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周“官族”资格认定的再探讨兼与韩国学者朴汉济先生商榷

韩国学者朴汉济先生最早提出有关魏周官族的概念,他认为成为官族的资格应包括赐姓、将军号与府兵军号三个重要部分。这三个部分中,以赐姓为中心,将军号与府兵军号为其补充。然而,对这三部分的内容与关系进一步研究后发现,将军号与府兵军号在确定官族资格时事实上比赐姓更显重要,而与将军号相较,逐级递升的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柱国等四级府兵军号地位则更为关键。     

关于北魏的赠官

<正> 本文所探讨的,是北魏官僚去世时所被赠予之官号,有无一定的基准?若有,这个基准又是怎样的呢?并由此论及北魏将军号之意义,及超越基准的赠官之意义。纵观晋代赠官事例,以赠予包含将军号之类的中央官为主,原来是太守或刺史,死后获得太守、刺史或中央官名的赠官,但无原为中央官而被赠予太守、刺史官职之例。     

关于确立“假外国公司”法律制度的思考

"假外国公司"法律制度是国外许多国家中公司法上特有的法律制度,对有效规制"假外资"、"假合资"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荷兰、日本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国家和地区的立法表明"假外国公司"法律制度的核心问题为公司国籍判断标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以及价值取向等。我国要在现有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国外经验,结合实际,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假外国公司"法律制度。     

中华民族认同:“假西番”族群中的文化交融

作为藏区的东北边缘,河湟地区自古便为中华民族多元族群交往互动的交通要道。河湟地区同时也是藏区入口和丝路走廊的复线,多种文化圈的相互作用使得不同族群在适应走廊地带多元地理环境的过程中,发生了多种文化的交融。历史记忆了文化交融的族群演绎,"假西番"族群文化交融的历史脉络,以四大文化类型中的"假西番"三种解释与写法,指涉藏区边缘族群交融的历史谱系和文化因子,其历史规律与地缘特征管窥了复合民族结构形成与作用的历史轨迹。就"多元"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丰富多样的主体来源和层次包容;就"一体"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连接多元族群不可分裂的持续性。在现实性上,"假西番"族群的文化交融,不仅以族体来源的"多元"形塑了中华民族整体的部分,而且以民族交往的共居凸显了中华民族"一体"的构成,最终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景交融与理性自觉。     

西晋将军兼任都督诸军事问题的考察

西晋时期,国家设置将军和都督诸军事.西晋国家使都督诸军事的设置与将军号结合起来.实际都督诸军事是将军的兼任职.西晋国家依据都督诸军事的“都督”、“监”、“督”三等级确定兼职将军的品级,因而,将军的品级可以体现出都督诸军事的等级差别.在都督诸军事任职期间,西晋国家能够迁转他们所领的将军号,其目的是要进一步加重都督诸军事的身份地位.     

北魏城门校尉考述

北魏早期官制中,有诸多汉胡文化杂糅的因素。城门校尉作为两汉、魏晋时期都城防卫的重要官职,在北魏前期却由于少数民族禁军制度的发达而不受重视。北魏孝文帝改革后,汉晋官制的诸多因素重新进入北魏体系。城门校尉亦得以在世宗、肃宗时期再次出现,且任职人员更换频率频繁。东西魏时期,随着宇文泰军事制度的改革,出现十二柱国将军,有两大将军专属禁军,城门校尉亦正式退出城门屯兵这一军事制度。     

“大众形象”:当代小说研究的一种视角

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来看,每一个文学潮流代表性的作品中都存在着生动而丰富的"大众形象",然而以"大众形象"为视角的小说研究却少之又少。"大众形象"虽在不同时代语境的小说作品中体现出相异的涵义,但他们具有匿名性、静态性、文化逼真性等共同的特质。在文学作品中,"大众形象"主要以文本难点或者文本"顽症"的曲折方式来协助完成文本主题意义的建构,这首先在于"大众形象"身上交织着复杂的集体无意识与社会意识。同时,"大众形象"在事件冲突所支撑起的意义场域具有一种驳杂的动态性,这也是构成"难点"与"顽症"的重要原因。"大众形象"不仅丰富地体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新旧力量的相互交叠、重合、对抗以及妥协,而且还如滤镜般折射了作家审视和反思历史现实的价值立场与基本态度,成为解读转型社会特征的另一种独特方式。     

北魏征讨都督考略

北魏征讨都督的设置 ,应始于明元帝泰常年间 ,从太武帝之后 ,在制度上开始完善起来 ,并具有诏令任命、加将军衔、持节、称号不统一等四个特点。北魏设置征讨都督的目的 ,在于加强外征内镇战争的能力 ,因而征讨都督具有多方面的军事权力。征讨都督的设置 ,与北魏国家的将军制度有很密切的关系。     

北魏羽真考

北魏羽真有羽真号、羽真姓氏和羽真侯国三义。三义之间存在关联。学界以羽真第一义为官职或爵称,并不准确。羽真号的合理表述应当是鲜卑拓跋使用的"类官号",内部存在一般羽真、大羽真、内行羽真和内大羽真的分别;其最初功能是分定以血缘为纽带的统治集团内部及与内入诸姓、四方诸姓之间的权力等级边界。道武时羽真号已有大羽真、内行羽真、内大羽真三职的分别:获赐大羽真的原因主要是世领部落,率部归魏及有捍边之功,当类领民酋长;内行羽真可能是针对帝室十姓;内大羽真当是给予昭成皇帝嫡系子孙。以太武帝统一华北为转折点,稳定下来的北魏政权开始收紧对于大羽真等三者的授予,一般羽真大量出现,并因适应权力来源由贵族转向皇帝的大势,而更多地被应用,太武以后诸帝开始将一般羽真号授予汉人,以削弱贵族政治,确保政权由宗王政治向皇权政治的过渡,孝文帝时的羽真号更多地成为一种得到皇权认可、可以进入核心统治圈的身份标识。而在拟制血缘的皇权政治中羽真号逐渐失其意义,以孝文改制、河阴之变为两临界点,在人为制造的历史真空与异质载体历史书写的熏染、挤压下以"理性"的方式被选择性遗忘,出现中古时期鲜明可见的结构性失忆。     

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的中国想象

长期以来,关于台湾新世代文学的研究存在着将本土诗人与外省诗人两个亚世代“群体”、在地意识与母体意识两种本土意识维度、再现与创造两种想象作用力割裂开来进行论述的问题。事实上,一方面,台湾新世代的本土诗人与外省诗人两个亚群体是不能截然分开来看待的,它们总是处于一种相互阐释、相互补充和相互建构的关系之中;另一方面,“台湾本土”这一概念不只指涉一种与地理有关的在地意识,也指涉一种与历史、语言有关的母体意识;最后,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对中国的想象,不只可以像余光中、洛夫等前行代诗人那样通过感觉、知觉和经验等再现的方式去生成,也可以通过一种对非现实性的中国历史文化的体验与反思的方式去实现。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