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匪患治理的实践与经验

匪患治理是极其复杂的社会工程。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土匪猖獗，严重威胁到边区政权稳定和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巩固抗日后方维护革命政权，陕甘宁边区政府从军事、政治、思想、社会等方面采取措施解决匪患，不仅取得了匪患治理的显著成效，有力推动了边区各项事业的深入发展，也积累了解决土匪问题的宝贵经验。     

改造“二流子”话语的再解读——以延安鲁艺文艺精神为中心

改造“二流子”话语以秧歌戏的形式表达出来，实则是延安时期党的文艺在为工农兵服务过程中对传统文学形式的借鉴与成功转化。成功改造“二流子”作为八十年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全社会、管理社会的重要成果，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除了保障根据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与道德风尚之外，实则为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管理全社会提供了一次成功的管理经验。延安文艺中的秧歌剧、小说创作则以现实主义为指归，积极呼应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实践，对这一历史壮举做出合乎历史，又关注世情与风情的写法，给后来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较为优化的思路。改造“二流子”是包括延安秧歌剧在内的延安文艺的重大题材之一。改造以好吃懒做、带黑恶流氓性质、影响边区生产生活稳定为特征的“二流子”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及政权建设的需要。改造“二流子”部分解决了边区政府的劳动力相对不足，有助于改善彼时广大乡村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成为延安整风运动的有机组成。在具体改造过程中，改造“二流子”带有翻身与“翻心”的双重性，翻身相对简单，“翻心”更具难度。改造“二流子”运动再现了延安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文艺治理，规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新乡村建设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乡村社会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和建设,边区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旧的社会陋习被新的社会风俗所取代;乡村社会保障系统初步建立;＂二流子＂得到全面改造。边区的新乡村建设取得了成功,对新时期的新农村建设可提供经验教训和参考。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几个问题

社会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这一政策的目标一是扫除文盲,二是提高民众的政治水平、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政治参与的热情。由于传统的文化背景、民众对识字的生理和心理负担、在社教中强化政治教育而弱化识字教育以及边区的经济、文化基础薄弱等多种原因,使扫盲的实际效果与扫盲理想相差甚远。边区的社会教育既是群众性的扫盲运动,又是比较彻底的社会动员,后者显得更重要、更突出。民众接受社会教育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中共在乡村政权的认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实现了在边区乡村权力主角的转换,并通过社会教育控制了全部乡村社会资源。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二流子改造运动

战争、贫穷、落后和无秩序是二流子滋生的温床。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二流子改造运动是边区社会改良和国民教育工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具体步骤。边区政府和人民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对边区内存在的二流子采取正面教育为主，法律强制为辅；“一面由政府监督，一面由群众劝说”的改造方针，并注意与其它工作密切配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留下了宝贵经验。这一切，对当前我国的两个文明建设尤其是精神文明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     

试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土匪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土匪作为一种病态社会现象,它的产生发展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根源。它是各种社会及自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要彻底消除匪患,解决土匪问题,必须把握其产生、发展的独特规律,采取综合的手段,标本兼治,在武装清剿的同时,更要注意社会的全面改造。边区清匪斗争的胜利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     

陕甘宁边区二流子改造及其影响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二流子的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后方稳定。中国共产党对此采取了政府强制、说服教育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治理方略。对二流子的成功改造提升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与执政信心，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力，同时获得了劳动改造人的基本经验。探究和总结这段历史，对当前倡导劳动致富价值观、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活力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参考价值。     

试论陕甘宁边区时期的陕北匪患

陕北土匪抢劫烧杀群众,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边区基层政府的建设,严重影响陕甘宁边区的稳定和发展。灾荒、战乱、部分哥老会反动分子的存在是陕北匪患产生的历史和社会根源。边区政府采取了军事清剿、法律制裁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手段,消除了陕北匪患,稳定了边区的社会秩序,使边区人民生命财产得到了切实的保障。     

20世纪30年代豫西南土匪横行的社会根源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加强社会控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剿灭土匪.河南省府在20世纪30年代也曾积极采取剿灭土匪、安定民生的措施,但由于政府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病,导致无法解决国家权力向乡村渗透与其行政效率低下之间的矛盾,产生土匪的社会根源得不到根治,匪患成为民国社会无法摆脱的恶瘤.     

国家建构视角下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

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视角对20世纪80年代村民自治以来的中国乡村权力结构进行学理性分析。分析表明,"权力结构变革"问题的实质系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相互冲突博弈的结果,是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其深层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要求。现代国家建构的根本目的是整合国家与社会、市场的关系,在建构过程中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举体制的普遍推行,权力合法性来源渠道发生变化;二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村民自治范围的扩大。国家实行"权力下放",把更多的职能逐渐交还给基层社会,同时为避免乡村"失序",又"民主下乡",创新乡村社会治理,重建乡村秩序。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原因初探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巩固陕甘宁边区的民族统一战线,为了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摧残人权的种种罪行,有效地同国民党进行争民主的政治斗争;为了消除边区的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不良影响,更好地巩固和建设边区;为了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造就一批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国际盟友,陕甘宁边区政府一方面领导边区军民英勇抗敌,另一方面又在边区实行维护和保障“人民之人权”,从而使这块抗日根据地的人权状况在当时的中国是最好的,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中小学教育的特点和意义

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中心。在这里,为了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带领边区人民进行了经济文化建设,并创立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其中中小学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促进了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建设,改变了陕甘宁边区落后的文化面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陕甘宁边区和谐社会的观察与思考

为了发掘我党在陕甘宁边区执政的历史经验,为我国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寻求借鉴和启示,通过对边区政权建设史料的研究,并按照胡锦涛同志提出的新视角重新审视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形态和建设成就,采用列举、类比和论述的方法,观察与思考陕甘宁边区的执政理念和实践,证明了边区和谐的政权形式应该是我党执政的常态。而追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回归和升华。     

我党引导陕甘宁边区妇女争取经济独立的重要实践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广大农村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积极投身生产运动,使其家庭处境和社会处境得到改观,促进了妇女主体意识的萌生和人们对妇女解放运动的认同与协作,更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妇女根本利益的代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政治文明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重大理论成果。政治文明的发展有赖于社会的和谐,而和谐社会的创建和维系离不开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过程。结合中国的历史和国情现实,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对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具有关键性作用。     

论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禁毒法规及其特点

中国共产党在严峻的战争环境中将肃清烟毒作为社会革命的重要目标之一,确定禁烟禁毒为党的基本政策,并颁行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治理烟毒法规是中共借鉴国民政府、陕甘宁边区相关法规,参酌华北区域烟毒实态特点制定而成的,既有宏观政策,也有各种法规条例,涉及禁止种贩售吸、缉私、奖惩等诸多方面,为查禁烟毒工作提供了立法保障。这一时期的禁毒法规具备鲜明的特点。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公营商业经营中的几个问题

由边区政府直接经营的公营商业和各"机关商业",在承担保障机关、学校、部队物资和财政供给、稳定市场的任务中贡献极大、起到关键作用.特别是皖南事变之后的公营商业由供给型转为经营型,经营方式、手段进一步丰富,经营效益进一步提高.虽然边区公营商业在运作中存在不少问题,但它能根据边区内外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根据党和政府主要任务的变化,及时调整经营目标,不断寻求合适的经营方式.     

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烟毒的状况及影响

虽然历届政府均实施禁烟政策,但由于军阀、土匪的参与、包庇、外国尤其是日本的走私贩运以及烟毒贸易巨额利润的引诱等原因,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的烟毒问题仍相当严重。不但具体表现在种、贩、运、售等产销渠道,更表现于数额庞大的消费群体。烟毒对华北农村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不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对个人、家庭与社会都有极大的危害,还激化了道德败坏、盗匪猖獗等社会问题,使原本动荡的社会秩序更加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