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与“二拍”商人形象之比较

三言与二拍中都描写了大量的商人形象,但两者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三言中的商人重情重义而二拍中的商人重利。这和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导致人们观念的转变有关,更与编撰者的创作意图有关。冯梦龙注重小说的教化功能,所以用作品中的人物劝戒商人重情重义;而凌濛初书商的身份决定了牟利是他的终极目标,自然要迎合读者的欣赏趣味。     

“三言二拍”中的商人与商业意识

"三言二拍"是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经典之作,也是市民文学的代表,它的杰出贡献之一是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晚明社会一系列的商贾形象,同时为我们描述了晚明社会特殊的、处于新旧交替状态的商业意识和商业道德观,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人物形象和社会形态.     

由“三言”、“二拍”看明代社会的新变

明代中晚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市民文学开始发展壮大,作为市民文学的代表作品“三言”、“二拍”从多方面展示了明代中叶以后的社会风情。首先,市民成为文学的新主角;其次,价值取向和社会理想的转变;另外,传统的婚恋观念也受到冲击。总之,“三言”、“二拍”描绘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给明代社会带来的新变,可谓是一幅...     

从“三言”“二拍”看明代人口贩卖现象

"三言""二拍"中有关人口贩卖的篇目多达三四十篇,大致可分为亲人贩卖、主人发卖和人贩拐卖三类。人口贩卖既与"钱本位"下的生存压力有关,也与社会黑暗、盗贼猖獗相关。小说对人口贩卖的描写,使我们感受到了封建社会女性地位的低下、忠孝观念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以及明末贞洁观念的渐趋淡薄。     

论“三言”“二拍”中的媒婆形象

在“三言”、“二拍”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中经常有一批媒婆的身影在活动着,她们有时主动出面,成为演绎男女婚恋悲欢离合故事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情节线索.特别是在少女与情人见面、私定终身、大胆私奔或是少妇红杏出墙的故事中,这些作为配角出场的媒婆往往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她们的形象塑造有着明显的类型化趋势：贪财图钱,利字当头;能说会道,巧舌如簧;瞒天过海,连蒙带骗.她们的形象虽不够丰满,却在小说叙事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性作用.     

“三言”“二拍”中的徽商生活与徽商形象

“三言”“二拍”着力刻画市井百态,商人生活是冯梦龙和凌(氵蒙)初关注的焦点之一。它们反复渲染经商不易,明确表达了两位作家对于商贾生活的理解和对商人命运的深切同情。其中所描写的商人,尽管全国各地都有,但要角无疑是徽商,5部短篇小说集画出了他们的各种形象。这一个个艺术形象,映衬出一幅明代商人、尤其是徽商生活的多彩画面,这幅画面是对正史的重要补充。商人是人,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现实中人,所以“三言”“二拍”中的徽商形象,正反两方面角色都有,但正面人物明显居于多数,徽商中不乏正人君子,对于研究冯梦龙和凌(氵蒙)初的思想,这一点需要加以注意。     

“三言二拍”中僧尼形象分析

僧尼形象是"三言二拍"众多人物形象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僧尼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正僧尼、邪僧尼和高僧.这些僧尼形象体现了晚明的社会思潮、因果观念和女性观念的多层意义.     

近十年以来“三言”“二拍”研究综述

新世纪以来的＂三言＂＂二拍＂研究有别于上世纪的地方在于文献考证方面的成果较少,研究视线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文本本身的解读,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人物形象研究;为某种人物形象和社会现象的出现探索原因,结果往往归于社会思潮和文化影响。     

明朝中后期女性婚恋伦理观的嬗变——以“三言”“二拍”为例

＂男尊女卑＂是中国千百年不变的封建伦常,女人在儒家的人伦秩序中被放置在＂从属＂地位。为了确保男性权力的绝对统治地位,儒家大儒为女性制定一系列道德规范＂。三从四德＂是其最核心的伦理规范。这些伦理规范严重束缚了女性的生命激情,将女性绑架在了男性视野下,成为可悲的附庸品。＂三言＂＂二拍＂充分肯定人欲的正当性、合理性,与此同时,也对传统的贞操观进行了强有力的挑战。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萌芽,使得明朝中后期的妇女逐渐摆脱了＂一女不可嫁二夫＂、妇女必须＂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的禁锢,女性贞操观念比以往淡薄,贞操不再是唯一严苛评判女性道德的准则。女性开始冲破传统礼教的束缚,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从＂三言＂＂二拍＂中的大家闺秀、小家碧玉、青楼歌伎的婚恋观念进行分析,对明朝中后期妇女婚恋观加以阐释,从而得出当时妇女追求婚恋自由的合理性。     

论“三言”“二拍”的钱财观

“三言”“二拍”是中国古代最多写到商业、商人及市民文化的短篇小说集,因而研究作品中所显示的当时民众及作者的钱财观,对给作者的思想观念进行定位很有意义。本文根据“三言”“二拍”中的大量相关故事,梳理了故事本身及作者在钱财方面的五方面的观点,并由此认为,作者对当时普通民众生活有较深入的了解,但他仍是个传统文人。     

"三言""二拍"俗语词释义

明代拟话本小说集“三言”“二拍”使用了大量的俗语词。这些俗语词或选自不同时代的作品,或源于不同地域的作者,因而作品也就包含有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语言成分,其来源与成分相当复杂。过去有学者往往一概将其视作吴语,这是不正确的。此文考释了作品中的十个俗语词,供汉语词汇史研究者和拟话本小说读者参考。     

开拓宋代史料的视野与《三言》、《二拍》

过去往往因《三言》、《二拍》成书于明代而将其视作研究明代历史的史料。其实《三言》、《二拍》中一部分脱胎于宋人话本,是可作宋代史料使用的。宋人话本并无原始的宋本传世,现存的多系元明时期刊印,故后人的窜改就势不可免。《三言》、《二拍》中若干取材于宋人话本者,往往成为宋元明三代社会生活和名物制度的杂烩,这是使用此类史料时必须注意的。     

唐人小说对"三言二拍"素材与成书方式的影响

从“三言二拍”在入话、正话中利用唐代小说素材方面的情况考察 ,可得到一系列相关结论 :“三言二拍”三分之一的卷目取材于唐代小说 ;具体素材出自唐代小说原作及宋、元、明时期的野史笔记、话本、戏曲等各类著作 ,冯梦龙的《智囊》、《情史》等书是重要的取材中介 ;《拍案惊奇》的创作特点与“三言”一脉相承 ;《二刻》则以取材近世为主 ,较多体现了自主创作的特点。     

明代中后期中国东南沿海与世界贸易体系——兼论月港“准贩东西洋”的意义

欧洲早期殖民者的商业扩张,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东亚历史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同时也借助东亚原有的朝贡网络编织起更为广泛的贸易体系;中国东南沿海的部分岛屿、港口由此而纳入了16世纪之后以欧洲人为主导的新的世界贸易体系.明政府选择月港为私人海上贸易的开放港,是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体现了封建王朝的保守性.     

明中后期的居士佛教初探

从明代万历初期始,居士佛学兴盛。明中后期士林佛学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遁入空门又不甘寂寞的上层僧人与信佛的官僚在都市的结合;另一种是厌世的文化人和劳苦大众同中下层僧侣在山林的结合,而居主导地位的是前者,正是这种结合推动了明后期佛教的复兴。明后期的居士们或念佛参禅,或诵经并潜研佛理,禅净合一的修行法门乃是最常见的修行方法。当时的居士大多当初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后来由信仰孔孟儒学转而信奉王氏心学,再而皈依了佛教,所以在哲学思想上反映出了禅理与心学相杂,又处处倡言儒释融通的特点。     

明代诗学辨体理论的尊体意识与典范意识

诗学辨体理论研究,是对文学文本文体形态及其风格特征本身的研究,具有独特的批评史意义。明代是我国古代诗学辨体理论的总结期。明代诗学辨体理论的繁盛突出表现在严格的尊体批评与诗文体制之辨,以及文学典范意识的确立与古近体诗之辨。     

清末民初铁路与生活观念

清末民初,铁路的出现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中生活观念的变化尤其令人注目。铁路的开通使沿线地区人们的时间观念由模糊的时段精确到时点,空间感知由静止向流动转变。随着铁路的延伸,火车渐渐成为人们的普通交通工具＂,少不入川,老不入广＂的传统出行观发生了转变。为了改善生活,谋求发展,人们通过铁路交通来到沿线城市就业,寻求商机。人们的思想观念也由原来的保守、封闭转变为开通、趋新,并以开放的心态来认识和接受新事物、新思想,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和平等观念。     

实践与对象的观念化和观念的对象化

人的实践活动与动物的活动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动物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二项结构”,人与对象的关系“三项结构”。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实践对象的观念化和观念的对象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其间需要借助于实践工具 ,建立人所特有的第二信号系统以及通过语言符号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