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著作人身权

赋予作者以著作人身权,并非因为作品体现了作者的人格,而是对作者人格利益的保护,著作人身权本质上为人格权。著作人身权并不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知识产权是纯粹的财产权利,在著作权中对著作人身权予以保护,是一种为保护作者利益的法律技术上的选择。     

论著作人身权的性质

给著作人身权定性,一方面要考虑民法中人身权的理论,另一方面还要考虑知识产权的无形性特征,不能忽视著作人身权所特有的性质。为著作人身权定性,主要是从这两个方面综合考量,对著作人身权的性质进行了阐述。     

论著作人身权的性质

作者通过创作作品而产生的精神上的满足感,即为法律赋予作者著作人身权之现实源泉.保护法律赋予作者著作人身权的目的在于保护作者的学术声誉或者其他声誉,这二者是一种精神感受,即精神利益,因此著作人身权的实质应为精神权利.     

著作人身权的合理流转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著作人身权不能转让、不能与作者相分离。本文从我国当前发展的实践需要出发,探讨了著作人身权合理流转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就这一问题提出了允许合理流转、制止不合理流转的立法建议。     

试析著作人身权与委托作品的著作权归属

在知识产权法学界,人们普遍认为著作人身权与作者的人身不可分离,这一认识直接导致人们对《著作权法》第十七条的理解产生分歧。其实,无论是《著作权法》的具体规定,还是经验事实,都表明著作人身权与作者的人身并非绝对不可分离。对于多数作品来说,除署名权外,著作人身权中的其他权利事实上是可以转让的,因此也是可以通过合同约定的。     

论未来人的人身权保护

本文以未来出生的人是否可以定义为民法意义上的主体为逻辑主线展开论述,分析了传统民法学说对民事主体范围界定之不足,进而指出了未来人类的正当权益及法律地位。笔者提出了人身权保护的独立性与特定化,其意义在于:首先,承认未来人人身权作为一个概念在理论上的独立性,承认该项权利在实际生活中的存在,即使未来人在现时是不存在的;其次,承认未来人的人身权的特定化,将未来人作为特定的单个主体对待,进行个别保护,而非视作一个整体。由此,就需要我们超越代际公平与集体人权的思维方式,在充分肯定二者的前提之下,在侵权损害赔偿救济方面强调未来人的个别化、特殊化,将未来人的权益法典化,并且对民法中的人身权进行系统化的、因时而异的、切合实际的解释。     

论精神损害赔偿

我国民事立法已明确地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它对保护公民的人格利益,提高我国人权的保护水平有着重大的意义。本文拟从精神损害赔偿的含义、性质、范围等方面,在结合各国立法的基础上以辩证比较的方法进行探讨,并对我国的有关立法提出相应的建议。     

论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三分说"取代"二分说"的缘由

本文简要概述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二分说,即"施事话语"和"记述话语"的区分说,但是,由于他的"施事话语"概念本身的不严格以及他的兴趣的扩展,他后来感到很难坚持"施事话语"和"记述话语"之间的严格区分,转而提出一个更为一般的理论即言语行为三分说:以言表意行为:以言施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并就奥斯汀先后提出的这两个理论的联系性和差异性,阐释了其理论发展的重要意义.     

论梁启超"诗界革命"的调适与定位

梁启超在"诗界革命"的伊始,提出了对诗歌"新意境"、"新语句"和"古人之风格"的要求,试图达到在旧体诗中表现新的现代性体验的目的。随着"诗界革命"的发展,梁启超又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来调适其中的矛盾,完成了"诗界革命"的历史定位,从中体现出两难的文化心态。     

论劳动价值论现代发展的几个问题

劳动价值论的现代发展,涉及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思想,引入现代科学方法,分析研究和解决现代经济中的核心问题.在研究的内容上应该将研究重点转移到资源优化配置上,尽可能采用现代数理方法、研究当代更加复杂的经济对象、建立多层次的逻辑结构、实现从规范研究到实证研究的转变.要求价值论不仅仅应该成为交换的基础,也应该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还应该成为度量人类社会财富的基础.目前在劳动价值论研究中需要解决研究规范、研究效率和信仰问题.     

"新民"和"趣味":梁启超实用化美论思想及其启示

梁启超力求把审美的外在目的和内在需求统一起来;把美对社会进步的间接作用与直接作用结合起来;把审美的自律和社会的他律结合起来.这些尝试和努力清晰地反映在其文学作品关于"新民"、"新小说"、"趣味"和"生活的艺术化"等思想的表述中."新民"和"新小说"启蒙民众的目的明确,彰显梁启超美学思想对进步、民主、科学和自由的精神追求;"趣味"和"生活的艺术化"潜蕴生活审美,用广义的生命趣味和艺术给审美以本体规定与价值定位."趣味"美论和"生活的艺术化"思想与"新民"和"新小说"思想折射出梁启超以真善美为价值取向的独特美学品格,对于今天的文化审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中国新闻发展的五个阶段

自1900年辛亥革命以来100余年的中国新闻发展史,大致可划分为"五个时代":1.从1900年到1949年为"呐喊时代";2.从1949年到1965年是"热情时代";3.从1965年到1978年是"口号时代";4.从1978年到1990年是"描述时代";5.1990年至今,中国新闻发展进入到了一个以知识为内涵的充满智慧的"策划时代"。     

关于高校“三个代表”“三进”工作的思考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大学生,做好"三个代表"的"三进"工作,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高校头等重要的任务.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及全体教职员工的广泛参与是"三进"工作的重要保障,充分发挥"两课"教师的作用是 "三进"工作的关键,结合学生的具体特点开展工作是"三进"工作的重要途径.     

论宋代保护奴婢人身权的划时代特征--据两宋民法看奴婢的人身权

宋代封建商品经济前所未有地高度发展,导致统治阶级的传统观念发生变化.民事立法新增了保护奴婢人身权的规定,其根据是编敕,而非<宋刑统>.奴婢由民事权利客体转化为主体,在封建社会法制史上,唯宋代独有.目前高校法学专业本科或硕士研究生用的<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在宋代民事立法的文中,或未见此说明,或引用<宋刑统>沿袭唐律的规定"奴婢贱人,律比畜产."皆不能反映这一律条在两宋已成具文的史实.     

广告语中模糊修辞的语用功能

以模糊修辞理论为基础,结合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和利奇的“礼貌原则”,对广告语中模糊修辞所发挥的多方面的、积极的语用功能进行论述,并进一步指出模糊修辞能使人们在理解语言和运用语言时更为合适得体。     

分工的意涵:优化经济还是整合社会--亚当·斯密和迪尔凯姆对于分工的不同阐释

对于分工现象,作为经济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创始人的亚当·斯密和迪尔凯姆都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但两人的视角颇为不同.亚当·斯密关注的是分工的经济意义,认为分工能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和一种自发经济秩序的形成;而迪尔凯姆认为分工的功能主要不在于优化经济,而在于它对社会秩序的整合意义.本文力图通过他们对于分工现象的阐释,比较初始阶段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在逻辑起点上和解释范式上的不同,并以分工观为例,进一步反思学科范式和现代社会科学体制中所需要的一种开放视域之间的张力.     

文艺研究新范式——洛文塔尔传播论文艺观解读

在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研究范式风行西方文艺理论界的时候,洛文塔尔就尝试着从"传播"的角度入手来分析西欧文艺发展到大众传播时代所出现的转型现象.作为第一个以"文艺传播"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批判理论家,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传播力场"和"理解力场"这两个颇具传播论色彩的理论范畴,从而开创出了在文艺与传播的"力场"中把握文艺的本质这样一种全新的文艺研究范式.洛文塔尔的这种从传播的角度对文艺进行规定的文艺观念,可以说是一种传播论的文艺观.     

关于北上抗日先遣队"得"与"失"的思考

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分析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的原因;又列举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四大历史功绩,肯定这支部队的"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