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殖民与返殖民：1980年代中国文学思潮再解读

解殖民与返殖民两种话语是1980年代中国文学思潮的一个重要主题,两者的对抗贯穿了整个历史时期,并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1980年代的大多数文学现象、思潮、流派都是在两种话语互相竞争的文化框架中产生、发展和消失的。深入分析两者的互动机制是重新进行“八十年代言说”的重要途径。同时,这种互动机制也是半殖民视野中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组成部分。     

文化殖民反思与中国特色新闻学的话语构建

文化殖民现象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的推进,一跃成为当代人类社会的一股潮流。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自身在传媒技术与新闻文化的主导地位,无意识、下意识或有意识地推销其新闻文化制品和新闻价值观念,推行新闻文化殖民主义。面对此境,中国新闻界应旗帜鲜明地提高维护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自觉意识,蠲涤新闻殖民主义的影响,最根本的是要构建起中国特色新闻学的话语体系。     

后殖民视野中的话语殖民及其实现途径——1940-196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人物话语分析

后殖民理论认为,文学作品在进行革命和现代性话语的书写中,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运用多种叙事策略,将后者所预设的一整套意识形态话语作为高级文化,系统改造作品中人物的语言方式和思维世界,从而将传统、本土话语逐步替换,已达到革命意识形态所设定的语言世界,形成对社会的系统改造。在1940-196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中,饱含革命意识形态内涵的新话语逐渐渗入乡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日常生活用语中。这种小说中人物的言说方式的变化,是革命和现代性话语对乡村话语体系和思维世界的一种征服,由此建构了革命意识形态的现实注脚,其实质是一种话语殖民。本文以后殖民理论中的话语殖民为分析工具,讨论这种文学现象的实现机制及其政治文化内涵。     

殖民话语的隐性书写——重读《野草在歌唱》

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多丽丝·莱辛的第一部小说《野草在歌唱》毫不掩饰地描绘了种族隔离制度下南部非洲的社会现状,表达了对殖民地人民的深切同情,闪耀着浓郁的人道主义光芒。然而,作为反殖民主义的书写,小说在批评和反思殖民主义罪恶的同时未能超越殖民话语的限制,暴露出西方文学传统中所特有的殖民性对其产生的影响,呈现出殖民话语的隐性书写。     

从假洋鬼子到旗袍:中国近现代租界与被殖民文化的主体性

不同于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突显西方殖民文化的话语霸权，普拉特“接触区”理论和霍米·巴巴“居间”空间理论都强调了被殖民文化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中国近现代租界就是中西方文化相互交流的“接触区”或“居间”空间。异质文化冲突有不同应对方式，暴力冲突是历史上常见的但并非唯一应对方式。假洋鬼子和旗袍作为租界新型混合性文化的产物，因其双重文化身份成为联结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纽带，为中国本土文化社群所利用，以此强调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通过这种方式，中国本土文化社群将对西方文化的消极文化接受转换为对本土文化的积极文化输出，保持了自身的地位，从而在中西文化之间取得了微妙的平衡，其实质是非暴力的文化抵抗和温和的文化合作。这是中国文化在不平等跨文化交流实践中形成的应对策略，对于拓展后殖民理论和推动新世纪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对于其他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的文化建设提供“中国方案”，均具有某种范式意义。     

后殖民语境中“蝴蝶”意象的解读

通过被定格的东方“蝴蝶”形象和西方一厢情愿的“蝴蝶梦”,华裔美国剧作家黄哲伦在《蝴蝶君》中戏剧化地再现了一度在西方世界中被误现的“第三世界”的集体遭遇;有效地解构和颠覆了西方殖民话语;展现及诠释了霍米·巴巴所提出的“文化杂糅”和“第三空间”的概念。     

从《黑暗的心》看康拉德对殖民主义的矛盾态度

本文主要通过分析《黑暗的心》中殖民话语的矛盾性,从而揭示康拉德对殖民主义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他在小说中揭露了欧洲殖民者的虚伪、残忍和贪婪,另一方面他又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支撑殖民侵略的西方意识形态。     

“万国公法”的思想权威

近代之初,以增强文明意识与解决国际关系所面临的危机为前提,万国公法在日本得到了传播.然而,以万国公法为武器进行殖民侵略的西方列强的本质被充分体得与认知后,日本便迅速走上了利用万国公法构筑霸权体系的道路.其特征表现为:在还没有摆脱列强的殖民枷锁之际,日本便急于将同样的枷锁套在东亚其他国家的头上,并不断利用万国公法营造殖民话语.从文明意识到霸权体系再到殖民话语的演进过程中,日本人最大限度地“活用”了万国公法的“思想权威”.     

《到灯塔去》的后殖民主义解读

基于弗吉尼亚·伍尔夫生活在大英帝国由盛转衰时期,所以帝国意识及文化建构必定对其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以后殖民主义为理论基础探讨伍尔夫在其小说《到灯塔去》中积极地表述了以帝国主义文化扩张为表征的殖民话语,毫不掩饰地表达了欧洲文化中心论,种族优越论的思想,从而显示了隐藏在文本之下的伍尔夫的潜在的殖民意识。     

《蝴蝶君》的话语权之争

黄哲伦的《蝴蝶君》以人物聚散的离奇情节与细腻的心理刻画有力地颠覆了东方对西方依存关系的虚假命题。作者在其作品中试图解构东方主义、反击文化殖民并颠覆西方殖民话语权。由于作者的文化身份、成长经历以及他身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局限性,作品对东方主义的解构是有限的,特别是剧中人宋利伶的角色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他被看作是颠覆殖民话语的一次努力尝试,另一方面角色本身却强化了西方对东方的固有成见。     

殊途难同归——试析《鼓王》后殖民语境中体现的文化关系

玛格丽特·劳伦斯在短篇小说《鼓王》中清晰地勾勒出宗主国文化与土著文化相遇、浸润、相斥、决裂的走向图 ,对这个过程中两种文化的代表在不同情形下不同心理态势的剖析表明文化误读带来了外来强势文化与土著文化的短暂共存 ,然而前者对后者殖民化、边缘化的征服欲望导致弱势文化为维护自身整一性而进行的不断抗争。宗主国文化暂时的中心地位最终被看似柔弱而坚韧不屈的土著文化成功消解 ,不得不离开这片理想“家园” ,而两者在撞击后也演绎出了耐人寻味的后殖民文化     

狂欢中的身份建构——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中的狂欢精神

加勒比狂欢节起源于殖民种植园这个特殊的文化空间,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种植园主与奴隶、秩序与混沌等多种对立因素之间的冲突、斗争、商讨和妥协中产生。对于加勒比作家来说,狂欢化是一种想象历史、重述历史、并赋予历史以新的意义和价值的一种方式。狂欢节(以及狂欢精神的其他许多方面)给加勒比作家提供了一种将大众变成人民,探索为自由而斗争、肯定自己道路的意义的工具。加勒比狂欢节既唤醒了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加勒比各族群的民族记忆和族裔身份意识,也促进了一种新的、混杂的本土身份意识的形成。     

奈保尔对后殖民文化身份的解析——以《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中的无根边缘人为视角

后殖民主义作家奈保尔受多重文化的影响,身份混杂,处于＂无根＂的生存状态。奈保尔既对前殖民地国家的文化历史进行无情的批判,同时又对宗主国文化不能完全地认同。奈保尔的这种后殖民文化身份认同危机使他创作出许多渴求寻找家园的无根边缘人形象,《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中的比斯瓦斯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奈保尔认为作为边缘人的殖民地人民追求身份、社会地位的努力以及对＂中心＂的渴望都是徒劳的。无根边缘人对家园的寻找,实际上就是奈保尔对文化归属的不断追求与思考。     

博弈下的暗涌——解读20世纪中期英国加勒比流散文学

20世纪中期英国殖民统治逐渐走向衰落,与此同时美国正在迅速崛起,曾称霸一时的英国文化面临着被其取代甚至同化的危机。因此英国文化不断寻找着既能助其保持殖民统治,又能抵制美国化的同盟军。它们在英国加勒比移民文化中找到了可团结的力量,以此一度对加勒比移民采取拉拢的态度。反映在文学上,加勒比流散文学也需要这种拉拢才能得到英国主流文化的承认,并确立其在英国的地位,因此欣然接受拉拢,甚至主动向其靠拢;但流散书写总是不断对自我身份进行重新审视,这使加勒比作家进一步反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其的统治。由此,二者之间虽呈现出短暂的、反常的融洽,但这种平衡终究会被打破。20世纪中期英国加勒比流散文学正是这一特殊时期的典型反映。     

抵抗与包容——后殖民语境下“尼日尼亚四部曲”的文明冲突研究

尼日尼亚后殖民批评先驱钦努阿·阿契贝的＂尼日尼亚四部曲＂,鲜明地呈现了以尼日尼亚为代表的非洲传统文明和以欧洲中心主义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文明冲突所带来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困境。在后殖民语境视角下,探究钦努阿.阿契贝对文明冲突和走出困境的思考。可以看到,他在苦苦寻找摆脱黑暗的出口之后,指出对以尼日尼亚为代表的非洲前殖民地国家来说,只有坚守本民族优良文化传统和吸收西方文明精华,才能获得民族身份认同和重塑民族形象,真正步出困境之门。     

愤怒的"她"声--解读金凯德作品《弹丸之地》

加勒比海女作家金凯德的《弹丸之地》因其对殖民主义者及其跟随者的无情抨击,而令诸多西方文学评论家感到如鲠在咽,但它的确揭示了殖民的罪恶和负面影响,尤其是后殖民主义进行的思想奴役,令前殖民地人民丧失了独立平等的民族身份.前殖民地人民受殖民者资本主义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左右,陷入对物质享受和强权文化的盲目崇拜中,对在经济上暂时落后的本民族失去信心,消极被动,出现了落后愈落后的"马太效应",亟待寻找新出路.     

大学英语教学与中国文化教育

由于自身历史原因和西方文化的侵入,中国文化已陷入了失语与被殖民的境遇之中。在大学英语教材、教学与考试等环节中融入中国文化内容,可以将大学英语教学与中国文化教育有效地结合起来并最终实现双赢。     

后殖民主义视角下归译与异译的统一性——由汉语欧化引起的思考

后殖民主义理论视角的关照下,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均反映了隐藏在译文背后的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争斗,即弱势的被殖民文化在面对处于中心地位的西方文化时,由于相对权力地位的落差而寻求恢复自我的话语权,并通过权力运作策略向中心趋近。因此,二者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主体,在寻求话语权这一本质上存在着统一性,其间的差异只是复杂和程度的不同而已。     

语言帝国主义与语言民族主义的较量——析阿金乌米·伊索拉《英语的用处》

本文运用后殖民主义相关理论对尼日利亚当代著名双语作家伊索拉的短篇小说《英语的用处》进行了解读。殖民地在获得独立之后,殖民者的语言——英语,作为权力和身份的象征,继续对前殖民地人民施加精神戕害。而面临这种语言帝国主义对土著语言和文化生存的威胁,被殖民者通过对英语的模拟、变形,把它从高高在上的圣坛上拉下来,使之成为一个被解构的对象,成为一个可笑的、虚张声势的"纸老虎"。小说反映了处于边缘地位的土著语对处于中心地位的英语的解构与颠覆。作家的母语写作实践也证明:在后殖民语境下,土著语所代表的语言民族主义是反抗语言帝国主义的有力武器。     

《等待野蛮人》中主奴关系的殖民体现

黑格尔的主奴关系范式是殖民文学和后殖民文学的重要理论。在库切的《等待野蛮人》中，这一理论得到充分的体现。以乔尔上校的第三局为代表的帝国在非洲大陆以绝对主人自居，行使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对土著居民施加身体暴力和心理暴力。而作为奴隶的被殖民者完全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和决定权，他们的命运掌握在主人的手中。他们只能听天由命，以沉默面对剥削和压迫。但在深层意义上，这种不平等的主奴关系的后果是同构式压迫，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主人和奴隶都无法逃避它所带来的异化和心理压力。