法,即史事、史文、史义,其中史义即是中国的历史哲学。同时,史义包含有“历史之大义”与“吾心之精义”两部分内容。史义与西方历史哲学存在着一些重大差异。     

惩治腐败与跳出历史周期率

惩治腐败与跳出历史周期率任明宣，罗平汉在中国历代王朝政权的更替中，存在着耐人寻味的历史周期率现象，即所谓的“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人存政兴”，“人亡政息”。随便翻翻历史，就可以发现，这种历史周期率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王朝政权的腐败。中国共产...     

历史与实验：发生学方法与胡适“文学革命”的方法论

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与实践，包含着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体现了“历史的方法”与“实验的方法”的有机结合。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期，接受了杜威的实验主义思想，开始用发生学方法来理解“历史的方法”,而发生学方法又与“实验的方法”相贯通，这就为胡适将文学革命中“历史”与“实验”两个面向整合起来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通过发生学的方法的运用，文学革命就成为对历史上白话文学的自然趋势之有意识的控制、引导与实验。发生学方法不只是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贯通了文学革命的“历史/过去”与“实验/未来”这两个面向，从而保证了胡适文学革命主张逻辑上的自洽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同时也让胡适得以在传统中发现和体认现代性的因素，为其“中国的文艺复兴”事业提供精神动力。     

论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方法中的“历史”的涵义

关于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方法的诸多争论源于对其中“历史”含义理解的不尽一致。应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在思维领域中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统一；一是在思维与存在关系上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的统一。前一个“历史”指历史的方法即追踪描述客观对象的运动过程的方法，后一个“历史”指历史的东西，即表现为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对象。所谓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统一是指理论思维与思维对象的历史相统一。     

中亚西亚华人的历史与现状

本文首次论述了定居中亚、西亚华侨的历史与现状。作者分析了华人移居中亚和西亚的历史因素，着重指出了华侨在开发这两个亚州地区的巨大历史功绩，论证了华人由“落叶归根”向“落地生根”演变的发展规律，文章还强调了中亚西亚华人在传播中华文化与促进祖国与这两地区诸国在文化、经济、政治交流方面的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育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下提出的，在实践与理论的探索中，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其中，延安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历史教育，突出反映了当时党领导现实革命运动的必要性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思想、进行党的建设的现实需求。在这样的语境下，延安时期的历史教育，按照教育目标和教育对象的不同，呈现出从“国史”到“党史”的变化，也体现了这时期党的历史教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联价值。      

虚词“与、及、并、和”的历史发展

虚词“与、及、并、和”的历史发展于江“与、及、并、和”是一组意义相近的虚词，它们分别在汉语的各个历史阶段被频繁地使用，直至现代。本文从历史语法的角度，对这四个虚词在３０多种文献中的发展演变逐个加以考察，并对“与”和“及”、“并”和“和”略加辨析，说明...     

“历史民族志”与“历史的民族志”——民族志实践中的历史之纬

作为新兴的跨学科合作平台,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已渐趋成熟,其依托民族志报告的文本书写,包括两种类型：“历史民族志”和“历史的民族志”,二者的内涵与外延呈现不同的研究取向与价值。此二种写作方式,将历时性与共时性作为交叉的基轴统一纳入文本写作之中,将“过去”与“当下”融入整体的历史予以建构。但“历史民族志”将时间空间化、历史场域化,在历史的时间维度上做田野行走;而“历史的民族志”,更注重将时间维度嵌入空间的延展之中,在当下的田野中把握历史脉搏。     

“后真相”视域下历史虚无主义的透视与化解

“后真相”下碎片化、非理性因素、舆论占主导的发展模式给历史虚无主义以衍生空间，使其不断以新面貌和新手法亮相发声，具体表征为以隐性的构境手法蒙大众之眼、以柔性的叙事话语掩虚无之实、以灵活的媒介传播虚无之果，这些做法源于“后真相”视域下去语境化杂糅信息的逻辑陷阱、情感化叙事手法的软性渗透、非理性化网络舆情的宣传煽动。对此，应从以“辨”识真，强化受众历史批判力与鉴别力；以“情”动人，激发深厚历史文化情感与合力；以“理”化极，培育创设历史分析的理性环境；以“行”促思，破解历史虚无主义“茧房”迷局等四重维度予以化解。     

“景观”与历史地理学

“景观”是地理学的主要概念，本文通过对“景观”概念的历史考察，提出历史地理的景观学说，以求统一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二元”分立现象。     

论历史研究的当代性

本文从历史研究的“历史性”与当代性之间的矛盾关系出发，提出评价历史研究的当代性的两种参照系和两种标准；进而分析了历史研究的当代性与当代社会生活对历史科学的需要之间的辩证关系；最后论述了在当前加强历史研究为当代性中所涉及的“义”与“利”如何兼顾、“雅”与“俗”如何平衡、“中”与“外”如何融通等几个问题。     

历史地理知识与历史教学联系重要性一得

历史地理的研究与历史教学有密切的联系。无论在传统教学中的“左图右文”和各式挂图的使用,或是以各种现代化电教手段来辅助教学,其目的均在于力求增加学生历史地理知识方面的直观感、空间感,培养和提高学生对历史空间想象能力和理解能力。若没有正确的历史地理的空间概念,就不能将那些久远的、陌生的历史“重现”在学生面前。 我们近年来在对福建省初中乡土历史教材《闽东历史》的教学过程中,发现许多学生对“古代闽东的开发”及“闽东各县(市)建置沿革”、“闽东各地居民”等章节中有关“屏南县部分”所阐述的内容一知半解,甚至怀疑。究其因源,主要在于该书的这些章节,未能把“古代以来的屏南县建置沿革及开发与各地居民”等有关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阐述明确,或仅一带而过。对此我们对症下药,从“历史地理研究”人手,通过“了解、探讨、质疑、解答”等步骤,在教学过程山得以解决,并收到较好的成效。     

科学发展观与历史研究

本文从“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新历史观”、“科学发展观与历史新构架”、“科学发展观加大历史研究之现实关切度”三个方面论述了科学发展观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提出了许多值得商榷和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认为“科学发展史观”是中国理论界充分总结以往种种历史观利弊并对过去的发展观进行全面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种全新的历史思考。用它来指导历史研究将会从更新、更科学的角度上去修正、丰富、并完善以往的研究体系并对当下的历史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国家与社会历史纵轴中政治认同的生成考察

管窥东西方历史，国家与社会的历史纵横总体呈现同构一体、有限分离、有机互动的变迁历程，考量政治认同的三个界面，即个人特性的自我确证、他者世界的承认归属、权力权威的遵从信任，政治认同相应呈现附魅与混沌化、出场与宰制化、内生与有机化的表征。从“谁之认同”的主体探趣，“非我”—“自我”—“他我”是其认同表征的相应的主体样态。     

陆贾的历史著述与历史思想

陆贾为西汉初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和史学家。他的历史著述主要有《新语》和《楚汉春秋》 ,其中《新语》也是一部政论性著作。后人对二书的思想性和史料性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陆贾的历史思想丰富而深邃 ,他通过对历史治乱兴衰的探讨 ,提出了“逆取而以顺守之”的观点 ;他的“三圣”说与古今论 ,则表述了一种历史变易与发展的观点。     

第三个"历史决议"与中共党史研究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中共历史上的第三个“历史决议”。这个“历史决议”坚持用发展与辩证的观点看历史，坚持从特定历史条件出发分析问题，尊重历史发展整体性和连贯性，注重分析历史联系，揭示其内在规律。这对于中共党史研究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党史研究者不仅要以“决议”的基本结论为指导思想，更要遵循其分析与总结历史问题的原则与方法。     

历史的视野与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再认识

十多年来，围绕有关五四文化激进主义进行的激进与保守之争，一直不能突破旧有的认知框架，由此极大制约了对于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深入认识和探讨。本文认为，对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问题需要历史的视野；而所谓历史的视野，其完整的含义是以历史整体性原则为基础，在“历史现场”的视野、“历史进程”的视野和“当代史”的视野三者的统一中观照对象；在这样的基础上思考问题，或许能为有关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认识和探讨找到突破，进一步延伸开去，或许也能为其它诸多历史现象历史问题的认识和探讨找到某种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