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福音书》与《母亲》的比较看二者平行象征关系

高尔基的代表作《母亲》运用了与新约《福音书》类似的叙事结构。本文从情节结构、人物两方面对《母亲》与《福音书》进行比较,揭示二者之间的平行象征关系。首先,以巴维尔、耶稣为主人公,运用结构主义"功能"理论、叙事循环讨论二者的共同模式;其次,用行动元理论结合传统人物分析方法解读巴维尔耶稣形象的象征意义。《母亲》的显性叙事是现实主义革命叙事,隐性叙事为《福音书》宗教经典叙事。     

一个神化了的艺术形象——试析《圣经》里的耶稣

根据基督教教义,耶稣是基督教的创始人。有关耶稣的生平业绩在《圣经》的四个《福音书》中都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和描述。至于耶稣故事已流传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耶稣已超越了基督教文化的范围,超越了时空,也超越了所有文化和语言的疆界。     

试论耶稣是人不是神

遵循历史轨迹去考察耶稣是否在人世上存在过，无疑是大学领域的一个新的课题。本文应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借助基督教经典《圣经》，剖析耶稣的传记──《福音书》．他的生与死、他的身世地位、他的神化过程，从中认清大约公元一世纪前后生活在中亚地区的一位普通人的生平，以证实其是人而不是神。     

福音书在晚明的译介历程

翻译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文字的转换,它与译入语的文化语境密切相关。晚明社会的伦理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双重干预注定福音书进入中国的道路不会平坦。耶稣会士从对耶稣事迹只言片语的介绍到对福音书较为完整的转述甚至翻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漫长过程。     

晚明入华耶稣会士艾儒略对福音书的译介

艾儒略是晚明第一代入华耶稣会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首次翻译了福音书。与耶稣会在华的传教方针一致,艾儒略在译介福音书时也采取适应的政策,对耶稣的生平事迹进行改写,把福音书从欧洲文化语境中转移出来,放到了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     

《马可福音》中的两个群体——从耶稣与犹太会众的关系看

［摘要］从耶稣与犹太会众的关系，本文具体地阐述了《马可福音》的社会逻辑中的人人关系。它们都关涉耶稣是谁这一基督论的主题。这同时是马可写作的目的，是马可要向其读者传递的讯息。他们可能是两个群体，形成一定的张力：一是接受第一条诫命（12：29-30）、把耶稣的到来看成预演大卫之国的犹太人(11:9-10)；一是第二条诫命（12：31）的信仰者、称“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的外邦人（11：17）。不过，他们共有一个关于耶稣的形象：耶稣是基督，是人史关系（犹太传统）、人人关系（帝国文化）背后的人神关系中的上帝本身。     

源于《圣经》的英语成语、谚语

源于《圣经》的英语成语、谚语傅勇斌，李岗根据《圣经·新约全书》中的故事，公元一世纪初，犹太人耶稣创立了基督教。在他被犹太当局拘送罗马被总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他的门徒离开巴勒斯坦，四处传教。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从此基督教在...     

犹太教历史背景下的基督教——亚伯拉罕·盖革论基督教的起源

亚伯拉罕·盖革借用19世纪盛行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将基督教的起源还原到公元前后犹太法利赛派和撒都该派斗争背景之下,认为耶稣是法利赛犹太人,传播的是犹太福音。耶稣死后,使徒将法利赛人的死者复活观念、撒都该派大祭司和代理祭司的观念以及希腊的"逻各斯"观念糅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新的基督教弥赛亚观念,这一观念逐渐背离了犹太教主流,为基督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政治和宗教反犹的背景下,盖革在犹太话语体系中解读基督教的起源,强调犹太教作为原创性一神教对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影响,旨在反抗基督教学术霸权,确立犹太学术地位,捍卫现代犹太认同,并为宗教改革提供理论支持。     

《张诚日记》与《徐日升日记》之比较

《张诚日记》与《徐日升日记》之比较苏全有，刘永红《张诚日记》发表于１８世纪上半叶，１７３５年出版的迪·荷尔蒙编著的《中华帝国和中国鞑靼地理、历史、编年史、政治与自然状况的概述》全文予以刊登。至于《徐日升日记》，近三百年来一直搁置在耶稣会档案馆里，只是...     

拙劣的伎俩 罪恶的目的——斥苏修对鲁迅的歪曲和污蔑

近年来,在苏联的报刊上,苏修御用文人连篇累牍地发表所谓“纪念”鲁迅的文章,无耻地攻击和污蔑鲁迅。说什么:鲁迅是“彻底的人道主义者”,鲁迅。从来不像北京的宣传机器试图描绘的那样,是个政治上的‘左派’,创作上的‘反人道主义者’”,并绞尽心机地在《鲁迅全集》里找出鲁迅一九二二年写的《鸭的喜剧》、《兔和猫》两篇     

周作人附逆期间散文论略

周作人自1939年担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起至1945年“八·一五”日寇无条件投降时止,六年附逆期间共创作散文430余篇.在周作人及其散文研究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为着彰显周作人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突出贡献,而有意回避或淡化周氏附逆期间诸多散文所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与错误;二是既已认定周作人是汉奸,曾为日本法西斯及汉奸汪精卫之流歌功颂德,就对周氏文学思想、散文创作不加分析地一笔勾销.当下第一种倾向尤为严重.本文依据知人论世、知世论文原则,将周氏附逆期间散文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对象,既实事求是地揭露周文的主要问题与错误,又对部分佳作予以肯定性评析,从而展示出它们与周氏其他人生阶段散文的不同特点.     

谈周作人对“载道文学”的批判

在周作人的文学理论体系中,＂言志＂与＂载道＂是一对核心概念。而且,对＂载道文学＂的批评是周作人20世纪30年代＂言志文学观＂的一项重要内容。该文分三部分展开论述：其一,对载道文学所维护的专制思想进行批判。质而言之,载道文学实际上就是为文化专制主义张目。其二,对载道文学所蕴含的＂政治作用＂的批评。过分相信和夸大＂文字有灵＂以及对于政治有大作用是载道文学的弊病。其三,反对模拟。周作人认为,封建专制是模拟之风久盛不衰的根源,其结果便是＂无定见＂。     

西周宣王时期社会冲突与社会控制探究

周宣王中兴,外临同犬戎、西戎、淮夷、荆楚等民族激烈的民族冲突,内有诸侯势力膨胀,阶层矛盾依然紧张之患。对此,宣王在采取硬性控制的同时,亦采用和诸侯、睦万民、内赏功勋、外建诸侯等手段进行软性控制,巩固社会秩序。周宣王为应对复杂的社会冲突而进行的社会控制,对于周宣王时期以及整个西周内外社会政策的改变有直接的影响,并对春秋战国的社会整合有深远的意义。     

伯夷“义不食周粟”原因探析

文章以析史解难的方法，再现殷周时代的剧变，分析伯夷“义不食周粟”故事背后隐藏的政治、伦理、宗教等深层原因。并指出伯夷“义不食周粟”与武王伐纣同样值得肯定。由此可见，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从不同的角度会得出迥异的结论。     

中国古代监察区机能的转变和政区的“由虚入实”——以州制为例

历史时期,中央王朝常通过设立中央监察派出机构来加强对地方一级政区的控制,但随着监察区机能的转变,这种监察区即虚设政区就会转化为新的政区实体,而监察区机能的转变又是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政区发展的客观需要为前提的,它们一起推动着地方一级政区的不断嬗替和政区的＂由虚入实＂。汉末魏晋南北朝之州、唐末之道、宋之路等地方一级政区就是由这种监察、转输等派出机构转化而成的。     

从《左传》看嫡长子继承制与春秋动乱之关系

周代基于商王朝传弟制度的弊端确立嫡长子继承制,却并未真正避免争位之乱,除了复杂的社会政治原因外,这种制度并未彻底实施也是引起动乱的一个重要因素。导致这种制度未彻底实施的原因有三：嫡长子继承制本身的逻辑漏洞;该制度与人情人性相违背;该制度与现实政治相脱节。     

学术的浮沉与学者的角色定位——以舒芜、钱理群的周作人研究为个案

新时期以来的周作人研究的关注点、言说方式与时代思想、文化潮流保持着密切联系,自有思想史、学术史价值,这变化中又隐含着研究者不变的思维方式与立场。研究者借助研究对象参与到时代思想、文化大潮中,隐含着潜在的政治与事功诉求;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时代转型中,知识分子参与现实的观念、方式几经调整,但舒芜、钱理群的周作人研究始终保留泛政治化特征,体现一代中国学人仍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徘徊。中国学人积极的事功心态和非学术本位的学术观念,在周作人研究中有迹可寻,二者学术研究中隐含的自我社会角色认同的困境与偏颇,体现的乃是一代中国学人的文化症候。     

从《论语》中孔门之间的对话分析孔子的从政理想与心态及命运

通过孔子与弟子对话这一角度,采用了对比＂仁政＂和＂霸政＂两种政治手段的方法,分析了孔子的从政理想和心态以及命运。指出其从政理想是为了维护周王朝的权威,孔子试图建设一个＂仁＂政的国家。分＂从政＂和＂为政＂两步来走,以＂仁＂为经,以＂礼＂为纬,在＂知其不可而为之＂心态下来进行政治活动。但是＂仁政＂理想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难以...     

政治的偏向:东周诸子传播思想研究

在东周,诸子都不约而同地倚重口传文化。他们在口传媒介中发现真理与传播思想,并明显呈现出一种普遍的政治关怀。换言之,东周诸子基于国家的立场,力图把自己变成政治思想的"说话人",并对口头传播赋予严格的伦理规约与道德规范。作为政治传播主体的东周诸子对口传文化非同寻常地虔诚与敬畏,它不仅见证口头传播的理性精神与实践效力,还表现出被信赖与宽容的政治偏向。洞悉东周诸子"舌尖上的政治"有补于当代新媒体传播的策略选择以及政治传播的文化建设。     

铸鼎象物：艺术想象与政治指向

夏铸九鼎,鼎体备百物之象,凝聚艺术想象于国之神器。鼎之象的文化品格、政治属性与神秘感,催生恋鼎情结。殷、西周取天下,迁九鼎。春秋之后,对鼎的艺术想象渐弱,政治指向引发夺鼎、护鼎、寻鼎、造鼎种种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